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西域的人

第 1 章：发现西域的人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中亚内陆的荒漠与废墟中频繁出现欧洲探险家的身影。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这片被遗忘的文明走廊，带走了难以计量的文书、壁画、佛像与写本。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马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是其中名气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位。他先后四次深入西域，获得的敦煌藏经洞文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古中国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然而，斯坦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西域之行是纯粹的个人冒险，还是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他的成长历程和所处时代的知识版图说起。

1.1 从布达佩斯到牛津：一个语言天才的养成

斯坦因 1862 年 11 月 26 日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原名 Marc Aurel Stein，全名迈耶·马克·斯坦因（Márk Aurél Stein）。父亲内森·斯坦因（Nathan Stein）经营纺织贸易，家境殷实；母亲伊蕾娜（Irena）出身于一个具有学术传统的家族。斯坦因年幼时全家改信路德宗，以融入当时欧洲主流社会，这一背景对他日后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微妙影响——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英国臣民，既是犹太人后裔，又皈依新教，这种多重身份在他日后的职业生涯中既是优势也是困扰。

童年时代的斯坦因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匈牙利语是他的母语，但家中使用德语交流，父亲因商务关系精通数种语言，少年斯坦因从小就在多语环境中成长。十四岁时，他已经自学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开始接触法语和英语。这种早慧的语言能力为他日后掌握梵语、波斯语、吐火罗语、汉语等十余种语言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的语言学习并非机械记忆，而是始终与文本解读相结合。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幼年阅读拉丁文原版恺撒《高卢战记》时，第一次感受到与古代世界直接对话的震撼。这种从文本出发理解异文化的思维方式，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

1883 年，二十一岁的斯坦因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成为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的特别生。在此之前，他在布达佩斯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短暂学习过，但始终未能找到明确的学术方向。牛津才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牛津是欧洲古典学研究的重镇，尤以梵语和比较语言学见长。斯坦因的导师是著名梵语学者奥古斯特·菲茨·爱德华·威廉（A. F. Rudolf Hoernlé），这位出生于印度的德国学者后来成为大英博物馆梵文写本的首席鉴定人，对斯坦因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牛津的三年里，斯坦因系统接受了古典学的学术训练。他学习了梵语、巴利语和波斯语，掌握了梵文写本的校勘方法，并接受了田野考古学的基本训练——这在当时的欧洲大学中尚属新兴学科。1887 年，斯坦因以一等荣誉生的成绩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立即投身学术，而是进入大英博物馆担任管理员，负责印度和中亚藏品的整理与编目工作。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大量来自印度和中亚的古代写本与文物，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东方。

1891 年，斯坦因获得匈牙利科学院颁发的艾特伍什奖学金（Eötvös Fellowship），这笔资助让他得以赴印度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考察。他深入旁遮普邦和克什米尔地区，学习当地语言，考察佛教遗址，绘制地形图。这次考察虽然规模不大，却是斯坦因第一次亲历亚洲内陆的考古现场。他后来写道，在克什米尔的山间小镇，他第一次理解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的地理环境，那种文献与实地相印证的体验让他终身难忘。

1899 年，三十七岁的斯坦因被任命为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巡视员（Superintendent），正式成为一名受雇于英属印度政府的职业考古学家。同年，他获得英国国籍。1900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印度西北部的古代地理》（Ancient Geography of Kashmir），这部作品奠定了他作为中亚地理与历史专家的学术声誉。从布达佩斯的犹太商人之子到牛津的古典学者，再到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员和英属印度的考古官员，斯坦因用了不到二十年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换。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种转换，既有个人的天赋与努力，也离不开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所提供的职业机会。

1.2 帝国的知识野心：大英帝国的学术资助体系

要理解斯坦因的探险活动，必须理解他背后那套复杂的资助机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探险家并非独自承担考察费用——他们的每一次远行都嵌在一张由政府拨款、学术机构支持、商业公司赞助和私人捐赠构成的资金网络中。斯坦因的四次西域探险，每一步都离不开这套资助体系的支撑。

斯坦因探险经费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来源是英属印度政府。作为英印政府的雇员，他的职位本身就附带薪资。1899 年担任考古调查局巡视员后，他每月有固定收入，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但政府支付的薪俸只能覆盖日常开支，远不足以支撑远赴新疆或阿富汗的田野考察。为此，斯坦因需要为每次探险单独申请专项经费。

