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巴特菲尔德

认识巴特菲尔德

巴特菲尔德这个名字，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历史学科内部，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1931年，31岁的他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叫《历史的辉格解释》。这本书的篇幅不大，全文读下来也就七八万英文单词，但它在历史学界激起的涟漪，却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时至今日，任何一本关于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教材，都不可能跳过这本书单独成篇；任何一个想认真讨论“历史学家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学者，都不得不先表明自己站在巴特菲尔德的哪一边。

那么，巴特菲尔德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能在一本小书里说出让整个学科坐立不安的话？这些问题看似是在追问一个学术人物的个人档案，但顺着他的生平往下看，你会发现答案远比“他是著名历史学家”要复杂得多。巴特菲尔德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身、他的求学经历、他在剑桥大学所目睹和参与的那些学术争论，都在他写出那本书之前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弹药。换句话说，不理解巴特菲尔德这个人，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为什么要写那本书，以及那本书为什么会有如此持久的冲击力。

这一章我们就来做这件事：从他的生平出发，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人，然后回答一个贯穿全书的问题——一个“叛逆”的年轻学者，为什么会专门花力气去批判整个历史学界的主流做法？

约克郡的工匠之子

1900年10月，大卫·巴特菲尔德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基斯利镇。如果你在地图上找，这个镇子位于利兹东北方向不远，彼时是英国纺织业的一个重镇。巴特菲尔德的父亲是一个技术工人——具体来说，是一个纺织机械修理工。这个身份值得我们多停留一会儿，因为它在巴特菲尔德日后的思想中留下的痕迹，比大多数人的直觉所能预料的要深得多。

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社会阶层的分界线是极其分明的。一个工匠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站在社会阶梯的哪一级。巴特菲尔德后来在回忆中很少直接谈论自己的阶级背景，但熟悉他思想的研究者——比如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坎农——很早就注意到，巴特菲尔德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对“自下而上”的视角的偏好，并非一种纯粹的理论选择，而是一种植根于个人成长经验的直觉。他在晚年写过一本关于人类处境的书，其中对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关注，那种对“被忽视的人”的敏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约克郡那个在机器轰鸣声中长大的少年。

基斯利镇不大，巴特菲尔德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 schooling——当地的文法学校。这种学校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但有一个特点：它给工人阶级子弟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通道，尽管这条通道并不宽敞。巴特菲尔德在学校里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智识能力，最终他获得了奖学金，离开约克郡，前往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就读。这条路径在二十世纪初并不常见。一个工匠的儿子，靠成绩考出去，这在当时既是一种个人成就，也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越界”。

这段早年经历给巴特菲尔德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心理底色：他对“主流叙事”始终抱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一个从小就知道自己站在边缘的人，大概比那些从小就身处中心的人，更容易发现中心叙事的盲区和傲慢。这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谦逊，而是一种经验性的洞察。这种洞察后来成为他批判历史学中“辉格解释”的出发点之一，尽管当时的他还没有系统地表达出来。

剑桥的挣扎与蜕变

1922年，22岁的巴特菲尔德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历史。对于一个约克郡文法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来说，剑桥既是一个新世界，也是一个充满潜在敌意的环境。剑桥大学的学术圈子在二十世纪初依然有着浓厚的人文精英传统，历史系尤其如此。那里的大多数学生来自公学——英国那种学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他们在古典学、文学和辩论技巧方面接受的训练，是文法学校难以企及的。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剑桥新生，面临的不仅是学业上的挑战，还有一种文化上的格格不入感。

巴特菲尔德的早期剑桥岁月并不顺利。他的学术观点经常显得过于激进，与当时剑桥历史系的主流氛围格格不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剑桥历史学界，流行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原始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编纂，推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对宏大的历史哲学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种传统本身并没有错，它确实是现代历史学科走向专业化的重要一步。但任何学科在确立了自己的“正统”方法之后，都面临一个危险：它开始把某些提问方式当作唯一合法的方式，而把其他可能的提问方式边缘化。巴特菲尔德在剑桥的早期经历，让他对这种学科内部的“潜规则”有了切身的体会。

具体来说，巴特菲尔德对历史学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档案考据和事件编年。他对历史学中的哲学维度——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时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这种选择如何反过来塑造了当代人对自身处境的理解——这类问题抱有持久的兴趣。但当时剑桥的主流风气对他的这种兴趣并不友好。一些资深学者认为，谈论历史的“意义”是哲学系的事情，不是历史系的事情；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事实弄清楚，而不是去编织什么宏大的叙事。

