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纪的诱惑
1298年，热那亚的某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向一位比萨人讲述他在亚洲的经历。商人名叫马可·波罗。讲述被记录者名叫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此前的营生是把法语骑士传奇整理为意大利语散文。两人在狱中相识，这次合作产生了一个在之后七百年里被反复抄写、翻译、改编、质疑、重读的文本——《行纪》。这本书在鲁斯蒂谦笔下最初的称呼其实不是《行纪》，那是一个带嘲讽意味的后起书名，意思是"百万谎言之书"。但本书将沿用现在学界与公众通行的称呼《行纪》（法语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 *Devisement du monde*，意大利语 *Il Milione*，古英语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之外最庞大的中世纪旅行文献）。
这个开头本身就包含了本书想讨论的核心问题。一个可能并不识拉丁文的商人，向一个写过骑士传奇的文人讲述他的旅行。文本由此产生。这意味着《行纪》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份单纯的旅行报告，也不是一部纯粹的虚构作品。它是一个混合体：商人提供材料，文人提供文体，读者获得的成品是介于见证与虚构之间的东西。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七百年后专业读者应该如何接近它。
对一般读者而言，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读《行纪》的普通人要么把它当成冒险故事，要么当成古代中国指南，他们并不在意它是报告还是小说。但对专业读者而言，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纠缠不清。所谓专业读者，可能是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学者、研究蒙古帝国的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研究 13 至 14 世纪地中海商业的学者、研究东西方交流史的学者、研究欧洲文学中"东方"形象形成的学者。这些读者会在不同位置、不同层次上与《行纪》相遇，而每一次相遇都会迫使他重新回答一个问题：这本书，到底是什么？
过去两百年，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可以分为三种读法：把《行纪》当作故事的读法，把《行纪》当作史料的读法，把《行纪》当作文本的读法。这三种读法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历史先后关系。一种读法在它能解释的地方解释，解释不了时另一种读法取代它。本书将论证：前两种读法已经基本走完，第三种读法才是当下专业阅读《行纪》真正能够展开的方向。
一、三种读法的取舍
把《行纪》当作故事的读法，是这本书最早遇到的读法，也是它最长寿的读法。
《行纪》诞生于亚瑟王传奇盛行的时代。鲁斯蒂谦是个职业浪漫文学写手，他的同行们正在用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生产各种骑士故事。在那个传统里，叙述一个英雄从故乡出发、穿越异域、见到陌生国王、带回奇珍异宝，本身就是已经成熟的故事模板。鲁斯蒂谦在监狱里记录马可·波罗的讲述时，几乎是本能地借用了这套模板。所以《行纪》最初的几章读起来像是亚瑟王传奇：父亲带着儿子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他们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沿着里海南岸的商道前进；他们穿越沙漠和雪山，抵达一个被鲁斯蒂谦称为"旭日东升之地"的宫廷；他们见到一个叫忽必烈的可汗，可汗坐在一张巨大的象牙宝座上……
把《行纪》当作故事来读，意味着把这些情节当成"情节"来读。读者关心的是马可·波罗能否进入忽必烈的宫廷、他在那里经历了什么、他如何脱身、如何回到威尼斯。这是一个关于"一个西方人在东方"的叙事框架，它假定《行纪》的核心是马可·波罗这个人，他的旅程就是这本书的逻辑主线。这种读法在 14 至 16 世纪占据主流。鲁斯蒂谦的同时代人就是这么读的，他们甚至开玩笑地称这本书为"百万谎言之书"，意思不是它全在撒谎，而是它的细节如此之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7 至 19 世纪，《行纪》被浪漫主义传统重新发现。柯勒律治读了Samuel Purchas 的英译后写下《忽必烈汗》，这是浪漫主义诗中的名篇，它完全是从故事模式出发的——柯勒律治把马可·波罗的描述当成了一幅东方异域的图像，用浪漫主义想象去重绘。19 世纪的儿童文学也走这条路：马可·波罗被塑造为"中世纪探险家"，是哥伦布之前那个探路的人。
把《行纪》当作故事的读法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它把书读完了。它让一个庞大的文本变得可读、可记忆、可讲述。它也制造了大众文化中持续至今的"马可·波罗"形象。但它的代价同样明显：故事读法把《行纪》压缩为一系列奇闻轶事，使它的真实复杂度被消解。读者得到的是"马可·波罗见到了忽必烈"，而不是"马可·波罗这个人物是怎么被鲁斯蒂谦写出来的"。换句话说，故事读法对文本本身视而不见。
