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学者与他的技术之书

第 1 章 明末学者与他的技术之书

《天工开物》是明末学者宋应星刊刻于崇祯十年 (1637) 的一部技术著作。这部书记录了十七世纪中国在农业、手工业和日常生活用品制造方面的具体技艺：从稻麦的种植、蚕丝的纺织，到金属的铸造、车船的制造，再到纸张、颜料、糖盐的生产。它的书名"天工开物"四字，是从《尚书》《周易》中化出的成语，意思是顺应自然之力、辅以人工之巧，把万物从混沌中创造出来。

宋应星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一部记录工艺技术的著作，为何诞生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它在流传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这些是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下面，我们从作者的生平讲起，逐步走进这部书的内部。

1.1 时代与坐标：从奉新到分宜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生于万历十五年 (1587)。奉新位于赣西北山区，离省城南昌不远，是一个人文积淀深厚的县。宋应星的家族是当地的读书世家：曾祖宋景在明代做过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朝廷的高官；祖父宋承庆做过县学教谕；父亲宋国霖虽未取得显赫功名，但也以教书为业。家中藏书丰富，长辈以"读书应举"为家训。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主要的人生道路几乎被预先设定，即参加科举，进入仕途，光耀门楣。

科举之路对宋应星而言异常艰难。从二十九岁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起，到四十七岁 (崇祯七年, 1634) 终于放弃科举为止，前后共赴京五次，五次均未中第。明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士人要先在本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宋应星早年在江西通过乡试 (具体年份说法不一，多在万历四十年前后)，获得了赴京会试的资格，但此后五次会试全部落榜。这五次落榜的经历，并非毫无收获。

从江西到京师，路途遥远，来回要数月。宋应星每次都借机观察沿途的物产和工艺，记录所见的细节。他后来在《天工开物·序》中写到，他游历的范围相当广泛：从云南到辽东，从岭南到中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种游历并非闲散的观光，而是带着问题意识的考察：他想知道各地种什么作物、用什么工具、产什么物品。比如他在北方看到旱地种植的小麦、粟米，在南方看到水田种植的稻米，对比之下就能理解为什么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会形成。

崇祯七年 (1634)，宋应星第五次科举失败后，到江西分宜县担任教谕。教谕是县学的教官，负责教授县学生徒，地位不高，俸禄微薄，但工作相对稳定。这是宋应星一生中最为安定的一段时期，也正是在分宜的三年多时间里，他集中精力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和考察记录，于崇祯十年 (1637) 完成了《天工开物》的初稿，并在分宜当地刊刻出版。分宜是当时重要的造纸和木材集散地，宋应星能够就近访问工匠、观察生产过程，这是他选择在此刊书的部分原因。

宋应星的科举失败，是那个时代务实学者共同面对的困境。明代后期的科举制度日益僵化，考官重视的是八股文的形式规范，而非实际学问的广博深远。一个长期关注"百工之事"、把心思放在田间地头和工坊作坊的人，在这样的考试制度下很难脱颖而出。宋应星并非学问不够，而是他的学问用错了地方：用在科举上不对路，用在田野考察上却恰到好处。这种情形，与比他稍晚的徐光启 (1562—1633) 类似：徐光启也是科举不顺但最终转向实学，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

宋应星一生还写过几部书，包括《野议》《谈天》《思怜诗》等。《野议》是议论时政的文章集，针对明末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提出建议；《谈天》是讨论天文学的小册子，涉及日食、月食、星辰运行；《思怜诗》是他的诗集，反映了他对时事的关怀。这些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影响也有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唯有《天工开物》一部。这部书，足以让他在中国科技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顺治年间，明亡之后宋应星一度出家为僧，法名如盈，晚年又还俗归家，于康熙初年去世，享年约八十岁。

1.2 成书与版本流传

《天工开物》初刻于崇祯十年 (1637)，刻书地点在江西分宜。这一年是明思宗 (崇祯帝) 即位后第十年，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和辽东战事的双重压力下风雨飘摇，但东南腹地的江西、福建一带，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初刻本《天工开物》是用木版雕印的线装书，全书三卷，附有大量插图 (共计 123 幅)。宋应星在自序中写到，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让"天下后世"知道"百工之事"，并强调"贵五谷而贱金玉"，即重视民生实用的物品，而不是奇技淫巧。这种立场，使本书在后来被划归为"科技著作"，但在宋应星自己看来，他是在做"经世致用"的学问，把儒家的关怀延伸到工农业生产的现场。

