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坦莱的时代

第 1 章：温斯坦莱的时代

1649年1月30日，伦敦白厅的寒风中，一个国王被押上了断头台。查理一世的死不仅终结了一个王朝，也在英格兰大地上撕开了一道前所未有的裂缝——在"君权神授"的天经地义被踩进血泊的那一刻，任何现存秩序似乎都可以被质疑、被推翻。正是在这裂缝之中，一个名叫杰拉尔德·温斯坦莱的破产商人开始书写他改变英格兰的梦想。

要理解温斯坦莱何以成为温斯坦莱，必须先把时间往回拨半个世纪，看看他出生的那个英格兰正在发生什么。17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它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剧烈的政治地震期：王权与议会的战争、宗教的撕裂、革命的狂热与复辟的反扑相继上演。而温斯坦莱的思想，恰恰是这场地震中最激进的震波之一。

土地之变：圈地运动如何重塑英格兰

故事得从羊毛说起。

英格兰的财富在中世纪很大程度上依赖羊毛贸易，而羊毛需要土地来生产。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种深刻改变英格兰社会结构的做法开始蔓延——圈地运动。所谓圈地，就是把过去敞开的公有田地（open fields）和公用草地圈占为私有的围栏牧场。

这种做法在都铎王朝初期规模还不大，但已经足以引起统治者的警觉。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都颁布过反对圈地的法令，这不是因为国王们突然关心起了农民疾苦，而是因为圈地会带来两个让他们睡不着觉的问题：一是失地农民流入城市会造成社会动荡，二是呢？羊吃人"的恐慌——圈地种草意味着原本种植粮食的土地被改作牧场，粮食产量下降，粮价上涨，最终影响社会稳定和税收。

然而，都铎晚期的圈地还在缓慢进行。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女王本人就是英格兰最大的圈地者之一，她把大片公有地圈入自己的庄园；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时而打击圈地，时而默许，时而出台补救措施——比如为失地农民提供迁移许可或职业培训。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圈地运动背后不可逆转的经济逻辑。

真正让圈地运动大规模爆发的，是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从1600年到16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格兰经历了数波圈地高潮。研究者估计，仅在1600年至1640年间，英格兰就有超过五十万英亩的公有地被圈占。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千上万依靠公有地生存的小农和茅屋农（cottager）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资源。

公有地不只是"公共的草地"那么简单。对于英格兰乡下的穷人来说，公有地是一套完整的经济生态：他们可以在公有地上放牧一头奶牛或几只鹅，捡拾枯枝当柴火，在休耕地上种植少量粮食，甚至在林子里采摘野果和蘑菇。一块公有地就像一个隐形的社保账户，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一个家庭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熬过去。

当这片"隐形社保账户"被圈走之后，穷人面临的只有三条路：成为雇佣劳动者、流入城市、或者乞讨流浪。对于那些原本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彻底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成为纯粹的无产者。历史学家估计，1600年前后，英格兰农村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依赖于公有地生存；而到了1660年，这个比例已经大幅下降。

这种土地集中化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深远的。在圈地运动最剧烈的地区，旧的社区共同体瓦解了。邻里之间不再需要协商轮耕时间表，不再需要共同维护灌溉沟渠，甚至不再需要彼此依靠。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关系：地主与雇佣劳动者、债主与债务人、庄园主与租户。英格兰农村社会从一种相对平等的共同体形态，向更分明、更垂直的阶级结构转变。

这段历史对理解温斯坦莱至关重要。他自己就经历了这种土地变革带来的切肤之痛——尽管我们稍后再详细讨论他的个人遭遇。单是在时代层面，圈地运动就已经为温斯坦莱的批判提供了最充分的素材：当一小部分人通过圈占公有地积累起巨额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却被排斥在土地之外、沦为雇佣劳动力或流浪乞讨者时，"自由""财产""正义"这些概念还有任何意义吗？

温斯坦莱的答案是没有。他后来的全部激进思想——土地公有、共同劳动、禁止继承——都可以在他所处的那个圈地疯狂的时代找到根芽。他不是凭空发明了一套平等主义理论，而是把时代的不公用最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信仰之火：清教运动与政治激进主义的联姻