把《行纪》当作史料的读法，是 19 世纪发展出来的另一种读法，至今仍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默认姿态。
这一读法把《行纪》当作一份证词。它的提问方式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描述的地点对应今天的什么地方？他提到的物价、税率、货币、人口，能否与元代史料对上？一旦这些问题有了答案，《行纪》就被还原为一系列关于 13 至 14 世纪亚洲的可信陈述。这种读法在 19 世纪的东方学家那里达到高峰，代表作是亨利·裕勒（Henry Yule）1871 年初版、1903 年由亨利·科迪耶（Henri Cordier）增订的《马可·波罗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裕勒像地理学家一样翻检《行纪》中提到的每一个地名，他常常需要花上十几页的篇幅，把书中一个"香料之州"或"茉莉之邦"还原为今天地图上的具体地点。他还考据《行纪》中的行政区划、税收数字、驿站制度、海关惯例，把它们与《元史》、《马可波罗游记以外的东方见闻》、伊本·白图泰的记述、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的旅行报告互相印证。
史料读法把《行纪》变成了一部史料汇编。它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可核对的信息：杭州的人口规模（马可·波罗说杭州有十二种行业，每种行业有十二座大城，每座城有四千户以上居民——裕勒用大量篇幅考证这些数字如何与宋元史料对应）、元朝的纸币流通、驿站制度（即"站赤"）、盐务专营、官方对商旅的保护……这些信息对研究中世纪经济史、丝绸之路史、蒙古帝国史的学者都是直接可用的原材料。
但史料读法也有它的限制。它默认《行纪》是一份"透明"的报告，假定字面意义就是历史意义。然而《行纪》并不是透明的。它的地名有相当一部分至今无法精确还原（学界至今在为 Cambaluc、Cangium、Quinsai、Shangdu 这些名字对应的真实地点争论不休）；它的数字几乎肯定有鲁斯蒂谦修辞化的成分（一万两千名猎鹰员、一万二千匹马的金饰鞍具——这些数字大到不太可能完全写实）；它的"我"（je / io）是一个文学角色，并非活着的马可·波罗本人的等价物。史料读法倾向把这些都当作"误差"，当作可以扣除的杂质。问题在于，这些杂质并非偶然——它们恰恰是《行纪》之为《行纪》的部分。
把《行纪》当作文本的读法，是 20 世纪后期才逐步确立的读法。它的基础工作是 1928 年由意大利学者路易吉·福斯科·贝内德托（Luigi Foscolo Benedetto）完成的——他建立了《行纪》TB 文本（即以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Français 1116* 为基础的"贝内德托本"）的校勘本，第一次使学者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讨论《行纪》。1980 至 2000 年代之间，欧洲中世纪文学学者对《行纪》展开了一系列文本研究，主要由瓦莱里亚·贝尔图奇·皮祖罗索（Valeria Bertolucci Pizzorusso）、埃乌杰尼奥·布尔焦（Eugenio Burgio）、马里奥·尤塞比（Mario Eusebi）、加布里埃莱·玛丽奥·龙凯蒂（Gabriele Mario Ronchetti）等人完成。这些研究不再问"《行纪》中描述的城市在哪里"，而是问"《行纪》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
文本读法关注的，是《行纪》的修辞、文体、叙事策略、文本谱系，以及它对中世纪欧洲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变形。它假定：鲁斯蒂谦的手无处不在，因此马可·波罗的"我"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人物；他与忽必烈的关系是被叙事塑造成的关系；他对汗八里、杭州、扬州的描述掺入了浪漫文学的程式；他对数字、对距离、对商品的叙述都有明确的修辞目的。在文本读法看来，《行纪》首先是一个文学事实，其次才是一个历史事实。
这三种读法不是对立的，但它们能解释的范围不同。故事读法最能解释《行纪》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方式，但不能解释文本内部的修辞复杂性。史料读法最能解释《行纪》对具体历史研究的贡献，但不能解释这本书为什么以它所采用的形式出现。文本读法是三者中最晚形成的，但它最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故事会以亚瑟王传奇的形态传世，为什么这本书要在汗八里的大汗身上花那么多笔墨而不是平均分配叙事空间，为什么有些段落详尽到近乎乏味而有些段落一笔带过。这些问题只有文本读法能回答。
接下来的章节，将以文本读法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史料读法被抛弃——它是文本读法的脚手架。一个不知道"杭州就是马可·波罗说的 Quinsai"的读者，很难真正读懂马可·波罗描述杭州那一章的修辞意义。文本细读需要史料的支持，反过来，史料也需要文本的反思。本书的方法论正是要把这两种工作结合起来。
