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斯坦因

斯坦因被盖棺论定已经超过三十年。1980年代后期，后殖民批评和档案回归运动让斯坦因在很多场合被简化成一个标签——"丝绸之路上的劫掠者"或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个标签本身并非全错，但若由此推出"我们不必再读斯坦因了"，就涉及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已经有敦煌研究院、新疆文物普查、马尔沙克和贝格利的整理本、龟兹与楼兰的图像数据库时，为什么还要回到一个匈牙利出生的英属印度官员用英文写的四卷本考古报告？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今天重读斯坦因，仍有什么不可被后续研究替代的价值。

一、斯坦因其人：布达佩斯、布列塔尼亚、犍陀罗

要让一本百年前的考古报告仍有阅读价值，作者本身的轨迹是首先要解释的。斯坦因的全名是马克·奥雷尔·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弗朗茨·斯坦因经营布达与布拉迪斯拉发之间的长途运输，母亲安娜来自一个已经世俗化的小犹太社区。家里从小用德语、匈牙利语、希伯来语三种语言交织，加上中学阶段的拉丁语与希腊语，这种早期语言密度在当时中欧犹太子弟里并不罕见，却为日后在塔克拉玛干的多语种文献中辨认笔迹埋下了底子。

1880年代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接受训练。维也纳时期主攻古典语文学，副修地理学；莱比锡时期随李希霍芬学派的东方学者继续研习印度伊朗语系；1883年以一份关于《阿维斯陀》的论文在图宾根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一个二十四岁的图宾根博士若留在奥匈帝都，原本可以按部就班当讲师。斯坦因走了一条不太常规的路：1888年，他接受了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unjab）注册处一份临时聘书，从布达佩斯坐火车穿越欧陆，经苏伊士到加尔各答，再北上抵达拉合尔。这看似偶然的转向，实际上决定了他此后五十年的学术地基。

在拉合尔的最初十年，斯坦因扮演的角色相当分裂。白天他是大学注册处的英文秘书、旁遮普大学学院的首席导师，晚上则自修梵语、波斯语、藏语、突厥语方言，同时翻译《奥义书》与梵文佛典。1898年，他被新设的旁遮普大学校长职位提名，担任印度总督府中亚战略的学术顾问——研究克什米尔、奇特拉尔、吉尔吉特等边疆山区的地理。在此期间，他以"Abu Yusuf"等化名在《印度考古调查报告》（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Reports）里发表关于克什米尔石器时代遗址、加湿米亚什塔佛塔的笔记。这些早期论文篇幅短小，却已经展示出他对遗址平面图、碑铭布局、藏传佛教造像量测的现场意识。

1904年斯坦因正式加入英国国籍，获封 KCSI（印度帝国三等骑士爵）。这一年同时发生了另一件对他影响深远的事：他读到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探险报告《中亚旅行的科学结果》（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立刻写信给印度总督，申请在西域进行系统考古调查。1906 年获批，"第二次中亚考察"成为《西域考古记》写作的起点。

回过头来看，斯坦因的知识栈有三层。底层是古典语文学的文本批评能力，能在胡里文、佉卢文、婆罗谜文、藏文、汉文、回鹘文之间快速切换。中层是英属印度的行政与后勤经验，能调动拉合尔的测绘部队、加尔各答的印刷所、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高层则是帝国晚期地理学的素养，能用气压计、纬度测量、相机底片把现场转化为可比较的数据。这三层叠在一起并不是任何单一东方学家可以替代的——法国人伯希和的语言密度极高，但缺乏印度的后勤；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的汉学背景薄弱；俄国学者大受制于圣彼得堡政治风云；只有斯坦因把那三块石头搬到了同一个治学的屋顶上。

理解这一点对读《西域考古记》至关重要：它在根本上不是一本"东方学家写的游记"，而是一个跨欧亚帝国行政基础设施支撑下、按照严谨地理调查规程产出的考古学报告。作者的能动性、知识栈与帝国体制三者在斯坦因身上是共生关系，无法剥离。这意味着读者读这本书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作者本人读进去——包括他的偏见、他的工作量、他的盲点。

二、《西域考古记》的体例与四卷分布

中文世界长期把斯坦因 1921 年的四大卷报告简称为《西域考古记》，对应的英文原书名是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Serindia"是斯坦因本人造出来的合成词，把"Serica"（罗马人对中国的旧称）和"India"拼在一起，意指公元前后以喀什米尔—和田—敦煌一带为代表的中间地带。这个造词本身就是他的学术宣言：西域不应该被简单并入中国一侧或印度一侧，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单元。