这种学术环境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是压抑性的，但它也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它迫使巴特菲尔德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当一个声音被主流压制的时候，它要么消失，要么被迫找到一种更锋利的表达方式。巴特菲尔德属于后者。

在剑桥期间，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信念：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并非在“客观地”复原过去，他们的叙述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往往受到当代社会和政治立场的隐性支配。历史学家以为自己是在忠实地记录过去，但实际上他们经常在用过去来为现在做论证——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洞察后来成为《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核心论点。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剑桥，这个洞察还只是一个在争论和困惑中逐渐成形的模糊预感。

一本小书，一记重锤

1931年，巴特菲尔德年仅31岁，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在这本书中，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一种他称之为“辉格解释”的历史写作模式。这个概念值得仔细解释，因为它构成了理解整本书的钥匙。

“辉格”（Whig）在英国政治史上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传统。简单来说，辉格党的核心信念是：英国历史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从专制走向自由，从蒙昧走向开明，从等级压迫走向权利保障。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是这一进步叙事的关键节点，此后英国的宪政制度逐步完善，最终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标杆。在这个叙事框架里，历史被描绘成一条从黑暗通向光明的上升曲线，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辨认那些推动进步的力量（辉格党人、宗教改革者、自由主义者）和阻碍进步的力量（托利党人、天主教会、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并最终宣告进步一方的胜利。

巴特菲尔德指出，这种解释模式在历史学界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根本不觉得自己在做一种价值判断——他们只是“如实”地讲述历史发生了什么。但巴特菲尔德追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总是选择性地关注那些“导向”后来宪政自由的历史事件，而忽略或贬低那些没有这种“导向”的历史现象，难道这不是一种隐蔽的偏见吗？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用“进步”和“落后”、“开明”和“反动”这样的二元对立来组织他的叙述，难道他不是在用当代的标准去筛选和编排过去的材料吗？

巴特菲尔德的核心论点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当代视角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该是自觉的、公开的、以“过去是为了证明现在”为目的的。真正尊重过去的历史学，应该努力去理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把它仅仅当作通往某个后来结果的中间站。

《历史的辉格解释》出版之后，在英国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资深学者对这本书感到不安甚至愤怒，因为它暗示——以巴特菲尔德那种毫不含糊的方式——当时剑桥和整个英国史学界的主流做法，在方法论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一个31岁的年轻人，指着整个学科说“你们都在犯一个系统性错误”，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巴特菲尔德的批评究竟有没有道理？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对整本书的具体解读，我们会在后续章节中详细展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巴特菲尔德作为一位具有独立声音的史学思想家，正式登场了。

值得注意的是，巴特菲尔德的批评不是来自外部的嘲讽者，而是一个在剑桥接受了完整训练、熟悉主流方法论每一个细节的内部人。他不是那种对历史学科一知半解就妄加批评的门外汉，他批评的恰恰是他最了解的东西。这种“内部人批判”比任何外部批评都更有杀伤力，因为它意味着那些被批评的人很难用“不懂行”来回避他的论点。

从历史学家到教育家

巴特菲尔德的学术生涯远不止《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本书。如果只知道他写了这一本书，那对他的理解就是严重残缺的。在这本书之后，他持续写作了大量作品，构建了一个远比“辉格解释”批判更为宏大的史学思想体系。

194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历史》是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巴特菲尔德把目光从史学方法论转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基督教信仰与历史研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天然关注变化、偶然性和过程，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特别是关于救赎和神意的教义——则指向一种超越历史变化秩序的目的论框架。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并没有被当时的学者充分意识到。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时候，无论他们个人是否信仰宗教，都无法完全摆脱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目的论思维的深层影响。“辉格解释”之所以成问题，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用一种世俗化的方式延续了基督教神学中的进步史观——只不过把神圣的目的替换成了人类理性的进步。

1965年，巴特菲尔德又出版了《人类处境》一书。这本书的视野更加开阔，触及了现代性、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自我理解之间的关系。他的基本立场是：现代人倾向于相信通过理性和科学，人类可以不断完善自身和外部世界，但这种信念本身需要被历史地审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问一问，这种“进步即美好”的信念本身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只是一种特定文化和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

