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烈缘起
《淮南子》在当代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的研究图景中始终是一个难以归类的存在。它既不像《老子》《庄子》那样有清晰的诠释谱系可循,也不像《春秋繁露》《白虎通义》那样被牢牢钉在经学的位置;它有时被作为黄老学的代表作加以讨论,有时又被当作杂家的标本加以处理,有时甚至被视为汉初宇宙论与本体论建构的关枢。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使得它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学术史中不断被重新定位,每一次定位也都伴随着对其内在结构的重新拆解。一个不易察觉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研究在拆解之前,似乎已经预设了一个"应当如何拆解"的框架。本文以为,在二十一世纪重新研治《淮南子》,首先要做的不是急于宣布新的诠释路径,而是回到"鸿烈"二字所标记的命名现场,回到这部书在汉人心目中本来的分量与位置,并以此为基础,对近百年来不断叠加的诠释层进行一次有节制的剥离。
这一章处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鸿烈"作为书名,在汉代文献中究竟承担着怎样的思想意涵;其二,自庄逵吉到陈静,《淮南子》研究在两千年间形成了哪些主要的范式,这些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转换逻辑;其三,在当代学术的既有积累之上,如何界定一次"重读"的必要性,以及这种"重读"应当自我限定在怎样的方法论边界之内。
一、"鸿烈"名义:从《要略》自叙到《艺文志》定名
《淮南子》在最初面世时并非以"淮南"二字为题,而是以鸿烈二字标其性质。这一命名,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的实践中得到确认,在东汉末年高诱为之作注时被赋予了明确的义理解释,在《淮南子》最后一篇《要略》中则留下了作者群体自己的陈述。三种来源相互参照,可以还原"鸿烈"一词在汉人心目中的思想分量。
高诱《淮南鸿烈解》序对"鸿烈"的训释最为直白。其文释"鸿"为"大",释"烈"为"明",以"大明"二字概括全书意旨。这一训释虽然简短,却隐含两层意思:其一,"鸿烈"并非仅指文辞的铺排宏丽,而是指向"大明"——一种贯通天人的觉照状态;其二,这种"大明"并非私学所能承担,而是要求一部总揽性的著作作为载体。高诱以"鸿烈"为书名作注,意味着在他看来,这部书的真正题目是"大明"二字,而"淮南"不过是这一"大明"的承担者所在。这种训释在后来几乎成为理解书名的标准答案,但其中"大明"二字所指向的哲学意涵,却很少得到正面的展开。
《要略》一篇长期被视为《淮南子》的自叙与全书纲领,其末尾处对这部书的性质有一番总结性的陈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段,是作者对"刘氏之书"的整体定位:"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以取法。"这一陈述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每篇文章做内容提要,而在于说明全书的工作方式:通过贯通天地、古今、形制、行事而建立一个总揽性的解释框架。"鸿烈"二字所承担的,正是这种以"大明"接通天人的工作。从结构上看,这一框架与《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有相通之处,但在理论雄心上又有不同:《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骨干,核心是阴阳家式的时令秩序;《春秋繁露》以"天人三策"为骨干,核心是公羊学式的政治神学;《淮南子》则以"道"为骨干,试图把阴阳、五行、天文、地理、人情、政教都收摄到一个可被表述的整体之中。从这一意义上看,"鸿烈"并非自夸之辞,而是对这种收摄工作的描述。
《汉书·艺文志》对《淮南子》的著录,是后世理解这部书思想位置的最重要文献之一。《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将其归入"杂家"类,并附以小序:"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艺文志》以"淮南"而非"鸿烈"为著录之目,这一选择本身即透露了汉代目录学的一个基本倾向:对于以诸侯王名义组织编撰的著作,刘向父子倾向于以封号作为标准类目,而非采用原书自定的名称。这意味着,在《艺文志》的著录实践中,"鸿烈"这一更具思想意涵的书名被有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具政治地理色彩的标识。这种淡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年学术正统化的趋势:著作的思想力度越来越需要通过"正名"的方式加以规约,而以王侯封号命名,正是规约的方式之一。
因此,"鸿烈"与"淮南"之间的张力,并非简单的别名与本名关系,而是两种命名原则的并存:一种是作者群体自觉选择的、带有思想宣言性质的自名,另一种是国家目录学施加的、带有政治地理性质的外名。这两种命名在汉代文献中长期并行,直到《隋书·经籍志》开始以"《淮南子》"为标准名称,"鸿烈"才逐渐退入注家与序跋的引述之中。唐宋以降,学者谈论这部书时,书名一栏通常写作"《淮南子》",而"鸿烈"二字则需要另外解释才能被理解。
这一历史性的命名转换,对后世的诠释具有持久的影响。以"淮南"为名,意味着读者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地理—政治范畴;以"鸿烈"为名,则意味着读者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思想—价值范畴。现代学者在讨论这部书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用了前者,但在讨论其思想性质时又不得不援引后者的内涵。这种名实之间的张力,是研究《淮南子》时最容易被忽略、却最具方法论意味的起点。