1921 年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出版的初版共四卷，前三卷为正文各约六百页，第四卷为图版、地图与索引，约收图版近五百幅、地图近百张。这个体例在 1920 年代的大型考古报告里几乎是标准配置，但斯坦因的分工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卷覆盖斯文·赫定与俄国人科兹洛夫已有发现的北区，从藏北进入，沿昆仑山北麓一直延伸到甘肃西部；第二卷集中处理塔里木盆地南缘，即古代于阗国所在的"克里雅—和田"一线，包括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热瓦克等遗址；第三卷横跨河西走廊，从敦煌到酒泉、嘉峪关，附带讨论玉门都尉、阳关故地的汉代行政；第四卷是工具书性的图版集，配合前三卷正文使用。

四个卷次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按发现时间排的，而是按地理与文明的纵深排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最密集的一带，所以独立成卷；河西走廊因汉简大量出土地分散，按"行政—交通"单元归口；图版卷的图录方式也反映了斯坦因的方法——他把所有发现的木板画、织物、简牍、塑像都做了统一编号，正文里出现的每一件器物都可被第几卷第几图第几张照片定位回溯到。这种"图—文—表"三位一体的索引法，是 1920 年代英国博物院报告体系的延伸，但在欧亚内陆考古里用得如此彻底的，《西域考古记》是第一个。

这套书的出版史里有几个细节，今天我们能查到的信息反而比它刚出版时更多。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的原始纸版在 1980 年代被德里重印，本世纪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拉合尔文库出版社发行了若干书评订正版；2014 年起，斯普林格出版社将其作为"古典丝绸之路考古文献丛书"的一部分，分卷影印线上销售。影印本的好处是保留了所有原始图版的清晰度，但中文读者最方便的途径仍是商务印书馆 2012 年起印行的《西域考古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译者巫新华等学者将第一卷正文汉译，配合原版图版重新编排。虽然翻译至今没有把四卷全部完成，但已有的中文版足以让读者通过查阅原版图版的方式，对照主报告。

这里有一件绕不开的事：《西域考古记》在中文读者群体中往往被误读为斯坦因全部四此西域考察的"总结"。不是。它只是第二次考察（1906–1908）以及第一次考察（1900–1901）的"详尽报告"，第三次考察（1913–1916）后来被斯坦因写成《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1928 四卷本），第四次考察（1930–1931）则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姊妹篇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1933）和后来的几本小册子。所以凡是看到"斯坦因西域考古全集"这种笼统说法，都需要警觉：四卷本《西域考古记》≠斯坦因全部西域研究。

