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的养成

第1章：探险家的养成

一个人的学术训练如何决定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被奉为"科学方法"的操作规范背后。当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踏上中亚探险之路时，他所携带的不仅是一套考古技术，更是一整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学术传统所塑造的认知框架。这套框架将西域沙漠视为可以系统"发现"和"记录"的知识对象，将当地文明遗迹视为等待欧洲学者解读的文本密码。然而，这套框架的成形并非个人天才的产物，而是特定知识体制运转的结果。

理解斯坦因的考古方法论，需要追溯三个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东方学的知识谱系如何为"西域探险"提供了合法化的话语体系；印度考古调查局的组织架构如何将田野考古标准化为可复制的工作程序；以及古典语文学传统如何赋予了斯坦因解读西域死文字的关键能力。这三个进程的交汇处，才是斯坦因学术人格形成的真实位置。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东方学的知识传统与殖民扩张

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东方学并非纯粹的学院派事业。它的繁荣与不列颠帝国的全球扩张同步展开，这一同步并非偶然。东方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服务于帝国统治的多重需求：理解被征服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有助于行政管治，翻译和整理东方文献为英国学者提供了与欧洲大陆竞争学术霸权的资本，而"发现"和"抢救"东方文明遗产的叙事则为殖民掠夺赋予了文明使命感。

英国东方学的知识传统可追溯至18世纪后期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奠定的语文学基础。琼斯在1786年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提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和波斯语具有共同起源，这一论断开启了欧洲语言学界对印欧语系的系统性研究。然而，琼斯及其后继者的工作很快超越了纯粹的语言学范畴。牛津、剑桥和伦敦的东方研究机构——包括1818年成立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将东方文献的收集、翻译和编辑确立为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东方学呈现出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是实证主义导向，即强调对原始文献的精确校勘和逐字翻译，而非思辨性的哲学诠释。这一导向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一手材料的极度重视——原版手稿优于抄本，原件优于印刷品，现场勘查优于书斋推论。第二是学科边界的多功能性，19世纪的"东方学家"往往同时精通多种语言文字，从事翻译、考古、文献编目和区域研究等多重工作，尚未形成后来细分的专业学科格局。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东方学知识与帝国权力的内在关联。殖民政府为东方学研究提供资金和行政支持，学者的田野调查依赖殖民地官员的接待和协助，发掘成果则归属大英博物馆或印度博物馆收藏。

斯坦因正是在这一知识体制中完成了他的学术社会化。他在布达佩斯和伦敦接受的训练，以及随后在印度考古调查局的长期任职，都深嵌于这套东方学—殖民主义的共生结构之中。他后来在新疆的大规模发掘活动，正是这套结构运转的具体表征：英国学者的学术计划，印度殖民政府的行政资源，以及"为人类保存文化遗产"的文明叙事，三者共同支撑了斯坦因探险的合法性。

理解这一层背景，对于评价斯坦因的历史角色至关重要。20世纪初的中国学界对斯坦因多有批评，指责他带走敦煌藏经洞的大量文书文物。这些批评自有其正当性，但若仅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便无法深入理解斯坦因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知识体制产物的复杂性。他的工作方法、学术判断乃至价值预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个人偏好，而是他所处时代的英国东方学主流范式的具体体现。

斯坦因的教育背景与职业发展路径

要把握斯坦因学术人格的形成轨迹，有必要追溯他从布达佩斯到伦敦、再到印度的人生路径。这条路径并非平坦的直线，而是经历了多次方向调整和身份转换，最终塑造出一位兼具匈牙利学术传统、英国制度资源和印度田野经验的独特学者。

1862年11月26日，马克·亚诺什·斯坦因（Mark János Stein）出生于奥匈帝国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在当时已经是中欧重要的学术中心，拥有悠久的古典学研究传统。斯坦因的父亲伊格纳茨·斯坦因（Ignaz Stein）是一位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和教师，母亲塞西莉亚·维克斯勒（Cecília Wixerlander）出身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斯坦因自幼便接触到多种语言文字的训练。匈牙利语、德语、希伯来语构成了他的母语基础，随后在学校教育中又系统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