二、近两千年学术史的范式转换
《淮南子》的研究史,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它几乎在每一时期都吸收了该时期主导学术方法的精华,又同时在每一时期都保留着尚未被消化的"剩余物"。把握这条线索,是讨论"重读"之前必须完成的工作。
清代以前的《淮南子》研究,主要以单篇注释、类书征引和零散的考据札记为主。高诱的注释虽成于汉末,却在唐宋以后成为主要的知识来源;北宋苏颂曾校订《淮南子》,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淮南子》都有提要式的评价,但这些评价主要聚焦于版本异文与篇目真伪,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
清代是《淮南子》研究的真正起点。庄逵吉以《道藏》本为底本,广校众本,成《淮南子钞》;茅泮林继续推进校勘;陈广寿的工作虽流传不广,但对一些关键校勘问题的处理得到了后世肯定。顾广圻、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人虽未留下专门著作,却在《读书杂志》《诸子平议》《札迻》等著作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淮南子》的考据成果。清儒的工作具有两个特征:其一,以版本校勘为核心,辅以训诂考证;其二,以经学的标准审视《淮南子》,对其思想价值的判定往往不在考据范围之内。乾嘉朴学虽然精密,但对《淮南子》思想性的关注,几乎完全交给了经学框架下的"附录式"处理。这一时期,《淮南子》的文本面貌得到了初步的稳定,但其作为思想文本的独立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确立。
进入二十世纪,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是这一转折的标志性著作。该书1923年初版于商务印书馆,后多次增订重印,在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上集前人之大成,同时在引证广度上也远超前代。刘文典明确表示,该书以"集解"为名,意在汇集清代及近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使其"汇于一编",为后续研究者提供相对可靠的文本基础。这一取径本身即是乾嘉学术精神的延续,但其规模与体例已经远非清代任何一家所能及。
王叔岷的《淮南子斠证》则在刘文典之后,代表了一种更为谨严的考据风格。该书的特点在于不满足于汇集前说,而是对每一处校勘都做出独立的判断,并以严密的证据链加以支持。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以札记形式写成,看似零散,实则每一条都指向一个具体的训诂难题。三家之作分别代表了二十世纪前半叶《淮南子》文献学的三种典型路径:集大成式、专精式、札记式。三者的工作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都以文本的可靠呈现为目标,而把思想性的判断视为另一层次的工作,留待其他学者去做。
当代《淮南子》研究的真正展开,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牟钟鉴等学者撰成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第一次把《淮南子》作为先秦两汉思想史上的独立环节加以处理,使其从《吕氏春秋》的附庸地位中脱离出来。这一工作具有方法论的解放意义:它意味着《淮南子》不再是"杂家"的标本或黄老学的附属,而是有其自身理论结构与历史位置的思想体系。陈静的《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从政治哲学角度切入,以"自由"与"秩序"为基本范畴,分析了《淮南子》在道家与法家之间的张力结构。陈广忠的《淮南子斠诠》《淮南子译注》则在文献整理与文本普及两方面同时推进,使得这部书的可读性与可研究性都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戴黍等学者对《淮南子》政治哲学与治道理想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这方面的讨论。
西方汉学界对《淮南子》的关注起步较晚,但在近二十年内积累了一批值得重视的成果。葛瑞汉(A.C. Graham)的《Disputers of the Tao》将《淮南子》放在汉代思想史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定位,认为它在先秦道家与汉代经学之间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中国思想史》等著作中对《淮南子》的政治背景进行了制度史层面的梳理;柯马丁(Martin Kern)对《淮南子》的诗学维度有所讨论;近年出版的多卷本英译项目(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为代表)则首次将全书完整地呈现给英语学界。西方学者较少接受"杂家"的标签,而倾向于把《淮南子》视为汉初"折衷主义"(syncretism)的典型表现,这一视角与中文世界的主流研究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对照。
将上述研究放在同一坐标中观察,可以发现两条贯穿性的脉络:其一,从以版本校勘为核心,逐步走向以思想诠释为核心;其二,从以经学—子学的二分框架来定位《淮南子》,逐步走向以思想史的整体脉络来定位《淮南子》。这两条脉络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嵌套,共同构成了近两百年《淮南子》研究的范式转换史。本书在这一传统中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希望在文本细读、义理分析与思想史定位之间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协作关系。
