为什么还要读乌托邦

从地铁里的抱怨说起

一个周一的早晨，北京地铁十号线，列车在国贸站停靠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压低声音打电话：「通勤单程一个半小时，房租吃掉工资的三分之一，对门住了半年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电话那头似乎问了句什么，那位乘客提高了嗓门：「你说理想生活？我现在就想有一个不用挤地铁、不用合租、不用看房东脸色的住处，这要求高吗？」

列车启动，车厢晃动，那句话被淹没在广播报站声里。但我盯着窗外掠过的隧道灯光，想起了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实：五百一十年前的某个冬天，伦敦塔的监狱里，一个中年男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他叫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当时因为拒绝承认新任国王亨利八世在宗教事务上的最高权威，正等着被送上断头台。在那段漫长的等待里，他写完了《乌托邦》（*Utopia*）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

那位地铁乘客的问题和莫尔的问题之间，隔着五百多年的物理距离，却共享一个底层的困惑：所谓「理想生活」，究竟只是一种个人化的抱怨，还是一个可以被公开讨论、可以由人类集体去追求的目标？

这正是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在 21 世纪读一本写于 1516 年的小册子，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是怀旧，也不是对古典名著的某种义务性致敬。读《乌托邦》的真正理由，比这两者都更具体，也更迫切。

一本小书如何撬动了一个传统

《乌托邦》全书不到十万字，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一个叫希斯拉德（Hythloday）的航海家，与莫尔本人以及其他几位人物之间的对话，讨论当时欧洲社会的种种弊端；后半部分是希斯拉德描述自己在「乌托邦岛」上的见闻——一个财产公有、按需分配、公民轮流务农和做工、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治理、没有货币的城市国家。

如果只看后半部分，读者很容易得出一个误判：莫尔在描绘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国。但这是对《乌托邦》最大的简化。莫尔真正做的事情，其实藏在书名里。

Utopia 这个词，是莫尔自己造的。它由两个希腊语词根拼成：「ou」意思是「无」、「没有」，「topos」意思是「地方」，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不存在的地方」——这层意思写作 outopia。但莫尔同时让它谐音另一个词：「eu」意思是「好的」，「topos」仍然是「地方」，合起来就是 eutopia，即「幸福的地方」、「美好之地」。同一个词，既不存在，又美好——这个双关，就是《乌托邦》全书的钥匙。

这个双关意味着：莫尔笔下的理想社会，既是一个他真心向往的地方（eutopia），也是一个他知道在现实地理中找不到的地方（outopia）。理想与不可及，正面相对，同时存在于同一个词里。这就是为什么五百年来，几乎每一个严肃讨论「理想社会」的作家，都会回到莫尔这个词面前。

《乌托邦》的第二个开创性意义，在于它把「理想社会应当如何」这个问题从私人领域搬到了公共讨论的桌面上。在莫尔之前，人类当然有过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天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这些想象的共同特征是：它们要么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黄金时代、尧舜之世），要么发生在遥远的彼岸（彼岸、彼世），要么发生在作者独自想象的精神空间里。它们更多是个人沉思的对象，而不是集体讨论的起点。

莫尔做的事情不一样。他把「乌托邦」写成了一个可以被详细描述、可以被讨论、可以被反驳、可以被模仿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细节令人吃惊：全岛一共五十四座城市，每座城市固定六千户家庭，城市之间规模均匀；公民每两年要在乡间和城市之间轮换一次，以避免任何职业世袭；所有人必须参加农业生产，至少两年；金子和银子被用来做马桶、镣铀、罪犯身上的装饰物，目的就是让这种金属贬值；岛上没有律师，因为法律规定得极其简洁；宗教信仰自由，所有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神，只是不允许攻击别人的信仰；对外战争只在三种情况下被允许：自卫、帮助被侵略的盟友、解放被独裁者压迫的人民，战争中被俘的敌方士兵要么被处死、要么被罚做奴隶。这些细节单独拿出来看几乎都充满争议，但放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可以被讨论的具体方案。

财产怎么分配？劳动怎么组织？官员如何选举？对外关系怎么处理？奴隶制度该不该存在？女性在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在 1516 年之前，几乎没有一本严肃的著作系统地讨论过。莫尔把这些问题摆到了台面上，邀请读者和他一起思考。

这并不是说《乌托邦》本身给出了多么令人信服的答案。事实上，岛上的制度有不少令人不安的地方：奴隶制被保留下来，战争作为合法手段存在，部分群体被剥夺政治权利。莫尔的「理想国」远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恰恰是这些缺陷，让这本书具备了真正的思想价值：它示范了一种思考方式，把一个具体社会的设计当作可以争论的议题，而不仅仅是神启的真理或者永恒的秩序。

一个词的语义漂移史

「Utopia」这个词从诞生到现在，意思发生过几次剧烈的转折。把这些转折理清楚，是我们今天还能用好这个词的前提。

在莫尔自己那里，「乌托邦」是一个同时包含渴望与不可及的复合词。它既指向一个美好的地方，也坦然承认那个地方不在地图上。这种诚实的张力，是后世很多乌托邦作品反而丢掉的东西。后来的乌托邦小说家——比如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往往只保留了「eutopia」这一层意思，把自己笔下的理想国写得过于完整、过于自洽，反倒失去了莫尔那种诚实的自我怀疑。