1900 年，斯坦因第一次向英印政府提交了前往新疆和田地区的考察申请。他在申请书中详细阐述了考察目的：寻找古代佛教遗址，搜集梵文和其他语言的写本，并绘制沿途的地形图。这份申请得到了时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亲自批准。寇松是一个狂热的东方文化爱好者，他认为英国在印度不仅要实现政治统治，还应该成为东方学研究的中心。斯坦因的考察计划恰好契合了这种“学术殖民”的野心。英印政府不仅批准了他的申请，还额外拨款 1500 英镑作为考察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

除了英印政府，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也是斯坦因的重要资助方。1905 年第二次探险之前，斯坦因专程返回伦敦，向大英博物馆和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游说经费。他在伦敦的学术圈子里人脉广泛，许多著名东方学家都曾是他的导师或同事。最终，他获得了大英博物馆董事会和牛津大学各 500 英镑的资助。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则为他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测量仪器和地图绘制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助并非单纯的学术援助，而带有明显的国家利益考量。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将探险活动视为殖民竞争的一部分。谁先发现并“解读”一个地区的古代文明，谁就在该地区的现代政治博弈中占据话语权。德国在吐鲁番的探险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支持，俄国在新疆的考察由外交部拨款，法国在敦煌的收购由国家图书馆主导。斯坦因的每一次探险，虽然以个人名义进行，但实际上代表了英国在“中亚知识竞赛”中的地位。

这种资助结构的运作逻辑可以从斯坦因第二次探险（1906-1908）的经费筹措过程看出。他在 1906 年初向英印政府提交的预算总额为 12000 卢比（约合当时 800 英镑），其中包括队员薪俸、骆驼与马匹采购、营地物资、武器弹药和“特殊收集物的运输费用”。英印政府批准了大部分预算，但附加了一个条件：斯坦因必须承诺将所有发现的文物运回印度，交由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共同保管。这意味着，即使斯坦因本人对文物拥有鉴定权，最终的处置权仍掌握在资助方手中。这套机制确保了帝国对“知识成果”的控制权。

商业资本也在这张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斯坦因第三次探险（1913-1916）的部分经费来自塔塔集团（Tata Group）创始人的私人捐赠。贾姆塞特吉·塔塔（Jamshedji Tata）是印度最富有的工业巨头之一，他对印度的古代文明抱有真诚的热情，也希望通过资助学术研究提升印度民族的国际形象。斯坦因接受了塔塔的资助，但他在回忆录中坦言，这种来自商业大亨的支持让他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担心商业利益会干涉学术判断。

理解这套资助体系是理解斯坦因探险活动本质的关键。他的每一次远行都不是浪漫主义的个人冒险，而是一个由帝国权力、学术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支撑的集体项目。离开这套系统，斯坦因不可能完成四次横跨中亚的壮举；同样，没有斯坦因这样的探险家，这套系统也无法实现其“知识征服”的目标。帝国的扩张为学术探险提供了物质基础，学术探险则为帝国的文化霸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1.3 从“东方学”到“探险热”：欧洲知识界的中亚想象

斯坦因的探险活动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十九世纪欧洲“东方学”（Orientalism）潮流的一部分。要理解他为何将目光投向西域，必须追溯这股知识潮流的起源与演变。

“东方学”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对东方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属于正经的学术学科；二是指西方对东方的一种带有权力色彩的知识体系，这个意义上的东方学被后殖民理论家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批判为西方霸权话语的体现。斯坦因所处的时代，两种含义的东方学同时存在且相互强化。

东方学的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学家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研究。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触及南亚和东南亚，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的研究逐渐制度化。1784 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伦敦成立；1785 年，法国亚细亚学会成立；1819 年，德国东方学会成立。这些学术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东方学从个人兴趣转变为集体事业。进入十九世纪，欧洲各大城市纷纷设立东方语言教席或研究所，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圣彼得堡都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镇。

这种学术体制化直接催生了“中亚探险热”。十九世纪的东方学家普遍相信，中亚是古代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这里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必经之路，是丝绸贸易的枢纽，也是希腊化文明、波斯文明、中华文明和游牧文明碰撞融合的地带。然而，中亚的内陆腹地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当地的古代遗址被沙埋土掩，古代写本被遗忘在废墟之中。欧洲学者想要“复原”中亚的历史，就必须亲赴现场寻找第一手材料。