初刻本刊出后，在明末清初曾有少量流传，南方的一些士大夫曾经读过此书并留下记录。例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方以智 (1611—1671) 在其著作《物理小识》中引用过《天工开物》的内容。进入清代之后，这部书的命运急转直下。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对"技艺"类著作持轻视态度，认为它们"无关圣贤之道"。清代乾隆年间 (1736—1795) 编纂《四库全书》时，《天工开物》未被收入馆藏 (有学者推测是因为书中有大量工艺图谱，编纂者认为不符合"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这部书在清代中后期的士大夫阅读圈里几乎消失，普通读书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天工开物》"复活"的契机，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明治日本。当时日本正经历明治维新 (1868 年起)，大规模引入西方科技，同时也整理和翻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日本的汉学家在江户时代 (1603—1868) 的书坊里发现了这部明刻本，并将其收入多种丛刊中。明治时期 (1868—1912)，日本出现了《天工开物》的训点本 (即加注日语假名读音和训诂的版本)，让这部书在日本知识界广为流传。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把它列为"产业技术古典"，用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清末民初，中国学者在赴日留学和访书的潮流中重新发现了《天工开物》。1914 年前后，上海的聚珍仿宋印书局出版了石印本；1920 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铅印排印本；1949 年后，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多个校注本，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1959 年，日本学者薮内清等人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了对《天工开物》的全面校勘，出版了《天工开物之研究》一书，是当时最权威的整理本。

《天工开物》从二十世纪初起，被译成多种西方语言。1920 年代，英国学者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给予这部书高度评价，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1966 年，由任以都 (Sun E-tu Zen) 和孙守全 (Shiou-chuan Sun) 翻译的英译本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定名为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ien-kung k'ai-wu"，让西方学界正式接触到了宋应星和他的书。

如今，《天工开物》已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意大利、阿拉伯等多种文字。它不再是一部尘封的古书，而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经济史、思想史的必读文献。它的"复活"之路，本身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的缩影：一部中国本土失传的著作，借助日本江户时代的收藏和明治时期的整理，才得以重回中国学界的视野，进而走向世界。这条流传之路提示我们，文化记忆的延续，往往需要跨地域、跨时代的接力。

1.3 三卷十六篇的分类逻辑

《天工开物》全书按内容分为上卷、中卷、下卷三卷，合计十六篇。这十六篇的编排，并非按主题随机罗列，而是有一条清晰的分类线索：从民生最基础的"食"开始，逐步扩展到"衣"、"用"，再延伸到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等。这种编排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生优先"思想，也暗含着从物质到精神、从必需到装饰的层次。

上卷：食与衣

上卷共五篇，按顺序依次是：

• 乃粒 (谷物)：讨论稻、麦、稷、黍、菽等作物的种植方法、土壤要求、田间管理、灌溉技术。这是全书开篇，也是篇幅较长的一篇，涵盖了南方水田与北方旱地的多种种植模式。
• 乃服 (衣服)：讨论养蚕、缫丝、织绸、棉花的种植与纺织、麻的加工。中国古代的纺织业从养蚕开始，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到明代已经形成丝、麻、棉三大系统。
• 彰施 (染色)：讨论植物染料 (如蓝草、茜草、栀子) 的种植和染色工艺。染色是纺织的最后一道工序，决定了衣物的色彩。
• 粹精 (粮食加工)：讨论稻谷、小麦脱壳、磨粉、舂米的工具和流程。这一篇涉及水碓、风车、磨盘等加工工具。
• 作咸 (制盐)：讨论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的不同生产方法。盐是政府专营的重要物资，也是百姓日常必需品。

这五篇合在一起，覆盖了"民以食为天"和"民以衣蔽体"两大基本需求。宋应星把"染色"放在"粮食加工"之前，是因为丝绸和棉布从织造到成衣，染色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粮食加工虽然也属于"食"的范畴，但相对独立，故排在染色之后。这种排列顺序本身，就反映了宋应星对工艺流程的细致观察。

中卷：从糖到油的加工之艺

中卷共七篇，是全书最为密集的部分，集中讨论各类加工工艺：

• 甘嗜 (糖)：讨论甘蔗的种植、糖的熬制、红糖与白糖的分离技术。十七世纪中国的制糖工艺已经相当成熟，能够生产不同纯度的糖品。
• 陶埏 (陶瓷)：讨论瓷土的选择、釉料的配制、窑炉的构造与烧制工艺。明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宜兴的紫砂器、龙泉的青瓷，都在这一时期达到极高水准。
• 冶铸 (铸造)：讨论钟、鼎、佛像等大型金属铸件的翻砂、泥范、失蜡铸造工艺。这一篇涉及冶金学的多个层面。
• 舟车 (车船)：讨论漕船、海船、战船、车辆的结构、建造和使用。明代造船业发达，宋应星生活的时代承接了郑和下西洋以来的技术积累。
• 锤锻 (锻造)：讨论铁、铜的锻造工艺，包括刀剑、农具、工具的制造。
• 燔石 (烧石)：讨论石灰、砖瓦、煤炭的开采和焙烧。这一篇实际上包含了早期的"矿业"和"建材业"。
• 膏液 (油脂)：讨论菜籽油、麻油、桐油、柏油的榨取工艺。