到了 18 世纪，情况开始变化。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乌托邦」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贬义。当时的思想家，尤其是大卫·休谟、埃德蒙·伯克这一脉，开始用「乌托邦」来指代那些不切实际的、忽视了人性弱点的社会改造方案。在他们的笔下，「乌托邦主义者」几乎等于「空想家」：只会在书斋里描绘完美社会，却不知道如何在真实世界里落实。休谟在他那篇讨论完美共和国的论文中明确指出，任何忽视「私利」、「虚荣」、「党派」这些现实因素的政体设计，都只是乌托邦。伯克则在《法国革命反思录》里反复警告，「形而上学的政治学」（也就是乌托邦式的政治设计）会把国家拖入灾难。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贬义用法：面对冷酷的工厂、拥挤的贫民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乌托邦」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而不是对现实的改造。那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乌托邦」当作他们笔下反面角色的标志：那些主张废除私有制的空想家，那些相信可以用道德说教解决一切问题的改良者。

但语义漂移并没有在贬义化那里停下来。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上半叶，「乌托邦」这个词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反向运动。空想社会主义者，如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开始重新使用这个词——但用法变了。他们承认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但同时强调，自己的方案是基于对人性、对工业、对合作的科学观察，并不是闭门造车。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提出了一个更精细的区分：他们把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把自身的理论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也清楚：彻底改造社会的目标——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按需分配的未来——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承诺。马克思那句著名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表述——它描述了一个没有稀缺、没有阶级、不再有国家的未来，那个未来显然不在任何地图上。

这段历史留下的一个微妙但重要的遗产是：严肃的社会主义传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乌托邦，它只是给乌托邦换了一个更冷静、更技术化、更具操作性的外壳。20 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它们最终走得多远——其政治正当性的源头，都包含着一个乌托邦式的承诺：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20 世纪后半叶，「乌托邦」这个词又经历了一轮新的语义震荡。反乌托邦（dystopia）文学的兴起——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从扎米亚京的《我们》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把对乌托邦的警惕变成了现代政治想象的主流情绪。在这些作品里，对乌托邦的追求恰恰导致了极权：领袖以「完美社会」的名义剥夺个人的自由。「乌托邦」常常和「极权」、「灾难」画上了等号。

但与此同时，1960 年代以来的新左派运动、民权运动、生态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又重新把乌托邦当作一个正面的词来使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 1918 年写成的《乌托邦的精神》（*Geist der Utopie*），系统地论证了乌托邦不是人类应当抛弃的幼稚阶段，而是人类精神本身的本质维度：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始终能想象一个尚未存在的、更好的状态。布洛赫的工作在 1960 年代被重新发现，影响了一整代左翼知识分子。今天的生态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中，「乌托邦」这个词依然被郑重使用——他们说，乌托邦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乌托邦。

把这几百年的漂移放在一起看，「乌托邦」这个词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反复翻转。它曾经是「无处可寻的美好之地」，后来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再后来变成「对更公平世界的承诺」，再后来变成「极权主义的代名词」，再后来又变成「人类精神的本质维度」。这种摇摆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现代历史本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复拉扯。