这种知识需求被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放大。十九世纪末，中亚成为英、俄两大帝国的缓冲区。英国控制印度，俄国扩张至中亚，两国之间横亘着阿富汗、帕米尔高原和新疆的广袤地带。这片区域的古代遗迹和写本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谁能率先解读这些材料，谁就能在边界谈判和文化宣传中占据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职业探险家应运而生。他们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和考古学训练，能够辨识古代写本、绘制地形图、发掘文物并撰写学术报告。他们的身份介于学者和冒险家之间，工作的场域从图书馆和大学延伸到沙漠和雪山。斯坦因正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

在这批探险家中，有几个名字与斯坦因的生涯密切相关。

斯文·赫定（Sven Hedin）是瑞典探险家，与斯坦因年龄相近（赫定出生于 1865 年）。他一生专注于中亚地理考察，1885 年首次抵达波斯，1893 年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1899 年发现罗布泊并提出“罗布泊游移说”。1900 年，他的向导在寻找水源时意外闯入一个土堡，发现了一批古代文书——这正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部分。赫定与斯坦因既是竞争者也是朋友。1905 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期间曾专程拜访赫定在斯德哥尔摩的寓所，讨论中亚考察的方法与发现。两人在探险路线上时有重叠，但各有侧重：赫定以地理测量和自然地理学见长，斯坦因则以语言学和考古学为主。

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Nikolay Przhevalsky）是俄国探险家，比斯坦因年长近二十岁。他从 1867 年开始多次深入中亚，累计行程超过三万公里，发现了四百多种植物和大量动物标本。普热瓦尔斯基的考察活动直接服务于俄国的殖民扩张，他在新疆和西藏的路线为俄国的情报机构提供了宝贵信息。斯坦因从未直接见过普热瓦尔斯基，但后者的考察报告是斯坦因研究新疆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1891 年普热瓦尔斯基因伤寒逝世后，俄国探险活动并未停止，其继任者科兹洛夫（Pyotr Kozlov）延续了他在中亚的工作。

奥雷尔·斯坦因本人则综合了上述两路传统的优势。他既有斯文·赫定式的地理测量能力，又有普热瓦尔斯基式的田野工作耐力，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两者都缺乏的语言学素养。他能直接阅读梵文、于阗文和龟兹文的原典，能与当地学者用波斯语交流，还自学了基础的中文。这种语言能力使他能够在现场快速判断文物的价值，而不是像前辈探险家那样只能将材料带回欧洲等待专家鉴定。

1.4 超越“探险家”标签：斯坦因的学术抱负与方法论

如果仅仅将斯坦因视为一个“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探险家”，那就严重低估了他的复杂性。他对自己的定位从来不是冒险家或收藏家，而是一个试图通过田野工作重建古代历史的学者。他对探险的理解、对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坚持，使他区别于当时大多数仅为猎取文物而前往中亚的西方人。

斯坦因在方法论上深受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他在牛津接受的训练虽然以英国古典学为基础，但他深受德国语文学（Philologie）方法论的影响。德国语文学强调对文本进行严格的校勘、注释和历史语境分析，要求学者不仅要读懂文本，还要理解文本生产与传播的社会条件。斯坦因将这种方法论移植到田野工作中，提出了“考古语境”（archaeological context）的概念。

所谓“考古语境”，是指文物与其原始出土环境的关系。一件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其形制、随葬位置、共出物都包含重要的历史信息；如果它被从墓葬中挖出并单独出售，这些信息就会永久丧失。斯坦因在探险过程中始终坚持记录每一件文物的出土位置和周边环境。他在敦煌藏经洞的工作方式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1907 年 5 月，他在藏经洞中清点写本时，不仅记录了每一捆文书的尺寸和外观，还绘制了它们在洞中的原始摆放位置示意图。他在报告中写道：“洞中遗物的原始堆叠状态本身就包含信息，它们按照某种逻辑被收藏在一起，这种逻辑可能反映了晚唐五代时期寺院的藏书习惯。”

这种严谨的工作方法在当时并不常见。同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许多西方探险家，更关注的是能带走多少文物，而非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斯坦因的方法论自觉使他成为现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尽管他的田野工作条件远非理想。

斯坦因还有一项独特的工作习惯：每晚撰写探险日记。他在日记中不仅记录当天的行程和发现，还详细描写气候、饮食、驼队状况和团队成员的心理状态。这些日记后来整理出版为《西域考古图记》（Ancient Khotan）等多卷本著作，成为研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亚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日记中偶尔流露的孤独与思乡之情，也让读者看到探险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1906 年 12 月，他在帕米尔高原的营帐中写道：“连续三周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或报纸，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文明世界。”这种坦率的自我审视，在同时代探险家的著作中相当罕见。