如果说圈地运动从物质层面为温斯坦莱的激进思想提供了土壤，那么清教运动则在精神层面为他提供了思想弹药。

要理解清教运动在17世纪英格兰的政治意义，得先弄清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清教？

清教（Puritanism）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教派，而是一系列不满意英格兰国教（圣公会）的宗教立场和教会体制的统称。在16世纪末的英格兰，很多虔诚的基督徒认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宗教改革做得不够彻底——英格兰的教会仍然保留了太多天主教的残余：主教制、繁复的仪式、主教对牧师的控制、神职人员穿的长袍、教堂里的圣像和彩色玻璃窗。这些清教派认为，真正的改革应该把教会从这些"罗马残余"中彻底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更简单、更民主、更接近早期基督徒模式的信仰共同体。

清教最初是一个宗教运动，但它很快与政治激进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让我们看看清教的一些核心主张如何通向政治激进主义。

第一，清教强调"信徒皆祭司"。这意味着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不需要通过主教、神父或教会等级制度作为中介。如果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在世俗社会中，那些高高在上的主教和贵族老爷们又凭什么享有特权呢？

第二，清教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性，提倡会众自己解释经文，而不是被动接受权威神职人员的解释。这种对个人判断力的推崇，与政治上的独立思考精神是相通的。清教徒不满足于被告知该怎么想，他们要自己读、自己悟、自己判断——这种精神气质很容易从宗教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

第三，清教中有很多人是"分离派"（Separatists）的同情者甚至成员。分离派更进一步，认为英格兰国教已经无可救药，应该彻底脱离它，自行建立独立的教会。1630年代，一批分离派信徒甚至远渡重洋，在北美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这批人后来被称为"朝圣前辈"（Pilgrim Fathers）。他们对英格兰本土的启示是：现有的教会体制并非神圣不可动摇，现存的秩序可以被质疑和改变。

清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内部的多样性。从温和的"长老会派"（Presbyterians）——他们主张用长老制度取代主教制——到激进的"独立派"（Independents）——他们主张每个会众群体都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信仰事务，再到更激进的"浸信会"和"贵格会"，清教运动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越是在边缘地带，我们越能看到那些与温斯坦莱后来思想相呼应的元素。

以浸信会为例。浸信会（Baptists）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洗礼应该只给那些已经成年并明确表示信仰的人，而不给婴儿。这一主张看似纯粹是宗教仪式问题，但它背后的逻辑是激进的——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出信仰的选择，不能由父母、教会或国家替他做主。如果连信仰这样神圣的事务都必须由个人自主决定，那么在政治事务上又有什么理由让一个国王或一个寡头集团替所有人做主呢？

贵格会（Quakers，又称"公谊会"）则更为激进。贵格会拒绝一切宗教仪式，包括洗礼和圣餐；他们不向任何人致敬，包括国王；他们宣称"内在之光"——每个灵魂内部都有上帝的存在，因此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的。贵格会的这些主张在当时的英格兰是惊世骇俗的，会员们为此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正是这种激进的平等主义精神，为温斯坦莱的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清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其布道传统。清教传教士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而有效的公共演讲技巧。他们习惯于在讲道中批评时政，把《圣经》故事与当下问题联系起来，呼吁听众"悔改"和"行动"。这种把宗教话语转化为政治批评的技巧，为普通民众参与政治讨论提供了范本。

温斯坦莱本人很可能深受清教布道传统的影响。他的写作风格——那种充满宗教热情、反复引用《圣经》、呼吁读者起来行动的写作风格——与清教传教士的讲道稿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清教运动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批判框架：在"属灵"领域反对教会的等级制度，为在"属世"领域反对政治等级制度做了铺垫。

裂痕之深：王权与议会的对决

清教运动为激进思想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弹药，而圈地运动制造了物质上的不满。但真正把这些不满点燃成燎原大火的，是英格兰政治体制内部那场旷日持久的撕裂——王权与议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詹姆斯一世。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南下继承英格兰王位，是为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是一个聪明但自负的学者型君主，他写过《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这样的论文，坚信国王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其权力来自神授，任何人都不能对国王的权力提出质疑。