三、当代研究的成就与盲区
当代《淮南子》研究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这部书已经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基础,有了一组风格迥异的诠释路径,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学术史定位。任何"重读"都必须在承认这些成绩的基础上展开,而不能以忽略前人工作的方式另立门户。与这种积累同步出现的,是一组尚未被充分讨论的盲区。正是这组盲区,构成了"重读"的必要性所在。
第一个盲区是文本细读的相对薄弱。当代多数研究在处理《淮南子》时,倾向于快速进入思想结构的概括,而对具体段落的训诂与字句的推敲较为轻忽。一个典型的表现是,许多关于《淮南子》哲学主题的论著,在引用文本时往往以现代汉语的转述为主,真正逐字逐句考辨的工作被委托给少数文献学专著。这种处理方式的代价是,思想诠释有时建立在一个被简化的文本之上,其结论虽然具备理论感,却难以在文本细节处获得稳健的支持。例如,关于《淮南子》的"道"是否可以被等同于老子的"道"、关于其宇宙生成论究竟是单层还是多层、其人性论究竟是性善还是性善恶混等问题,当代学界的争论往往在引用段落时就已经出现了出入,而这些出入并未得到系统的清理。文本层面的这种松动,反过来又影响了思想层面判断的可靠性。
第二个盲区是体系建构有余而章际逻辑未清。《淮南子》全书二十一篇文章,自《原道》《俶真》《天文》《地形》到《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说山》《说林》再到《人间》《修务》《泰族》《要略》,其排列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呈现出由天道到人道、由抽象到具体的某种内在秩序。当代研究在处理这部书的体系时,通常采用两种策略:一种是以"道—气—形—神"为骨架,重建《淮南子》的形上学结构;另一种是以"宇宙论—政治论—修养论"为骨架,重建其理论体系。这两种策略都有其解释力,也都暴露出共同的问题:它们更多关注了每一篇"说了什么",而较少关注"为什么这一篇紧接那一篇"以及"从这一篇到那一篇,论述的重心是如何转移的"。换言之,《淮南子》的内部章法问题,在当代研究中几乎被悬置。《天文》《地形》两篇与《原道》《俶真》之间究竟构成何种解释关系,《主术》《缪称》与《齐俗》《道应》之间又如何在政治哲学层面彼此呼应,这些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大多以零散的方式被触及,而未被系统地讨论。
第三个盲区是与同时代文本的横向比较不够充分。《淮南子》成书于汉武帝即位之初,正值汉代思想格局剧烈重组的时期。其同时代或相近时期的文本,包括《春秋繁露》《新书》《新语》《史记》《盐铁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等,共同构成了汉初思想的整体脉络。当代的多数研究,在处理《淮南子》时,要么采取"先秦经典"的视角,以《老子》《庄子》《管子》《吕氏春秋》为主要参照,要么采取"汉代定型"的视角,以《白虎通义》《汉书·五行志》为主要参照,而对《淮南子》与其同时代文本之间的具体对话关注不足。这种横向比较的薄弱,使得《淮南子》在汉初思想史上的真实位置难以被精确地刻画:它究竟是对董仲舒的回应,还是对董仲舒的预演?它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取向之间构成何种关系?它与《盐铁论》中所反映的儒家—法家辩论之间的张力,在多大程度上也存在于《淮南子》内部?这些问题在当代研究中往往被以一句话带过,而未得到细致的追踪。
第四个盲区是哲学研究路径与文献学路径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并非《淮南子》所独有,但在《淮南子》研究中表现得格外明显。文献学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往往将主要精力投入版本校勘,而不直接参与义理讨论;哲学或思想史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则往往以现有文本为基础进行诠释,而对版本异文的取舍较少给出独立判断。这种分工有其合理性,但在《淮南子》这样的文本上代价较大:其文字本身古奥,异文众多,许多关键概念(如"道""气""太始""太素""神明""无为")在不同篇章甚至同一篇章中的具体所指,都依赖于精审的文本判断。一旦文献学的工作与义理学的工作彼此隔绝,任何一方的结论都可能建立在未经检验的文本之上。
将上述四点汇总起来,可以提炼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淮南子》研究在"宏观结构"上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在"微观肌理"上的工作则相对滞后;在"思想定位"上已经形成了几种稳定的说法,而在"文本落实"上则尚未形成可以共享的工作平台。这一状态,正是本书所谓的"重读"所要回应的核心。
四、"回到肌理":方法论的自我限定
面对上述盲区,本书提出的并非一种新的诠释路径,而是一种方法论的自我限定。这一限定被概括为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即以训诂学开路,以义理学归宿,以思想史为外缘框架。
第一步,训诂学开路。所谓"训诂学开路",并非主张以乾嘉式的考据代替义理分析,而是主张在进入义理讨论之前,先对关键文本进行尽可能严密的字句考辨。这意味着,对每一处关键论述,都需要在版本选择、文字训释、异文取舍三个层面做出明确说明,而非以"通行本"为默认起点。本书的文本基础主要依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与王叔岷《淮南子斠证》,并参校陈广忠《淮南子斠诠》、刘家立《淮南子集校》、杨树达《淮南子证闻》等较为可靠的整理本。凡遇异文,本书将在脚注中说明取舍依据,而不以"亦通"之类的话带过。