斯坦因的学术抱负还体现在他对“知识共享”的坚持上。他虽然将探险中获得的文物交由大英博物馆和英印政府保管，但他始终认为这些材料应当服务于国际学术界，而非被英国独占。在探险结束后，他会迅速整理材料，将核心发现写成简报寄给各国学术期刊。他与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保持着通信关系，经常交流学术发现。这种开放的态度虽然有时让英国政府感到不满，但也确立了斯坦因作为“国际学者”而非“帝国代理人”的形象。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斯坦因的学术抱负并不能掩盖其工作的殖民主义本质。他获取文物的方式——通过支付少量银元“购买”或以“捐赠”名义取走——在今天看来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在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他坦言当地官员和僧侣对文物的外流“并非毫无怨言”。斯坦因的方法论再严谨，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事实。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既是杰出的学者，也是帝国扩张的工具。

1.5 四次远征：斯坦因西域探险的时间坐标

斯坦因的西域探险活动跨越近三十年，从 1900 年第一次和田探险到 1930 年最后一次帕米尔考察，他的人生轨迹与中亚内陆的荒漠、山脉和绿洲紧密交织在一起。理解他的探险生涯，最好的方式是先建立一个宏观的时间坐标，然后再逐步深入每一次探险的具体内容。

以下时间轴展示了斯坦因四次主要西域探险的基本信息：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斯坦因四次西域探险时间线

section 第一次探险 1900年 : 离开印度前往和田 1901年 : 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 / 获得藏经洞消息 1901-1902年 : 考察龟兹石窟 / 返回印度

section 第二次探险 1906年 : 从克什米尔出发 1907年 : 抵达敦煌 / 说服王圆箓道士出售藏经洞文书 1908年 : 考察莫高窟壁画 / 继续向东 1909年 : 考察居延烽燧遗址 / 返回印度

section 第三次探险 1913年 : 从印度出发 1914年 : 考察楼兰遗址 / 发现“斯坦因文书” 1915年 : 考察甘肃、新疆边境 1916年 : 因一战受阻于俄境 / 返回印度

section 第四次探险 1930年 : 未能获得正式政府支持 1930-1931年 : 自筹经费考察新疆东部 1931年 : 因政治环境恶化提前终止 / 返回克什米尔 ```

第一次探险（1900-1902）的目的是验证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线路。斯坦因从克什米尔出发，沿喀喇昆仑山北麓进入新疆，先考察了和田地区的古代遗址，包括约特干（Khadalik）和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在丹丹乌里克，他发现了大量公元七至八世纪的婆罗米文和汉文文书，以及精美的木板画和壁画残片。正是在这次探险中，他首次听说了敦煌藏经洞的消息，但他当时尚未前往。1901 年秋，他经库车、喀什返回印度，提交了第一批文物和报告。这次探险确立了他作为中亚考古专家的地位。

第二次探险（1906-1908）是斯坦因四次探险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他从印度出发，穿过帕米尔高原，经新疆抵达敦煌。1907 年 3 月，他在敦煌拜访了藏经洞的守护者王圆箓道士，以四十块马蹄银“购买”了洞中约三分之一的写本文书（约一万件）。这些文书后来被运往大英博物馆，其中包含著名的粟特语信札、梵文贝叶经残页和大量汉文佛经。斯坦因在敦煌期间还详细记录了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像，尽管他无法带走完整的壁画，但通过摄影和线描记录了大量图像资料。

第三次探险（1913-1916）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提前终止。斯坦因原计划从中亚前往蒙古和华北，但由于俄国卷入战争，他被困在俄属中亚地区长达数月。1914 年，他在楼兰遗址发现了著名的“斯坦因文书”——一批公元三至四世纪的佉卢文和汉文木简，内容涉及西域长史府的行政事务。这批文书与二十世纪初在楼兰出土的其他文物，为研究魏晋时期西域政治史提供了关键材料。

第四次探险（1930-1931）是斯坦因探险生涯的尾声。此时他已年近七十，新疆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杨增新遇刺后，新疆陷入军阀混战，外籍探险家受到严密监视。斯坦因这次未能获得英印政府的正式支持，被迫以私人身份前往，考察范围仅限于新疆东部。他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传说中“丝绸之路北道”的早期遗址，但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