斯坦因早年在布达佩斯接受古典学教育，1879年进入当地的伊尔文科尔维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的前身）学习。19世纪80年代，他进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师从著名梵语学者乔治·比勒（Georg Bühler）研习梵语和梵文文献学。比勒是当时欧洲古典语文学界的权威人物，他关于梵文语法和吠陀文献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在维也纳期间，斯坦因还接触到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为他后来解读多种中亚死文字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1887年，25岁的斯坦因离开中欧前往英国。这一年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凭借在维也纳积累的学术资本，他获得了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奖学金。表面上这是一个学术交流项目，实际上它标志着斯坦因人生轨迹的重大转向——他将在英国完成从奥地利学者向英国学者的身份转换。牛津大学当时拥有欧洲最重要的东方研究机构之一，谢菲尔德大学前身的创立者、东方学家伊拉斯谟斯·格伦维德爵士（Sir Erasmus C. Griffith）正是在牛津建立了系统化的东方语言教学体系。斯坦因在牛津师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tz August Wolf）和E.B.科威尔（E.B. Cowell）等学者，继续深化他的梵语和波斯语训练。

然而，牛津的系统学习只是斯坦因学术训练的一个环节。真正塑造他田野工作能力的是他在英国期间和之后积累的博物馆学和文献学经验。1888年至1890年间，他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实习，接触到手稿鉴定、文物编目和收藏管理的第一手实践。1890年他受聘为印度教育部（India Office）的馆员，开始接触印度总督府的相关档案和文书。这些经历使他了解到博物馆收藏的运作逻辑——一件文物如何从田野进入库房，如何被编目、分类和展示，最终成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

1899年是斯坦因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他正式加入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担任旁遮普地区文物督察员。这一职位将他从书斋学者转变为田野工作者。印度考古调查局成立于1861年，是英属印度政府设立的专业机构，负责系统调查、记录和保护印度次大陆的古代遗址。斯坦因在局内工作了二十余年（1899-1928），从基层督察员逐步晋升为首席考古学家。他的大部分田野工作方法——从遗址选择、发掘程序到文物记录和装箱运输——都是在这一制度框架内形成和定型的。

斯坦因1900年的首次中亚探险是他田野生涯的真正起点。在此之前，他在印度次大陆进行了大量遗址勘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知识和组织经验。但正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丹丹乌里克和安迪尔遗址，他实践了那套后来被奉为"科学考古"标准的工作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的探险经费并非来自纯粹的学术基金，而主要依赖英属印度政府的拨款和英国皇家学会、地理学会的资助。这再次印证了东方学知识生产与殖民帝国权力结构的深层关联。

印度考古调查局的组织架构与田野考古标准化

斯坦因在印度考古调查局的工作经历，是他学术方法论形成过程中最具塑造性的环节。这不仅因为局内提供了他施展才华的制度平台，更因为印度考古调查局本身代表着19世纪殖民语境中田野考古方法论的系统化尝试。理解这一制度背景，是把握斯坦因工作方法本质的关键。

印度考古调查局的创建源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面对庞大古代遗产的系统性焦虑。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殖民者开始意识到，仅凭武力无法有效统治这片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土地。了解和管理印度的文化遗产，逐渐成为殖民行政的内在需求。1861年，印度总督坎宁勋爵（Lord Canning）批准成立印度考古调查局，任命亚历山大·坎宁汉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为首任总局长。

坎宁汉是英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出身于英国陆军测量团，擅长遗址勘查和地形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可复制的田野工作程序。在他任职期间（1861-1893），印度考古调查局逐步形成了遗址选择、发掘记录和文物处理的标准化流程。这一流程的核心原则包括：对遗址进行精确的地理定位和地形测量；对出土文物进行编号登记，记录出土层位和伴出物关系；保持发掘现场的原始状态，便于后续研究者复查；以及将发掘品移交博物馆收藏并编目公布。

斯坦因1899年加入印度考古调查局时，继承的正是这套经过四十年实践检验的方法论体系。但他在实际运用中又有所发展和调整。斯坦因的方法论特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地理学导向的系统勘查。与坎宁汉时代侧重单点遗址的调查不同，斯坦因更强调遗址群的整体分布和相互关系。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多次探险，都遵循"由已知推未知"的逻辑：先确定已有遗址的大致方位和线路，再沿古河道、古驿道等线索搜索可能的新遗址。这一方法受益于他早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接受的训练，也体现了地理大发现传统对19世纪考古学的深刻影响。

第二是文献学引导的发掘策略。斯坦因的核心学术关切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他选择的发掘地点往往与文献记载的古代地名相吻合。他在敦煌之前对安迪尔和丹丹乌里克的勘查，主要依据的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供的方位描述。这种"按图索骥"的方法，使他的田野工作带有浓厚的书斋气息——出发前他已经通过文献阅读形成了对遗址性质的预设判断，发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预设的验证或修正。