问题在于，詹姆斯一世虽然精通神学，却不太懂管钱。在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国王主要依靠王室的封建收入（主要是出卖官职、罚款、没收等）来维持运转。但到了詹姆斯一世时期，这套收入来源已经日渐枯竭——很多封建特权已经被国王们自己"卖掉"了。与此同时，宫廷开支、外交开销、战争军费都在增加。国王入不敷出了。

怎么办？找议会要钱。

英格兰议会在都铎时期虽然已经存在，但权力有限——它主要负责批准税收和通过法律，对国王的日常统治影响不大。但随着国王越来越频繁地需要议会拨款，一个新的政治博弈开始了：国王要钱，议会趁机讨价还价。

詹姆斯一世和后来的查理一世在与议会打交道时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把议会视为纯粹的工具，需要时召来用一用，不需要时就打发走。詹姆斯一世在1603年到1625年间解散过三届议会，查理一世更是在1629年到1640年间整整十一年没有召开过一次议会，史称"十一年暴政"（Eleven Years' Tyranny）。

然而，国王不召开议会，并不意味着他的统治就一帆风顺。查理一世的统治时期（1625-1649）恰恰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

在宗教问题上，查理一世和同为苏格兰人的劳德大主教（William Laud）推行一套高压政策：强制苏格兰人接受英格兰的祈祷书，在苏格兰教堂里推行主教制，迫害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即不愿加入英格兰国教的清教徒）。这些政策最终引发了苏格兰人的起义——"主教战争"（Bishops' Wars）。

打仗需要钱。查理一世被迫在1640年重新召开议会，这次他面临的是一个愤怒的、要求追究他责任的议会。长期积压的不满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议员们弹劾劳德大主教，要求取消主教制度，要求国王对议会负责。1641年，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列举查理一世的一系列"罪行"，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国王的顾问们。

英格兰已经站在了内战的悬崖边上。

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宣布讨伐"叛徒议会"。英格兰内战正式爆发。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军事冲突，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地震。议会军（Parliamentarians）和王党军（Cavaliers）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代表了英格兰社会内部更根本的撕裂：新兴的商业和工业阶层与旧的贵族地主阶层，城市与乡村，清教徒与国教徒，议会主权与王权神授——这些对立在1640年代被内战这把刀切开，血淋淋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对于温斯坦莱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内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当国王的脑袋落地，当主教们被从教堂里赶走，当旧的等级制度在炮火中摇摇欲坠，普通人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这场历史大戏的参与者。

一个人和他的时代：温斯坦莱的人生轨迹

现在，是时候具体认识一下本书的主人公了。

杰拉尔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大约1609年出生于约克郡，具体出生日期已不可考。他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英格兰属于"殷实的中下层"——父亲是一个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yeoman），足以供他接受一些基础的教育。温斯坦莱识字，能阅读《圣经》和宗教小册子，这在他那个时代的劳动人民中是相对少见的。

年轻的温斯坦莱来到伦敦，在那里他成为一个布料商人——这是一个相当体面的职业。布料贸易在17世纪的伦敦是核心产业之一，成功的商人可以积累可观的财富。温斯坦莱在伦敦结了婚，似乎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

然而，1640年代的大变局改变了一切。

温斯坦莱的生意失败了。确切的原因我们不完全清楚——可能是内战导致的商业动荡，可能是圈地运动影响了原料供应，可能是他投资失误，也可能是运气不好。但结果是明确的：大约在1648年或1649年，温斯坦莱破产了。他失去了一切的商业资产，被迫从伦敦搬到萨里郡的科巴姆（ Cobham），住在那里的一间小茅屋里，靠给人帮工度日。

这个破产的商人后来写道："我的灵魂曾经沉浸在悲伤之中，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人，每天都在为面包而焦虑。"但恰恰是这种从体面的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的经历，让温斯坦莱获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理解力。他曾经是"体面人"，体验过相对稳定的生活；他现在是穷人，亲身体验了被剥夺的痛苦。这种双重身份使他能够同时用商人的逻辑和穷人的情感来批判英格兰的社会不公。