下面这张图试图把这个语义漂移的过程直观地呈现出来：

```mermaid flowchart TD A["1516: Thomas More Utopia"] --> B["Double pun: outopia + eutopia"] B --> C["16-17th century: literary genre"] C --> D["18th century: Hume and Burke pejoration"] D --> D1["Utopia = impossible dream"] D --> D2["Utopia = ignores human weakness"] D --> E["19th century: industrial era"] E --> F["19-20th century: socialist reactivation"] F --> F1["Utopian socialism"] F --> F2["Marxist future society"] F --> G["20th century mid: dystopia wave"] G --> G1["Orwell Huxley Atwood"] G --> H["20th century late: new movements"] H --> H1["Bloch feminism ecology"] H --> I["21st century: contested concept"] ```

理解这张图，比记住任何一个具体的定义更重要。今天我们在日常对话中说「那太乌托邦了」、「我们不要做乌托邦式的承诺」时，往往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正在使用一个经过几百年语义漂移的词。这种不自觉，往往导致该词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话，变成互相错过的对话：一方在说「eutopia」（美好的地方），另一方听到的却是「outopia」（不存在的地方），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其实说的是同一个词的不同音节。

一本小书为何仍然是钥匙

到这里，本章已经回答了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什么是乌托邦？它如何从一个具体的书名，演变成一个跨越五百年的概念？但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没有解决：在 21 世纪读这本五百年前的小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问题层面看，人类进入现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争论——关于平等、关于福利、关于市场与国家的边界、关于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关于生态与增长的冲突——最终都会落到一个更深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共同生活？这个问题没法回避，但它又很难被直接回答。莫尔的《乌托邦》示范了一种处理方式：先把那个理想社会具体地写下来，哪怕写得不完美，哪怕知道它在地图上找不到，然后让大家去讨论、去反驳、去修正。读《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接受莫尔的方案，而在于学会这种把抽象问题具体化的思维方式。

从历史层面看，今天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很多政治概念——「人权」、「公民」、「公共领域」、「社会契约」、「按需分配」——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有一个可以被追溯的诞生过程。在这些概念的源头，很多都和「乌托邦」这个传统有关。比如，约翰·洛克在设计其政治理论时，明确提到过《乌托邦》的影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结构上明显借鉴了乌托邦小说对理想国家的描述；甚至 19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乌托邦作品之一，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也是直接以莫尔开创的这个传统为前提的。不理解乌托邦传统，很多现代政治词汇就失去了它们的历史纵深。

从个人层面看，读《乌托邦》还有一种更私人的意义：在我们抱怨通勤、抱怨房价、抱怨邻里冷漠的时候，那位地铁乘客的发言其实揭示了一个普遍的人类处境——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有限的资源想象一个更好的生活，但很少有机会把这些私人想象放到一个公共讨论的框架里去。莫尔做的事情，就是把这种私人想象变成了一种可以共享的公共语言。今天的读者重新进入这本书，往往会经历一种微妙的解放感：你突然发现，你脑子里那些模糊的、不成形的、不好意思对同事说出来的对更好生活的想象，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经被一个即将被砍头的中年人郑重地写下来了。

把这几个层面合在一起，「乌托邦」这个词在今天的意义就清楚了：它既不是「空想」的同义词，也不是「天堂」的承诺，它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把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当作一个可以被严肃讨论、可以被反驳、可以不断修订的公共议题。

莫尔自己留下的两个争议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有必要处理两个和《乌托邦》直接相关的争议。这两个争议本身不会得到定论，但它们示范了「乌托邦」这个词在历史上引发的典型张力，也示范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个概念时常常回避的难题。

第一个争议是「乌托邦」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 1929 年的论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区分：意识形态是统治群体用来维护现状的思想，乌托邦是被压迫群体用来颠覆现状的思想。这个区分看似清晰，但在实际历史中几乎没法一刀切地使用。比如，《乌托邦》这本书本身，在 16 世纪的英国显然是一种颠覆性的思想，但莫尔本人恰恰是国王的大法官，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写出来的乌托邦，究竟是「乌托邦」还是「意识形态」？曼海姆的理论在这里遇到了麻烦。读《乌托邦》的一个收获，就是意识到任何试图给「乌托邦」下一个永恒不变定义的努力，都会撞上这种边界模糊的案例。这不是理论的失败，而是乌托邦本身的特征：它天然处在「现状」和「变革」的交界处。

第二个争议是莫尔本人的人格。《乌托邦》是一本对私有制、对财富不均、对战争抱有深刻怀疑的书。但莫尔本人却是一个坚定反对异端、亲手迫害过异见者的天主教徒，最后因为拒绝服从国王而殉道。据记载，在 1530 年代初期，他亲自参与了对几位新教异端人士的审判和处决，其中包括一些在他看来散布「错误信仰」的人。这种个人品格上的巨大反差，让后来很多读者感到困惑：他究竟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在书斋里想象乌托邦、在刑场上却毫不犹豫地镇压异见的双重人物？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它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思想史上的伟大文本，往往出自并不完美的人之手。这一点，对今天的读者尤其重要——我们不必因为莫尔本人的缺陷而否定《乌托邦》的思想价值，也不必因为这本书而美化莫尔本人的全部行为。

处理这两个争议的最好方式，是把它们当作思考的入口，而不是终点。乌托邦传统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它不要求作者本人完美，也不要求方案本身无懈可击——它要求的，是把一个具体方案摆到桌面上，然后让讨论继续。这种「不完美但可讨论」的特征，恰恰是《乌托邦》区别于其他许多政治文本的地方。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那个场景：地铁上的乘客抱怨通勤、抱怨房租、抱怨邻里关系。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几亿城市居民共同的日常经验。把这个抱怨稍微推进一步，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城市生活？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就会撞上莫尔五百年前撞上的同一道墙：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私人想象的对象，还是公共讨论的议题？

《乌托邦》这本书给出的回答是后者。它示范了一种把私人想象转化为公共讨论的方式，示范了一种坦然承认自己的方案「不在地图上」、但依然坚持把它写下来的诚实，也示范了一种允许他人反驳和修订自己方案的开放态度。这些品质，在 1516 年是开创性的，在今天依然是稀缺的。

理解「乌托邦」这个词的语义漂移——从莫尔的双关，到 18-19 世纪的贬义化，到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重新激活，再到当代的反乌托邦焦虑与新乌托邦想象——本身就是在理解现代政治想象的历史轨迹。今天我们之所以还需要读这本五百年前的小书，不是因为它提供了答案，而是因为它示范了如何提出问题。

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那个把乌托邦写下来的人，他究竟是谁？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政治处境、他的宗教信仰，是如何塑造这本书的？这将是下一章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