第三是高强度采集的记录体系。斯坦因在每次发掘中投入的人力和时间都相当可观。以1900年的丹丹乌里克发掘为例，他带了数十名当地工人和一支护卫队，在遗址工作了数周，发掘出大量木质构件、织物残片和文书残片。他对每一件重要出土物都进行编号、拍照和文字描述，并绘制详细的平面图和剖面图。这种记录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相当精细，但客观上也为后来的文物分离和运输出国提供了操作上的便利。

印度考古调查局的组织运作还塑造了斯坦因田野工作的另一个隐性特征：对时间的精确管理。殖民机构的运作遵循官僚制的效率原则，每一项探险活动都需要编制预算、申请经费、汇报进度。斯坦因的探险报告以精确的日期和行程记录著称——他在日记和正式报告中详细标注每一天的发掘进度、天气条件和人员变动。这种时间意识既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要求，也是殖民行政考核机制的压力所致。

值得指出的是，斯坦因并非印度考古调查局内部唯一的重要人物。在他之前和同期，局内还有多位杰出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斯坦因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学术兴趣与英国东方学的整体方向高度契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学界对"中亚"——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兴趣急剧升温。德国、俄国、法国和瑞典的探险队先后在中亚展开激烈竞争，争夺"发现权"和"解释权"。斯坦因的探险活动正是在这一国际学术竞争格局中展开的，他代表英属印度出战，填补了英国在中亚考古领域的空白。

语言学训练与西域死文字的解读

在斯坦因的学术工具箱中，语言学能力占据着核心位置。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超越同期许多探险家的学术成就，关键在于他具备解读西域死文字的专业素养。这些死文字包括佉卢文（Kharosthi）、婆罗米文（Brahmi）变体、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多种文字系统，它们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内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城邦，后因语言人群的变迁而逐渐失传。19世纪末，欧洲学者对这些文字的了解仍然有限，解读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斯坦因凭借他早年打下的梵语和波斯语基础，加上在和田地区的实地语言调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献释读能力。

斯坦因的语言学训练可追溯至他在维也纳大学和伦敦期间的师承关系。在维也纳，他跟随乔治·比勒系统学习了梵语文献学。比勒的研究领域是梵文法律文献和吠陀文献，这要求精确的语法分析和词义考释。斯坦因在比勒指导下掌握的文献学方法——校勘异文、考订年代、注释疑难——后来被他直接移植到西域文书的整理工作中。

在伦敦期间，斯坦因进一步强化了波斯语和梵语的训练，并开始接触中亚地区的历史地理。他在牛津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接触到了大量东方文献，包括用佉卢文和婆罗米文写成的犍陀罗语佛教文献。这些文献在19世纪后期仍是学术前沿领域，已故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坎宁汉和德国学者霍恩勒（August Friedrich Rudolf Hoernle）在释读工作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斯坦因正是在这一未决状态中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切入点。

斯坦因对西域文书的释读采取了语文学的基本程序。首先是物质形态的记录——纸张或木板材质的鉴定、书写工具和墨色的观察、尺寸和破损情况的测量。其次是文字形态的分析——字母笔画的辨认、书写方向的判断（佉卢文从右向左，婆罗米文从左向右）、以及可能的年代特征。第三是语言层面的分析——词汇识别、语法结构解析、语义推断。最后是文本内容的翻译和历史背景的比定。这套程序要求学者同时具备文字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综合素养，而这正是斯坦因的独特优势所在。

在和田地区获得的语言学材料，进一步丰富了斯坦因的学术视野。他在1900年和1906年的探险中，从丹丹乌里克和麻扎塔格遗址获得了大量佉卢文和婆罗米文文书。这些文书的内容涉及佛教祈愿文、商业契约、官方文书和私人信件等多种类型，为重构古代塔里木盆地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斯坦因在整理这些文书时，经常需要与同时代的学者合作。例如，斯坦因在1900年获得的丹丹乌里克佉卢文木牍，其释读工作就参考了德国学者恩斯特·塞纳特（Ernst Senart）和法国学者埃米尔·塞纳特（Émile Senart）的研究成果。

语言学训练还赋予了斯坦因一种特殊的学术敏感性——他能够识别出文本中隐含的"跨文化"痕迹。在西域出土文书中，常见的情形是同一文本存在多种语言的版本，或者文本借用了外来词汇和表达方式。斯坦因在释读过程中特别注意这些细节，将它们作为重构文化交流路线的证据。例如，他在和田地区发现的梵文—于阗文双语文献，为证明古代于阗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佛教传播提供了直接证据。