温斯坦莱的思想转变发生在1648年到1649年间。根据他自己的记述，那年夏天，他经历了一系列"异象"和"内心的呼声"——这在当时充满宗教狂热的英格兰并不罕见。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上帝不再希望人们互相争斗和压迫，而是希望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土地的产出。这个启示改变了他的生命方向。

从1649年4月开始，温斯坦莱开始发表一系列激进的小册子，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正义新法》（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和《真正的Levellers》（The True Levellers）的宣言。这些文章的主张是惊人的：英格兰的土地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不应该被少数人据为己有；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继承而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土地；人们应该共同劳动，产出共同分享。

这些主张直接指向了圈地运动的根本逻辑。温斯坦莱认为，正是圈占公有地造成了英格兰的贫困和不公。当少数人通过圈地成为大地主，而大多数人沦为无地可耕的雇佣劳动者，平等和自由就成为空话。他写道："大地是共同的财富，上帝把大地赐给了整个人类，而不只是赐给某些人。"

温斯坦莱的思想在1649年秋天达到了一个实践的高峰。11月，一群包括温斯坦莱在内的贫民来到伦敦西南部的圣乔治山（St. George's Hill），开始在一片公有地上掘土垦荒。他们声称这片公有地被非法圈占了，现在他们要把土地恢复为公有。他们把自己称为"真正的平等派"（True Levellers），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掘地派"（Diggers）。

这场掘地派运动虽然最终被镇压（地主们雇用了武装人员驱赶他们，点燃了他们的茅屋），但它点燃了一颗种子——一种最激进的平等主义思想，一种认为一切现存的社会不公都可以被推翻、被重建的信念。

温斯坦莱从破产商人到激进思想家的转变，看似充满了个人传奇色彩，但当我们把他的故事放回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圈地运动制造了失地的不满大众，清教运动提供了批判的语言和精神的武器，政治危机提供了变革的窗口，而温斯坦莱个人的悲剧——破产——则让他从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主动的呐喊者。

他的思想不是书斋里凭空发明的哲学，而是从土地、从信仰、从时代的裂缝中生长出来的现实批判。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掘地派运动在1649年出现，而不是更早或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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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追溯了温斯坦莱思想诞生的历史土壤。

首先是土地之变：从都铎晚期到斯图亚特王朝，圈地运动大规模推进，成千上万的小农和茅屋农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公有地。英格兰农村社会从相对平等的共同体形态，向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转变。温斯坦莱本人后来也沦为这场土地变革的受害者，这使他的批判具有一种切肤之痛的力量。

其次是信仰之火：清教运动为政治激进主义提供了思想弹药。"信徒皆祭司"的平等精神、对个人判断力的推崇、对权威的质疑态度——这些宗教主张与政治上的民主倾向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越是在清教的边缘地带，我们越能看到与温斯坦莱激进平等主义相呼应的主张。

再次是裂痕之深：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统治激化了王权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内战在1642年爆发，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在基督教欧洲史上是头一遭。旧秩序在炮火中摇摇欲坠，"一切都是可能的"成为时代的真实氛围。

最后是一个人的转变：温斯坦莱从破产商人沦为社会底层的贫民，在时代的震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的思想不是象牙塔里的玄思，而是土地、信仰、时代与个人遭遇共同作用的产物。

然而，温斯坦莱的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具体主张？掘地派运动是如何展开的？"真正的平等派"究竟平等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逐一展开。

```mermaid timeline title 1603-1660 英格兰大事年表

1603 : 詹姆斯一世即位 <br>都铎王朝终结 1625 : 查理一世即位 1629-1640 : “十一年暴政” <br>无议会时期 1640 : 苏格兰起义 <br>长期议会召开 1641 : 《大抗议书》通过 <br>劳德大主教被处死 1642 : 查理一世竖起王旗 <br>英国内战爆发 1646 : 议会军获胜 <br>查理一世投降 1648 : 第二次内战 <br>普莱德清洗 1649.1.30 : 查理一世被处死 <br>英格兰共和国成立 1649.4 : 温斯坦莱发表 <br>《正义新法》 1649.11 : 掘地派运动开始 <br>圣乔治山垦荒 1651 : 掘地派运动被镇压 1653 : 克伦威尔解散议会 <br>护国公时期开始 1660 : 查理二世复辟 <br>斯图亚特王朝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