下图是斯坦因的主要时空框架与四卷本研究的对应关系，对于理解"人"与"书"的因果脉络都很有用。

```mermaid flowchart TD Birth["1862<br/>Born in Budapest"] --> Edu["1880s<br/>Vienna - Leipzig - Tuebingen<br/>PhD on Avestan"] Edu --> Lahore["1888<br/>Arrives Lahore<br/>British India"] Lahore --> E1["First expedition<br/>1900-1901<br/>Khdan / Dandan-uiliq"] E1 --> E2["Second expedition<br/>1906-1908<br/>Dunhuang Mogao<br/>Karashahr"] E2 --> Serindia["Serindia published<br/>1921, Oxford<br/>4 volumes"] Serindia --> E3["Third expedition<br/>1913-1916<br/>Loulan Miran"] E3 --> E4["Fourth expedition<br/>1930-1931<br/>Aged 68-69"] E4 --> InnerAsia["Innermost Asia<br/>1928 4 vols"] InnerAsia --> Tracks["On Ancient<br/>Central-Asian Tracks<br/>1933"] Tracks --> Death["1943 Kabul<br/>Death"] ```

这个时间线能让读者一眼看出斯坦因的两次"产出高峰"：一是第二次考察刚结束、1910 年代以《西域考古记》形式呈现的高峰；二是第三、四次考察之后，以《亚洲腹地》《西域考古记》之外的几部专著呈现的高峰。理解这两个高峰的错位，对读他的全部文献至关重要。

三、"现场报告式"考古叙事的方法论

斯坦因的写作在二十世纪西域考古出版物中是异数。德国人格伦威德尔的报告至今读起来像一份带有好奇心的工具书目录；伯希和的《敦煌洞窟笔记》则近乎随笔加拍照流水账；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报告至今是日文圈内专业读物，但跨语言阅读不便。斯坦因特有的写法，可以暂且称之为现场报告式：他在叙述某一天翻过某道砂梁时，会同时出现五个维度的信息——地理坐标（含经纬度、海拔、行程距离）、气象状况（含风沙、阳光、气温）、文献线索（含此前该地点在汉藏典籍中如何记载）、实物单元（含刚发现的具体器物及其编号）、人物动态（含当地向导、挑夫、英国测绘员、印度测绘兵的具体反应）。这五要素在同一个段落里揉成一团。

举一个具体例子。在《西域考古记》第二卷关于丹丹乌里克"沙埋佛寺"的章节里，斯坦因记录他 1908 年 3 月某日抵达佛寺时的气温、阳光、视野、护送的 Nizamuddin 等印度测绘兵的反应，以及他如何注意到走廊东墙上的壁画。同一段里他穿插对《大唐西域记》关于瞿萨旦那（于阗）佛寺传说片段的引用、对玄奘与悟空行程在塔里木南缘路线的推演、对该佛殿残留木质构件的测量。所有这些事实都让位给"这个下午在沙丘之间究竟发生着什么"这一核心叙事线索。

这种密度有几个后果。一是阅读门槛高——读者必须同时熟悉古希腊地理学、汉唐西北史地、印度中世纪寺塔制度、19 世纪中亚摄影技术才能跟上。二是它具备了田野日志所没有的复现性——任何后来者都可以根据斯坦因记下的位置、方向、季节，重新定位到遗址的具体房间。第三则是它的反讽效果：即使在最去语境化的段落里，读者也始终能感觉到"我"的存在——斯坦因的脚、眼睛、疲倦、怀疑。这是与他自己所处的田野手册传统合一的"我"——一个既非殖民征服者、也非浪漫主义冒险家的"我"，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兼翻译。

这套写法在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效，原因是它解决了考古报告与旅游笔记的两难。纯报告式（《考古学报》上的遗址简报）失之枯燥，难以复盘决策过程；纯叙事式（多数当代旅行考古书）失之轻浮，关键坐标经常遗漏。斯坦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用报告的精度给叙事兜底，用叙事让读者留在现场。后续任何严肃的丝路考古作家，包括伊丽莎白·巴尔贝（Elisabeth Barbier）、克里斯蒂娜·施伦贝格尔（Christoph Baumer）等，都承认斯坦因给他们留下的方法学印象深到某种成瘾。

当然也有不可忽视的代价。斯坦因的现场视角是英属印度测绘兵的视角，是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的视角，是殖民地博物馆样本采集的视角。这是"现场"的另一面。脱离这个背景去读，可能把帝国级别的后勤能力误读为单枪匹马的天才探险。这一点在第二章《帝国探险浪潮》里要专门展开，这里我们只需意识到：方法本身可借鉴，写作的政治不能忘了。

四、原始数据基线：失去斯坦因就没有坐标系

理解斯坦因最重要的视角，不是"他在哪里挖了宝"，而是"他留下了什么坐标系"。从他手里或经过他协调带回的实物与文献，今天主要分散在三个机构：伦敦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和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前身（National Museum of India, New Delhi）。其中文献部分以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和"斯坦因特藏"（Stein Collection）为主，壁画与织物集中在大英博物馆，雕塑与小型塑像则多数在新德里。

其中几个关键门类不能不提。

第一是佉卢文简牍。这些简牍出自尼雅遗址（Niya site）和安迪尔（Endere）遗址，是公元 3 世纪前后于阗国的行政档案。它们使用的佉卢文（Kharosthi）是犍陀罗贵霜帝国时期的文字，且在西域的存世极少；今天要研究这批简牍，绝大多数研究者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斯坦因在 1901 年和 1908 年两次发掘整理出来的版本。A.G. 罗森堡、贝格利（A. M. Bagchi）、包纳尔（T. Burrow）等几代学者的释录都建立在斯坦因的版本之上。如果没有他的发掘与释录，今天古代于阗的行政、婚约、法律、兽医、养蚕记录几乎无法研究。

