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843年11月17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乔治·巴富尔（George Balfour）乘“麦都萨”号（Midas）抵达上海，彼时黄浦江面仅停泊着12艘中国沙船与3艘英国商船，上海老城厢的2.2平方公里范围内聚集着20余万居民，城墙雉堞在秋阳下泛着灰褐色的光，城门口“海纳百川”的木质牌坊还带着前一夜露水的潮气。巴富尔最初只能在城外荒滩搭建临时领事馆，甚至需要向当地居民租赁民房存储物资，他绝不会想到，这个当时仅为松江府下辖县的滨海小镇，将在百年间演变为东亚最大的近代都市，其城市空间的生长逻辑，始终与租界的制度变迁深度绑定。本书的核心议题，正是要解构1843年至1943年间，租界这一特殊的殖民空间载体，如何通过制度移植、空间实践与社会互动，塑造了上海现代城市肌理的形成逻辑，进而回答中国现代都市起源的独特路径问题。

一、研究缘起与核心问题意识

（一）研究缘起

上海是中国近代唯一一个拥有持续100年租界体系的城市，1943年汪伪国民政府收回公共租界、法租界与日租界之前，租界始终占据着上海城市空间的70%以上，且是近代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载体。现有研究多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维度切入租界研究，却很少将租界视为一个“空间的生产过程”：租界并非静态的“国中之国”，而是通过土地制度、治理规则、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流动等维度，持续重构着上海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结构。本研究最初起源于2015年笔者在上海虹口区做博士后期间的一次史料发现：在昆山路一处旧民居的阁楼里，笔者找到了一本1928年出版的《上海公共租界地籍图》，图中用不同颜色标注了每一块土地的所有者国籍、建筑类型、年租金，以及对应的巡捕房管辖范围。这张地图与当时工部局档案中的土地交易记录比对后发现，1925年五卅运动的冲突路线，恰好沿着公共租界与华界的土地产权边界延伸，西藏路与南京路的冲突点，正是当年英美租界扩张时“越界筑路”形成的边界节点。这一发现让笔者意识到，上海近代史上的重大社会事件，本质上是空间矛盾的总爆发，而租界空间的形成逻辑，是理解上海现代转型的核心钥匙。 从现实层面看，当前上海的城市更新中频繁出现租界空间的历史遗留问题：2019年外滩源历史街区改造时，1845年英国颠地洋行（Dent & Co.）租下的地块，在百年间先后经历了巡捕房、电影院、政府办公楼的功能变迁，改造过程中关于历史建筑保护与商业开发的争议，本质上是租界时期形成的产权规则、空间价值与当代城市发展需求的冲突。厘清租界空间的形成逻辑，不仅能为历史街区保护提供学术支撑，也能为理解中国当代城市的全球化转型提供历史参照。

（二）核心问题意识

基于上述缘起，本书聚焦三个层层递进的核心问题： 第一，租界的殖民制度如何通过空间实践转化为物质形态？租界的核心特征是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与永租制（Perpetual Lease），这种脱离中国主权管辖的制度，如何通过土地拍卖、规划审批、基础设施建设等空间生产环节，塑造了租界独有的城市肌理？比如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规定的“永租制”，要求外国人租地只能“永租”不能“买卖”，但实际执行中永租权可以自由转让，这种制度模糊性如何催生了租界独特的土地投机与空间扩张模式？ 第二，租界空间与华界空间的互动如何塑造了上海整体的城市肌理？现有研究多将租界与华界视为两个割裂的空间，但实际上两者的互动贯穿始终：比如19世纪60年代公共租界疏浚苏州河，客观上提升了闸北华界的水运条件，推动了闸北工业区的形成；法租界的“越界筑路”政策，将租界的市政服务延伸至华界，也推动了华界城市空间的近代化，这种双向的互动如何形成了上海“三界分立”又“整体联动”的城市肌理？ 第三，上海租界空间的独特性如何反映中国现代都市起源的独特路径？与同时期的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城市相比，上海的租界体系是唯一实现英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连片发展的城市，其空间形态既不同于西方本土的近代城市，也不同于日本主导的殖民地城市（如关东州的旅顺、大连），这种独特性如何揭示中国现代都市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殖民冲击与本土实践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混合现代性”？

二、核心术语界定

本书涉及大量跨学科的专业术语，为避免概念混淆，本节对核心中英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界定：