从这几部著作的脉络来看，巴特菲尔德的思想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轨迹：从对历史学科内部方法论的批判（《历史的辉格解释》），到对宗教与历史关系的哲学思考（《基督教与历史》），再到对现代人类处境的整体诊断（《人类处境》）。这三个阶段层层递进，但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关切展开——人类在理解自身时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这一理解中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

巴特菲尔德的职业生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的思想深度。除了学术研究，他还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大学教育和管理上。他后来担任了剑桥大学副校长，负责整个大学的日常运营和战略决策。从一个约克郡文法学校走出来的奖学金少年，到领导英国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副校长，这条轨迹本身就是一段值得深思的历史。它说明巴特菲尔德不仅是一个书斋里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有能力在现实制度中推动变革的实践者。他的教育理念——强调全人教育、反对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在他后来担任副校长期间得到了制度化的实践。

理解他，先理解他的来路

回到我们在开篇提出的问题：理解巴特菲尔德，为什么绕不开他的个人经历？

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一个人的思想很少是从纯粹的概念推演中产生的。巴特菲尔德对“边缘”和“边缘群体”的敏感，植根于他在约克郡工匠家庭中的成长经验。一个在社会阶梯上处于下方的人，比身处上方的人更早学会一件事：那些声称自己是“客观”的、“中立的”叙事，往往是在为占据上方的位置做背书。当巴特菲尔德后来在剑桥看到历史学家们宣称自己在“如实”记录历史时，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警觉：他见过太多“如实”叙述是怎么掩盖权力关系的。

同样，巴特菲尔德在剑桥早期所经历的学术压制——他那些“过于激进”的观点被主流学者忽视甚至压制——很可能加深了他对任何形式的“正统”叙事的怀疑。他太清楚一种声音被“主流”排斥是什么滋味了，所以他比大多数人更有动机去追问：所谓“主流”的合法性究竟来自哪里？它的判断标准是中立的，还是已经被某种未经审视的偏见所污染了？

这种个人经验与学术思想的交织，在巴特菲尔德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不是一种“刻意”的联系，而是一种渗透式的、几乎无意识的联系。巴特菲尔德本人在写作时几乎从不直接引用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论证学术观点，但一个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他的生平和他的著作放在一起对照，就会发现许多深层的呼应。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本书的开篇花大量篇幅来讲述他的故事——不是为他的学术成就写一部传记，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必要的认知框架。

理解巴特菲尔德的来路，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他的全部著作——从《历史的辉格解释》到《人类处境》——都贯穿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关怀：历史学家应当如何诚实地面对过去，同时诚实面对自己。这个关怀不仅是学术层面的，也是伦理层面的。而一个从未在学术场域中经历过“诚实地面对自己”这种精神考验的人，大概很难对这种关怀产生深切的共鸣。巴特菲尔德恰恰不是这种人。他的学术生涯充满了与主流的摩擦和对话，他的思想是在不断的自我审视和外部挑战中锤炼出来的。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有理论的力度，也有一种人格的厚度。

我们在这一章里认识了巴特菲尔德这个人——约克郡工匠的儿子，剑桥的“问题学生”，31岁写出石破天惊的小册子的年轻学者，以及后来剑桥大学的副校长和一位终生思考人类处境的哲学家。接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巴特菲尔德在那本小书里究竟说了什么？他的“辉格解释”批判具体指什么？为什么这套批判在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值得认真对待？这些就是第二章要处理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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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巴特菲尔德1900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基斯利镇的工匠家庭，约克郡的成长环境和一个奖学金少年的上升轨迹塑造了他对边缘视角的本能敏感。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求学经历中，他目睹了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强大影响力，也亲身经历了作为“异见者”所承受的学术压力。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是他的成名作，31岁的他以内部人的身份对历史学界的主流做法发起了系统性批判。这本书不是孤立的产物，而是他后来宏大思想体系的起点——从史学方法论（《历史的辉格解释》），到宗教与历史的关系（《基督教与历史》），再到现代人类处境的整体反思（《人类处境》），他的思考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历史学家如何诚实地面对过去，同时诚实地面对自己。不理解他的个人经历，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客观叙事”的傲慢抱有那么持久的警觉。本章建立了对巴特菲尔德其人其思的整体印象，为深入理解他的史学批判奠定了人格基础。下一章我们将进入《历史的辉格解释》本身，看看他那套令整个学科不安的论点究竟说了什么。