二、一种并重的方法论
本书承诺的研究路径有三条核心原则：考据与叙事并重，版本与语境兼顾，文本细读与历史背景互证。这三条原则不是孤立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方法论整体。
考据与叙事并重，是本书对现代学术分工的回应。20 世纪的学术训练让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各自走向专业化：历史学家关心"发生了什么"，文学批评家关心"怎么写的"。但《行纪》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发生方式和它的写作方式无法分开。马可·波罗的亚洲经历本身，是被鲁斯蒂谦写下来之后才成为可读的事件。换言之，先有鲁斯蒂谦的笔，后有马可·波罗的"事迹"。这意味着，考据（即对历史事实的清理）必须和叙事分析（即对文本如何讲述事实的分析）同时进行，否则任何一方都会陷入片面。
具体到本书，考据层面要回答的问题包括：马可·波罗在 1275 至 1292 年间的真实行程是什么？他在哪里停留、停留多久、扮演什么角色？哪些中文史料能够与他的记述互相印证？他的家族在威尼斯与亚洲的商业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与之相对，叙事层面要回答的问题包括：鲁斯蒂谦采用了哪些叙事程式？马可·波罗的"我"如何被塑造？哪些段落密集、哪些段落稀疏，密度差异反映了什么？书中的对话如何被构造？书中的"惊奇"如何被修辞化？
考据与叙事的并重，意味着本书不会把"真实行程"和"书中行程"区分对待，也不会把"史实层"和"文学层"机械地切分。本书的基本假定是：两者纠缠在一起，分析时必须同时在场。
版本与语境兼顾，是本书对《行纪》文献基础的尊重。《行纪》的版本问题极为复杂。粗略地说，现存的手稿超过 120 部，主要语言包括法语、古意大利语、拉丁语，部分译本（加泰罗尼亚语、德语、英语、捷克语）转译自以上三种主要语言之一。学界通常把这些手稿归为几大文本群。最重要的文本群是所谓"TB 群"——贝内德托 1928 年的校勘本以此为基础，是现代大多数英译本和意译本的源头。次重要的是"VA 群"，即瓦伦西亚本和佛罗伦萨本所属的意大利语文本群，它代表了与 TB 群平行的另一支传承。"Z 群"则保存了某种更接近"原貌"的内容，尽管这一判断本身仍有争议。
版本差异的意义不能低估。举个例子，《行纪》在描述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回国的经过时，TB 本说他从泉州乘船出发，而 VA 本则说他从杭州出发。这两个地名对马可·波罗究竟从哪个港口离开中国的考据有直接关系。再比如，在描述大汗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时，TB 本比较克制，而某些手稿则有更明显的赞美之词，这影响了后世对元朝宗教政策的理解。
本书对版本的处理，将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明确指出所引段落的具体出处（包括文本群和手稿编号），二是在必要场合展示关键段落在不同文本群中的差异。这种做法对一般读者可能显得繁琐，但它是任何严肃的《行纪》研究的最低要求。没有版本意识，就谈不上文本分析；没有版本意识，所谓"马可·波罗说了什么"就是一个伪问题。
文本细读与历史背景互证，是本书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说明。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是 20 世纪文学批评形成的术语，指对单个段落、单个句子、单个词汇的仔细审视。它的核心信念是：文本的复杂性往往藏在表面之下，只有放慢速度、贴近语言，才能看见这些复杂性。《行纪》是一部语言密度极高的书。它的句法（尤其是 TB 群的法语）、它的词汇选择、它的列表结构、它的对话模式，每一个层面都值得仔细审视。
但文本细读不是孤立的语言活动。如果脱离历史背景，细读就会变成修辞学练习；如果不把细读得到的发现与具体史实互相印证，文本分析就失去了它的对象。在《行纪》研究中，"文本细读与历史背景互证"意味着：当我们注意到鲁斯蒂谦用"惊奇"（merville / meraviglia）一词来描述大汗的某一项宫殿陈设时，我们要追问，元代宫殿是否真有这样的陈设？元代史料是否提到过类似的描绘？它与同时期的欧洲或阿拉伯文献中的相关描述有何关系？当我们注意到马可·波罗用特定的数字（比如"一万人"）来描述某些非数字的事物（比如宫殿的柱子数量、宴会的人数）时，我们要追问，这些数字是修辞上的夸张，还是对应着元代某种制度性的规约？当我们注意到鲁斯蒂谦在叙述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时插入了一段骑士传奇式的告别场景时，我们要追问，元代制度下是否有类似"告别可汗"的仪式？或者这纯粹是叙事程式的产物？
本书主张，文本细读与历史背景的互证，正是《行纪》研究最富有成果的工作方式。它既不让文本变成史料的奴隶（变成纯粹的"地理考据"），也不让文本变成脱离语境的孤芳自赏（变成纯粹的"文学鉴赏"）。它让文本在历史中获得它的具体性，让历史在文本中获得它的可读性。
以上三条原则——考据与叙事并重、版本与语境兼顾、文本细读与历史背景互证——共同构成了本书的方法论。它们不是装饰性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可检验的研究要求。接下来的章节里，每一次具体分析都将体现这三条原则。