语言学能力还使斯坦因在考古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不需要依赖当地"向导"或翻译进行初步的文献判断，而能够直接与出土文书对话。这一能力在竞争激烈的中亚探险环境中尤为重要。1906年，当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进行发掘时，他迅速判断出那批写本的学术价值，并立即着手整理编号。相比之下，数年后来到敦煌的俄国人鄂登堡（Sergey Oldenburg）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由于缺乏相应的语言学素养，在整理和记录方面明显逊色于斯坦因。

方法论比较：斯坦因、斯文·赫定与伯希和

评估斯坦因的学术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是将他与同时代另外两位重要的中亚探险家进行系统比较。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都在中亚探险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他们各自的学术背景、工作方法和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个人能力的高下之分，而是反映了不同国家学术传统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

斯文·赫定（1865-1952）是三人中地理学背景最鲜明的一位。他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早年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地理学，师从著名地貌学家德·阿·萨勒留斯（Adolf Erik Nordenskiöld）。赫定的核心兴趣是地形地貌和自然地理，他的探险活动往往以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为首要目标。1893年至1909年间，他完成了多次穿越中亚的旅行，足迹遍布西藏、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1895年的沙漠死亡行军让他几乎丧命，却也让他的名字在欧洲声名大噪。1901年，他发现了被沙埋没的楼兰古城，这一发现至今仍是中亚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赫定的方法论特点是地理学优先。他的发掘工作通常在地理调查之后进行，遗址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的判断——他认为古代城市多位于河道交汇处或绿洲边缘，因此沿古河道搜索是发现遗址的有效途径。这一逻辑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的局限也很明显：地理学视角容易忽视遗址的文化层位和出土物的内在关联，发掘工作的记录往往不如后来的专业考古学者那么系统。

斯坦因与赫定的方法论差异集中体现在两人1900年前后的交往中。1899年，斯坦因在伦敦听到了赫定关于中亚探险的公开演讲，这次演讲激发了他前往西域的计划。但当斯坦因1900年抵达喀什噶尔时，赫定已经完成了他在塔里木盆地的早期探险并返回欧洲。两人在1906年至1908年间有过多次接触，当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赫定恰好也在中亚进行地理测量工作。他们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进行了交流，但学术路线的分歧使他们难以真正合作。斯坦因更关注文献和文物，而赫定更关注地形和路线。这种分歧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反映了两种学术传统的结构性差异。

保罗·伯希和（1878-1945）则是三人中语文学素养最深厚的一位。伯希和出生于法国巴黎，早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师从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学习汉学和东方学。他精通汉语、日语、藏语、梵语、龟兹语和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这种语言能力的广度在当时的东方学家中是罕见的。伯希和的学术训练主要来自法国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强调对原始文献的精细校勘和跨学科综合分析，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路线和德国语文学的精密语法分析均有不同。

伯希和1906年至1908年的中亚探险，直接目的是调查敦煌藏经洞。他比斯坦因晚几个月抵达敦煌，但他在藏经洞的工作方式与斯坦因存在本质差异。斯坦因采取的是快速、大规模的提取策略，将大量写卷和绘画整箱运往伦敦；而伯希和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文本调查，他在藏经洞停留期间，逐页翻阅了大部分写卷，从中挑选他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购买。据记载，伯希和的挑选眼光极为精准——他带走的卷子虽然数量远少于斯坦因，但学术质量普遍较高，涵盖了摩尼教文书、景教文献和大量非佛教的世俗文书。

三人的方法论差异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维度。在田野策略上，斯坦因依赖文献引导，伯希和依赖现场判断，赫定依赖地理推测。在记录标准上，伯希和最为精细，斯坦因次之，赫定相对粗疏。在成果处理上，斯坦因和伯希和都重视文书的编目和出版，而赫定更关注探险叙事的大众传播。在学术传承上，斯坦因身后留下了大量专业报告和地图，伯希和培养了法国东方学的下一代学者，赫定则对欧洲大众的中亚认知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三种方法论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各自回应了不同的学术问题和制度需求。斯坦因的文献引导法适合验证古代记载的可靠性，伯希和的现场筛选法适合捕捉文书群落的整体特征，赫定的地理推测法适合在未知区域发现新遗址。理解这种多样性，有助于我们超越对任何单一个人的英雄化或妖魔化叙事。

科学热忱与帝国事业：如何理解斯坦因西域探险的双重性质

在分别考察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东方学的知识传统、印度考古调查局的组织架构、语言学训练的学术意义和三人方法论的差异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直面本章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斯坦因的中国西域探险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