"训诂开路"并非要为字句考辨设立独立的目标,而是要让义理讨论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固的文本之上。试举一例:在讨论《原道》篇的"道"概念时,如果不对"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一段中的"廓""柝""禀授"等字做出训诂上的判断,就很难在"道是有形还是无形""道是生成者还是被生成者"等哲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判断。"廓"作"扩大"还是"开廓","柝"作"开辟"还是"通达","禀授"是偏正结构还是并列结构,这些看似琐碎的训诂问题,实际上决定着哲学讨论的方向。本书主张,哲学问题与训诂问题不应被分别处理,而应在同一段文本的讨论中彼此照应。
第二步,义理学归宿。所谓"义理学归宿",是指文本细读最终要回到哲学问题的澄清之上,而非停留在字句考辨的层面。这意味着,本书每一章的内部结构都遵循同一节奏:先以训诂确定文本,再以义理提炼问题,最后以思想史背景定位判断。在这一节奏中,训诂工作是为了义理工作服务的,但义理工作的标准并不由训诂工作单独决定。具体而言,本书关心的问题大致包括:《淮南子》的"道"是否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统一性,其宇宙生成论的结构究竟是单层的还是多层的,其人性论是否与道家传统存在张力,其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究竟是"无为"还是"因循",其修养论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在当代研究中都已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本书的工作是结合新的训诂结果与同时代文本的对照,给出经过修正的回答。
第三步,思想史为外缘框架。所谓"外缘框架",是指本书对《淮南子》思想结构的讨论始终被置于汉初思想史的整体脉络之中。这一脉络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与先秦经典的对话层,即《淮南子》对《老子》《庄子》《管子》《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文本的吸收与改造;二是与同时代文本的对话层,即《淮南子》与《新书》《新语》《春秋繁露》《史记》《盐铁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等文本之间的呼应与分歧;三是与汉代制度史的关联层,即《淮南子》所提出的治国方案在汉初政治实践中的位置与限度。本书的工作不预设"汉代思想的统一性",而是把《淮南子》视为这一统一性尚未完成的多种尝试中的一种,因此在处理其与董仲舒、司马迁、贾谊、陆贾等人的关系时,将采取"对话"而非"承接"或"对峙"的预设。
在具体操作上,本书将避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把《淮南子》的思想结构还原为某种单一哲学主题(如"道""无为""气"等)的不同表述,从而忽略其内部的复杂性;二是避免把《淮南子》当作"杂家"的标本,以"兼采各家"为定论,从而放弃对其内在张力的追究。本书也避免两种相反的过度,即过度体系化的诠释(把《淮南子》视为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与过度碎片化的诠释(把《淮南子》视为彼此独立的篇章集合)。本书主张,《淮南子》是一个具有内在秩序但并未完成自我闭合的文本,理解这一秩序的关键,是回到具体段落的肌理之中。
基于上述方法论,本书的写作预期大致如下:第二章回到"文本之外的生成环境",即《淮南子》成书的历史背景、编撰群体、政治处境与知识来源;第三章至第十章分别讨论《淮南子》核心概念的结构(道、气、神明、形、无为等);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讨论其宇宙论、政治哲学与修养论的具体内容;第十四章讨论其与同时代文本的对话关系;第十五章回到整体评估,讨论《淮南子》在汉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与限度。每章都将以具体篇章与具体段落为讨论单位,避免脱离文本的抽象议论。本书对预期读者群的方法要求是:接受文本细读优先于体系建构的工作方式,接受训诂学与义理学之间的相互配合,接受《淮南子》在汉初思想格局中具有"对话者"而非"完成者"的位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不试图取代此前任何一家之诠释,而是希望在文本与诠释之间建立一条更为可追溯的工作链。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每一条解释,都将尽可能追溯到具体的字句、具体的篇章、具体的训诂依据;凡涉及与前人不同的判断,都将尽可能交代取舍的理由。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本书的结论必然比前人更为准确,而是意味着本书愿意把自身的论证过程交付给同行的检验。
回到本章开头的那个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学术条件下,《淮南子》研究是否仍然需要一次"重读"?本书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种"重读"不是要提供一部新的集解或一个新的体系,而是要在既有积累的基础上,把那些尚未被充分消化的部分重新展开:具体的字句、具体的篇章、具体的文本,以及这部书与同时代文本之间那些尚未被追踪的对话。"鸿烈"二字之所以至今仍有被重新讨论的余地,正是因为它所暗示的那种贯通天人的工作,在现代学术的拆解中并没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而是被切分到了哲学、文学、天文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现代学科的格子之中。本书希望做的,是把这切分出去的各个部分重新拼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