三、文本细读：以开篇"商人须知"为例
方法论已经勾勒完毕，现在转入一个具体的例子。本节将以《行纪》开头一段著名的"商人须知"段落作为案例，展示文本细读在《行纪》研究中能做什么。
这段文字出现在 TB 群的开篇，也就是贝内德托校勘本的第一个段落。它的中世纪法语原文大致是这样的：
> *In nomine Domini Dei Amen. Plusors gens sunt et maintes gens qui ne sevent pas les merveilles dou monde, quar il ne les voient pas et ne les oient pas dire à autres. Et pour ceste raison, je, Marco Paulo, ciuoyens de Venise, filz de missier Nicolo Paulo, marchans et sages hons, voel que vous saichiez toutes les granz merveilles que j'ai veües en la Grant Orient et en maintes autres parties dou monde, et pour ce, je vous en diray l'ordenance par ces paroles plainement, et devisee par chapitres. Si comence mes orendroit de la devise du monde, et porrai par l'ordenance des parties. Premierement vous devisera de la Turquie et ces deça et ceia, des Armeniens et des Georgiens, des Medes, des Persans, des Ircans et des Corascans. Si devisera des ydres dou Grant Turc, et des chemins par où l'en va de Tanaie jusques à Cathai. Si vous conteray grant pluseurs merveilles de la Grant Turquie et de la Perse, et des provinces de paiennie qui par le Levant sont. Si vous devisera la grant noble cité de Tabriz...*
翻译成中文，大意是：
> 奉主神之名，阿门。世间有许多人，他们不知道世界的奇迹，因为他们不曾亲眼见到，也不曾听他人讲述。出于这个原因，我，马可·波罗，威尼斯公民，尼古罗·波罗先生之子，商人与明理之人，愿意让你们知晓我在大东方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所看见的一切伟大奇迹。为此，我将用这些文字，按照章节，向你们清楚讲述世界的描述与各地的秩序。我现在先讲述小亚细亚及其两边的情形，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呼罗珊人和波斯人，然后讲述大突厥的可汗们，以及从塔纳到大契丹的商路。我将向你们讲述大突厥与波斯的许多奇迹，以及东方各省的情况。然后我将向你们讲述伟大的城市大不里士……
这一段文字，是《行纪》整本书的"前言"或"开场白"。任何打开 TB 文本的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段话。这段话听起来像是一段普通的自我介绍，但仔细阅读会发现，它在短短一百多个词里完成了许多工作。
第一层工作，是为整本书建立权威。鲁斯蒂谦以"奉主神之名"作为开篇，这是中世纪抄本的固定起手式，几乎所有中世纪欧洲书写的作品都以"奉主神之名"或类似的宗教性致礼起头。这一开篇把《行纪》置于基督教书写的传统之中——尽管《行纪》讲述的是异教徒的汗国，但它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基督教文化的写作秩序。这个开头决定了《行纪》是一部基督教欧洲作者讲述异教世界的书，它的立场、它的视角、它的价值观，都是基督教欧洲的。这不是中性的。这一开篇已经预设了读者与讲述者的基本位置关系。
紧接着，作者用一句话定位了他与读者的关系："世间有许多人，他们不知道世界的奇迹，因为他们不曾亲眼见到，也不曾听他人讲述。"这句话看起来是在描述世界，实际上是在建立必要性——既然有人不知道世界的奇迹，就需要有人告知。需要告知的人，就是正在听（或正在读）的"你们"。需要告知的事情，就是"我在大东方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所看见的一切伟大奇迹"。这两端——"不知道的人"和"知道的人"——在话语开始的同时就被建立起来了。注意：在这两端的设定中，"知道"并不是主动探究的结果，而是被告知的产物。也就是说，读者在这本书里是接受者，而不是探索者；讲述者才是认识的主体。
"知道"的渠道又被特别限定：通过眼睛、通过耳朵、通过文字。这三种渠道在 13 至 14 世纪的欧洲知识论中对应着不同的认识层级。亲眼所见最可信，亲耳所闻次之，文字所见再次之。马可·波罗——通过他之口讲述的鲁斯蒂谦——把"亲眼所见"放在最可信的位置。这个设定不是偶然的，它呼应了当时欧洲知识论中关于"见证"（testimonium）的讨论。在那个讨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