时代的回声：为什么1931年的那本书至今仍值得读

在展开巴特菲尔德的具体论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停下来问一个问题：一本1931年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讨论的是英国史学的内部问题，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它？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历史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历史学仅仅是一门关于过去的档案整理工作，那么1931年的争论确实早就过时了——毕竟，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学同时也是一种当代人理解自身处境的方式，那么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批判就远不止是英语史学圈的家务事。它触及了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当代人如何利用过去来为现在做论证？

这种利用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翻开一份报纸的社论，你会看到论者援引历史先例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主张：“我们必须铭记二战的历史教训”“历史上凡是通过战争解决争端的国家最终都付出了惨痛代价”“看一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如何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每一种叙述都在选择性地使用过去，但它们很少停下来问：这种选择本身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过去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见现在应该走的道路，还是应该首先老老实实地理解过去本身说了什么？

巴特菲尔德的批判之所以持久，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揭示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当一个历史学家说“我在讲述历史真相”的时候，他实际上可能在做一件远比“讲述真相”更复杂的事情：他正在从无数可能的过去中选择某些事件、某些人物、某些因果链条来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而这种选择的标准——哪些事件重要、哪些人物伟大、哪些因果链条值得追踪——从来不是中立的。这个标准必然受到历史学家自身所处的时代、阶级、文化和价值立场的深刻影响。巴特菲尔德并不认为这种影响可以被彻底消除——那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但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对这种影响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天真地以为自己在做纯粹的“事实”记录。

这套论点即使在巴特菲尔德生前就已经超出了英国史学的范围。1931年以后，《历史的辉格解释》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史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新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查尔斯·比尔德和爱德华·卡尔，虽然未必直接引用巴特菲尔德，但他们对“客观性”神话的怀疑、对历史学家价值立场的强调，与巴特菲尔德的核心关切有着惊人的共鸣。更晚近的建构主义史学和后现代史学——比如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文学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巴特菲尔德先驱性工作的延伸和深化。当然，巴特菲尔德本人未必会认同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极端立场，但他的工作确实为后来的讨论打开了一扇门。

理解巴特菲尔德为什么重要，还需要注意另一个维度：他的批判不是一种破坏性的批判，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他在指出“辉格解释”的问题时，始终带着一种对历史学科本身的深切关怀。他不是要否定历史学存在的价值，而是要纠正历史学在自我理解上的偏差。在他看来，历史学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它有能力帮助人类超越当下的局限去理解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不是把过去拉来为当下的偏见做背书。这种对历史学科的积极辩护，使得他的批评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品质：它是从内部发出的、对学科本身抱有深厚感情的声音，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冷嘲热讽。

“问题学生”的逆袭：一个成长叙事中的自我反思

在正式进入巴特菲尔德的史学思想之前，我们还需要补充一段关于他在剑桥大学具体经历的内容，因为这段经历对于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要写《历史的辉格解释》至关重要。

巴特菲尔德在国王学院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导师和系里的资深教授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阅读量和思辨能力，但他的研究方向和写作风格都与当时的剑桥主流格格不入。实证主义史学的训练要求学生从原始档案出发，用严谨的考据功夫逐步建立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解，最后将结论以客观、克制的学术语言呈现出来。巴特菲尔德则对这种“循序渐进”的研究路径缺乏耐心——他更感兴趣的是历史学背后的哲学问题，是历史学家在选择材料和编织叙述时所做的那些隐蔽的假设。这些兴趣在资深教授们看来，要么是哲学系的事情，要么是年轻气盛的表现。

据巴特菲尔德后来的回忆，他在剑桥期间曾一度陷入了深刻的学术焦虑。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放弃那些“宏大”的哲学问题，回到老老实实的档案研究中去。毕竟，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当时的剑桥是压倒性的主流，不跟从主流的代价是学术边缘化——而对于一个需要靠奖学金维持学业和生活的年轻学者来说，学术边缘化可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提前终结。

就在这种自我怀疑的高峰期，巴特菲尔德遇到了对他影响最深的一位导师——同样在国王学院任教的J.B.伯里。伯里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中世纪史专家，但他同时对历史哲学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他没有要求巴特菲尔德放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