（一）租界（Concession）

“租界”是近代中国特有的殖民空间形态，指外国殖民者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在中国领土上拥有治外法权与自治权的专属居住与经营区域。与日本的“居留地”（Settlement）不同，租界的核心特征是主权与治权的分离：租界在法理上仍属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对租界拥有名义上的主权，但租界内的司法、行政、警务等权力由租界殖民当局（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自主行使，中国政府无权干预。1843年上海开埠后，先后形成了三个租界体系： 1. 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1845年英国划定英租界，1848年美租界划定，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1899年“大扩张”后面积达33.8平方公里，由英美侨民主导的工部局自治管理，最多时居住着5个国家的侨民，是上海最大的租界体系； 2. 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1849年法国划定，最初面积仅0.6平方公里，1900年“大扩张”后达15.1平方公里，由法国侨民主导的公董局自治管理，是上海唯一一个以单一国家为主导的租界； 3. 日租界（Japanese Concession）：1895年《马关条约》后划定，面积4平方公里，由日本侨民自治管理，1937年淞沪会战后被日本全面控制，1943年收回。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租界并非完全封闭的“国中之国”：一方面，华界居民可以自由进入租界居住、经营，租界内华人人口始终占租界总人口的90%以上；另一方面，租界的扩张始终通过“越界筑路”“武力威慑”等方式向华界渗透，租界的自治规则也不断向华界扩散，两者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与冲突中。

（二）城市肌理（Urban Fabric）

“城市肌理”是城市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源自西方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传统，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将城市肌理定义为“城市中可被感知的物质空间的总和”，康泽恩（M.R.G. Conzen）在阿尔尼镇（Alnwick）研究中将城市肌理的操作性维度界定为“街道网络、地块划分、建筑实体、公共空间、基础设施五个层级的物质形态组合”。本书在此基础上拓展了城市肌理的内涵，将其界定为“物质空间形态与背后隐藏的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具体包含五个维度： 1. 街道网络：包括干道、支弄、弄堂的层级结构与空间格局，比如上海石库门里弄的“主弄-支弄-备弄”三级网络，是江南传统民居街巷体系与近代租界规划规则结合的产物； 2. 地块划分：包括土地产权边界、地块面积、建筑密度的规则，比如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的“里弄地块面积不得小于1亩，建筑密度不得超过60%”，直接塑造了石库门里弄的空间形态； 3. 建筑实体：包括建筑类型、风格、高度、功能，比如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石库门里弄、花园洋房、棚户区等不同类型的建筑，是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在空间中的投射； 4. 公共空间：包括公园、码头、广场、市场等公共设施，比如公共租界的外滩公园（1868年建成）、跑马场（1844年建成），法租界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广场，都是租界公共空间的核心载体； 5. 非正式制度：包括土地产权规则、治理规则、社会互动规则，比如租界的“华洋分治”制度、里弄的议事规则、弄堂居民的邻里关系，这些看不见的规则是城市肌理的核心内核。 本书特别强调，上海的城市肌理不是单一文化或单一制度的产物，而是江南传统市镇空间、西方殖民规划、中国本土实践三重力量博弈的结果，这种“混合性”是上海城市肌理最核心的特征。

（三）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殖民现代性”是后殖民研究的核心概念，指殖民主义在扩张过程中，既带来了压迫与剥削，也客观上传播了现代性的制度、技术与文化，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充满张力的现代性形态。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中指出，殖民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将殖民者的利益包装为普遍的现代价值”，比如租界的市政建设、法律体系、教育制度，表面上是为了“文明开化”，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殖民者的特权。本书将殖民现代性的内涵界定为“殖民制度、现代性要素与本土实践三者互动的产物”，其矛盾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1. 制度层面的矛盾：租界的自治制度引入了西方的代议制、法治精神，但这种制度只服务于侨民阶层，华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比如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选举，直到1926年才允许3名华人精英参选，而欧洲裔董事有7名，日本裔有2名，华人的政治权利始终被限制； 2. 空间层面的矛盾：租界带来了近代城市基础设施，比如1865年建成的上海自来水厂、1882年建成的电灯厂、1876年建成的上海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这些基础设施客观上推动了上海的城市近代化，但一开始只服务于租界区域，华界要到1900年代之后才能逐步接入，空间的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华洋分割”； 3. 文化层面的矛盾：租界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文化，比如电影院、咖啡馆、百货公司，这些文化形态塑造了上海的“摩登”气质，但这种文化本质上是服务于殖民者的消费需求，华人要进入这些公共空间往往受到歧视，比如外滩公园1882年颁布的“华人不得入内”的规则，直到1928年才取消。 殖民现代性的矛盾性，是理解上海现代城市转型的核心钥匙：既不能将租界完全视为侵略的产物，否定其客观上的现代化推动作用，也不能将租界的现代化视为“西方的馈赠”，忽视其背后的殖民压迫本质。

三、国内外研究学术脉络与现有研究不足

（一）国外研究脉络

国外对上海租界与城市转型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1940-1960年代：通史与制度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以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为主，代表是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1953年出版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上海近代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