第二是敦煌藏经洞文献。莫高窟第 17 窟出土的汉文、藏文、回鹘文文献，今天分属四家：英国大英图书馆的斯坦因藏品、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藏品、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奥登堡藏品，以及日本各图书馆的大谷藏品。其中斯坦因于 1907 年 5 月前后在王圆箓道士手中购得的写卷与印刷品约 1.6 万件，由于购买方式是当时看起来平等的"付钱"，所以这些文献名义上是"购买"，但其取走规模与"劫掠"的实质差别有限。这一批文献的内容跨越四到十一世纪，今天要研究唐五代佛教、世俗文学、各少数民族语言写卷的学者，几乎绕不开斯坦因藏品，例如斯坦因编号 S.6537 的《孟姜女变文》、S.2659 的《大唐西域记》、S.3486 的《十戒经》等都是各路综述必引。

第三是壁画与塑像。莫高窟壁画在斯坦因时代已有相当程度剥落，斯坦因采用珂罗版印刷与当时最先进的干版摄影对可及洞窟进行了图像留存。实物方面，他取走了五块唐代壁画残片与若干身等身彩塑。今天这些实物依旧在大英博物馆 Stein Gallery，是西方人能见到的、来自莫高窟最早的实物。这意味着斯坦因不仅"取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什么"——壁画原本不能移动，于是他记录。记录的同时，物本身却也因暴露而损伤。这里既有他的方法贡献，也有方法本身的代价。

第四是织物与木雕。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与河西走廊收集的丝织品残片，多为 8–10 世纪于阗与回鹘产品；其中典型的联珠纹织物与佛教装饰母题，后来成为 1910–1930 年代东方艺术史讨论的核心样本。他对木雕构件的图录方式，即把佛像衣纹、面部、眼部、底座分别用局部剪影图标注的做法，被德国格拉夫·冯·格伦瓦尔德-纳考尔德（GRAF von Grünwedel-Nackurden）等人借鉴过，后来延伸到日本学界的佛雕遗例研究。

把上述门类合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被中文读者常常忽略的事实：斯坦因留下的，不是一批被挖走的文物，而是一整套后来西域研究的坐标系。 佉卢文简牍在和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之间的来回搬运，是 1920 年代学者之间的工作流程；壁画编号和镜头编号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使大英博物馆策展人和敦煌研究院专家可以借助底片在莫高窟找到对应位置。所有这些"对接"，都建立在斯坦因当年采集、记录、归号的工作上。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反例。1990 年代后期，新疆楼兰（即 L.A. 古城）出土的汉文简牍（俗称"楼兰简"），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经过斯坦因的整理。这批文献由于未经斯坦因系统编号、缺乏现场坐标与摄影记录，至今在学界利用率远低于尼雅简牍。要利用它们，研究者必须回到最初的发掘记录乃至重新勘察遗址，这就是"坐标缺失"的代价。把这一参照系与斯坦因坐标系的规范程度对比一下，可以反推出阅读斯坦因档案的另一种价值——他提供的是一整套可复现的工作方法。

五、今天的读法：从大英图书馆到读者的电脑

上一节结尾提出的"现实条件"问题，正是把百年报告请回当代书桌的拐点。今天读《西域考古记》已经不太需要专门跑去伦敦翻原版纸本——一系列数字化项目把斯坦因的成绩推到了云端。但具体的阅读路径却良莠不齐，下面给出一份以两小时为单位、可执行的阅读清单。

第一步，四十五分钟，打开"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官网（idp.bl.uk）。这是 1994 年由大英图书馆与中、法、俄、德、日等国合作启动的文献数字化项目，斯坦因藏品是该项目最早的合作对象之一。检索关键词按"Stein number"+"中文名"组合，例如查"S.2659 大唐西域记"，会同时给出高清彩色扫描、原始目录信息、保存地点、关联文献。借助 IDP 的多语种界面（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切换，可以对同件文献的归类变化作交叉比较。这一步的目的不是读斯坦因本人，是为后续读斯坦因做眼缘。

第二步，四十五分钟，用两小时集中读《西域考古记》中自己最感兴趣的一卷。第二卷的"丹丹乌里克"章节因为语言清楚、节奏明快，最适合中文读者入门。配合《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版）第一卷汉译与原版图版同时翻看，每一次斯坦因提到"X.xx, pl. y"，都可以按编号到第几卷第几图。这个过程不要花力气去补全所有图版，重点放在他的观察顺序——他先看什么，再看什么，顺序本身就是他训练有素的方法。

第三步，十五分钟，到大英图书馆的"探索丝绸之路"（Explore the Silk Road）专题和大英博物馆的 Stein Gallery 在线展览页面。比起反复修订的网页本身，更值得看的是它所引向的实物：1931 年第四次考察中斯坦因随身携带的相机、夜间读经用的折叠灯、个人日记中三页重出江湖的速写。这些实物配合斯坦因自己的笔迹，能让读者从抽象报告回到带墨水的肉纸背后。

第四步，十五分钟，把整个阅读过程压缩成三个问题（参考本章小结）作为读后续章节的预热。这个步骤看起来简单，作用却很大：它强迫读者把暂时不准备细读的内容存档，给接下来的章节留出容量。

需要警惕的则是另外三类陷阱。第一是过度依赖汉译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本是以 *Serindia* 第一卷正文为基础的汉译，未含完整图版索引，亦未充分翻译现场记叙的细节。直接读汉译会让"现场感"减弱，错失斯坦因的"现场报告式"叙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