这七篇构成全书的技术重心，几乎涵盖了十七世纪中国手工业的所有主要门类。其中"冶铸"和"锤锻"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冶金学，"陶埏"则是中国古代的陶瓷学，"舟车"则是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制造学。从中卷的篇幅和密度，可以看出宋应星最用力的部分，正是这些与手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技艺。

下卷：从纸到玉的文化之器

下卷共四篇，把视角转向与文化、教育、艺术相关的物品：

• 杀青 (造纸)：讨论竹纸、皮纸的制造工艺。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明代已经形成竹纸、皮纸、麻纸等多个体系。
• 丹青 (颜料)：讨论朱砂、铅丹、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的生产。这些颜料是绘画、壁画、彩塑的基础材料。
• 麯蘖 (酒曲)：讨论酒曲的制造和酿酒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酒曲的国家，酒曲中含有多种微生物，能将粮食转化为酒精。
• 珠玉 (珠玉)：讨论珍珠、宝石、玉石的开采、鉴别和加工。

这四篇看似与上、中卷的"民生用品"距离较远，实则都是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础：没有纸张就没有印刷术和书籍流传，没有颜料就没有绘画和壁画，没有酒曲就没有复杂的发酵食品文化，没有珠玉就没有礼器和装饰传统。宋应星把它们放在全书的最后，正是要告诉读者，文化的物质前提，与吃饱穿暖一样重要。

这三卷十六篇的层级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图表示：

```mermaid flowchart TD A["天工开物"] --> B["上卷 食衣之基"] A --> C["中卷 工艺之艺"] A --> D["下卷 文化之器"] B --> B1["乃粒 谷"] B --> B2["乃服 纺织"] B --> B3["彰施 染色"] B --> B4["粹精 加工"] B --> B5["作咸 制盐"] C --> C1["甘嗜 制糖"] C --> C2["陶埏 陶瓷"] C --> C3["冶铸 铸造"] C --> C4["舟车 车船"] C --> C5["锤锻 锻造"] C --> C6["燔石 烧石"] C --> C7["膏液 油脂"] D --> D1["杀青 造纸"] D --> D2["丹青 颜料"] D --> D3["麯蘖 酿酒"] D --> D4["珠玉 珠玉"] ```

分类的总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食"到"衣"到"用"到"文"，覆盖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从物质到精神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产品。这种分类方式，既不是按"农工商"的产业划分，也不是按"天地人"的哲学划分，而是按"人的需要层次"划分。这在十七世纪的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独特的分类视角。

1.4 书名释义："天工"与"开物"的哲学意涵

"天工开物"四字，并非宋应星的原创，而是从更古老的经典中化用而来。要理解这部书的精神，需要回到这三个字的源头。

天工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意思是，天地本有自然的工巧 (天工)，但人力可以参与其中 (人其代之)。这是中国古代对"自然与人工"关系的核心表述：自然创造了万物，人类的劳动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补充。在另一处《尚书·舜典》中，"天工"则指天所赋予的、百工的技艺。这两处出处合在一起，构成了天工的完整含义：既是自然的创造力，也是人借助自然进行的创造。

开物一词，则来自《周易·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周易》以"开物"指揭开万物的奥秘，"成务"指成就天下的事务。把"开物"与"成务"放在一起，强调的是认识世界 (开物) 与改造世界 (成务) 的统一。

宋应星把"天工"与"开物"组合成书名，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承认自然的创造力 (天工)，不主张一切从零开始；二是强调人的作用 (开物)，不让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他把这部书命名为《天工开物》，意思就是要揭开万物由天生、由人成的奥秘。

把这两层意思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宋应星对"技艺"的基本立场：他承认自然之力，强调人的参与，并把认识万物 (开物) 作为成就事功 (成务) 的前提。这是一种非常务实、非常入世的技术哲学。

宋应星的立场，与同时代的两种思潮形成对照。一种是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心外无物"派，强调一切从心出发，对外部的物质生产不甚关心。另一种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格物穷理"派，强调通过观察自然来认识上帝的智慧 (格物致知)。宋应星既不走王学的路子 (他不主张"心外无物"，恰恰相反，他主张走出书房，到田野去观察)，也不走利玛窦的路子 (他不从神学出发，而是从"百工之事"出发)。他选择的道路，是"经世致用"，即把学问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这种立场，使《天工开物》在四百年后读来仍显清新。

宋应星既没有把技术神秘化 (没有说"技可通神")，也没有把技术贬低化 (没有说"奇技淫巧，不足为训")，而是平实地记录下"百工"们的具体做法，画出工具的图样，标出原料的产地，写明工序的细节。这种朴素的"技术记录"的态度，恰恰是现代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

理解了书名背后的思想立场，才能理解宋应星为什么要在科举失败、仕途无望之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一部"百工之书"的撰写上：他不是在做抽象的"学问"，他是在做具体的"开物"，即把天地万物原本的样子、原本的造法，揭示给后来的人看。

案例：宋应星《序》中的"遍询考求"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写下了一段重要的话，记录了他写作此书的方法和态度 (以下为转述大意)：他坦言自己家境贫寒，无力购买各地新奇的器物作为研究材料，只能通过"询之土著、考之方册、绘之图谱"三种途径来获取知识。这段话虽然简短，却包含了田野调查方法的核心要素。"询之土著"指的就是向本地工匠和居民请教；"考之方册"指的是查阅文献方志；"绘之图谱"指的是绘制示意图记录。这三步合起来，就是现代田野调查方法 (field research) 的雏形。

宋应星进一步说明他的方法：他认为人不能"生而知之"，所有技能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学习离不开实践 (他用"必待习而后能"这样的说法)；学习离不开请教 (用"必待问而后能"这样的说法)；请教的内容还需要文献印证 (用"必待考而后能"这样的说法)。这四个"必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链条：实践 → 请教 → 验证。这与今天科学方法中的"假设—实验—验证"流程，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这段文字，可以作为少年读者学习田野调查方法的入门指南。它的核心要点有三：

承认自己不懂是学习的起点。宋应星没有把自己的学问放在"天生"或"权威"的位置上，而是承认自己"贫"，买不起"奇观"，所以只能通过询问和考证来弥补。这种谦逊的态度，是田野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在今天，田野工作者进入一个新的村庄或工厂，第一件事也是承认自己是个"外来者"，需要从头学习当地的方言、习俗和工艺。

多源印证是基本原则。单一来源的信息是不可靠的。宋应星强调"询之土著"还要"考之方册"，即同时使用口头询问和文献查阅两种方法。当工匠告诉你的事情，与古书里记载的事情能够相互印证时，可信度才更高。这种三角验证的方法，是现代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比如调查一种传统糕点的做法，光听一位老师傅讲还不够，还要查阅地方志、对比其他师傅的做法、亲自到现场观看，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

绘图记录是技术记录的关键。"绘之图谱"是宋应星特别强调的一项。一幅清楚的图，比一千字的描述更能传达工艺细节。《天工开物》全书附有 123 幅插图，从水排 (冶铁鼓风装置) 到缫车 (缫丝装置)，从耘耥 (除草工具) 到骨牌 (纺织工具)，每一幅图都配合文字解说。这种"图文互证"的方法，是技术记录的关键。在今天，田野调查仍然强调拍照、录像、绘制示意图，把现场带回来反复研究。

宋应星在序中讲述的"遍询考求"故事，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科学精神：尊重事实、尊重他人、尊重工具。这种精神，使《天工开物》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手册"，成为十七世纪中国最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著作之一。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宋应星在多年田野观察基础上，吸收同时代工匠、地方学者、文献典籍的智慧，加以系统整理的成果。这种"集体性的、田野式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现代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章小结

本章回到十七世纪的中国，回到宋应星的个人轨迹，理解《天工开物》这部书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它在二十世纪如何"复活"。要点有三个。

宋应星是明代晚期一位失意于科举、执着于实学的学者。他五次赴京会试、五次落榜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游历南北、观察各地工农业生产。五次赶考之间的田野记录，最终汇聚成《天工开物》的素材。崇祯七年 (1634) 起，他在江西分宜任教谕，三年后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与刊刻。

《天工开物》成书于 1637 年，初刻于江西分宜。它在中国本土失传近两百年，却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书坊中被保存下来，并通过明治时期的训点本进入日本工业化的话语。二十世纪初重新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被译成多种西方语言，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必读文献。它的"复活"之路，本身就是一部东亚文化交流史。

《天工开物》全书三卷十六篇，从"乃粒" (谷) 写起，到"珠玉"结束，覆盖了从食、衣到用、文的全部物质产品。"天工开物"四字所体现的，是一种承认自然创造力、强调人的参与、把认识万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