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的深圳：被遗忘的边陲小城 / Before 1978: The Forgotten Border Town

1977年冬天的深圳河水面飘着细碎的冰碴，罗湖村的老渔民陈伯蹲在桥头的石礅上，手里攥着半斤刚领到的 ration 粮票，望着河对岸香港新界的霓虹灯。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一年后这条不起眼的界河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他脚下的这片叫“深圳墟”的边陲小镇，即将在40年间变成全球瞩目的创新之都。[^1]

> 📌 口述史料：陈伯，1942年生，宝安区罗湖村渔民，1976年曾尝试偷渡至香港元朗，2019年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那时候深圳和香港隔一条河，就像隔了一整个世界。我们在岸上晒渔网，看见对岸的汽车跑，晚上有电灯，连卖猪肉的都比我们吃得好。我们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过河去赚点钱，给家里买袋米。”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as launched in 1978, "Shenzhen" was only a market town under Bao'an County, which belonged to Huiyang Prefecture,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the whole Bao'an County was about 240,000, but the actual resident population was less than 180,000 — nearly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had either fled to Hong Kong or made a living elsewhere, and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market town was less than 30,000. In 1977, the GDP of the whole Bao'an County was only 182 million yuan, with a per capita GDP of less than 180 yuan, ranking last three among all coun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only accounted for 15% of the GDP, and 80% of the economic output came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There were only 3 small collective factories in the county, namely a match factory, a sugar mill and a farm machinery repair factory, all of which were manually operated, with an annual total output value of less than 6 million yuan.

一河之隔的两个世界 | Two Worlds Divided by a River ------------------------------------------------ 1977年的宝安，是中国最穷的县份之一，而隔深圳河相望的香港新界，已经是亚洲四小龙起飞前的经济重镇。两者的差距不是量级上的差异，而是维度上的鸿沟：$$差距倍数 = \frac{香港新界人均GDP}{宝安人均GDP} = \frac{3000元}{180元} \approx 16.7$$，也就是说，一个香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抵得上一个宝安农民干十年。

1977年的深圳河两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河对岸的新界，已经有高速公路、自来水、公共汽车，超市里的猪肉、大米随便买，普通工人的工资按天结算，一天能赚80港币，够买半头猪；而河这边的宝安墟，只有一条不到500米长的泥土路，两边是低矮的青瓦平房，下雨天泥浆能没过脚踝，老百姓买一斤猪肉要攒半个月的布票，吃一顿白米饭就算是过节。

这种差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历史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圳（宝安）的历史其实并不短：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当时的政府就在这片设立了“新安县”，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深圳、香港全境，县城就设在深圳墟，是粤南地区的商贸重镇。清朝咸丰年间，深圳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00多间商铺的商埠，是连接广州、惠州、九龙的重要驿站，大鹏所城更是明清两代的海防重镇，驻军超过2000人，带动了周边的商贸发展。1898年之前，深圳河两岸的贸易十分繁荣，宝安的渔民、农民把粮食、水产、手工织布运到香港，换回洋布、煤油、五金，深圳墟甚至有专门的牙行负责贸易结算，每年贸易额超过100万两白银。[^3]

转折点发生在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深圳河从“内河”变成了“边境线”，原来的跨境贸易路线被硬生生切断。靠贸易吃饭的商人要么搬去了

1898年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里，深圳墟的常住人口从鼎盛时期的3万多人锐减到不足5000人，原来的商铺几乎全部倒闭，只剩下几家卖咸鱼、卖草药的杂货铺，勉强维持着墟市的烟火气。1949年10月，宝安县解放，当时的宝安县政府驻地在南头墟，全县总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12万，是广东省人口最少、经济最落后的县份之一。1977年，宝安全县的GDP只有1.82亿元，人均GDP仅180元，不到广东省平均水平的35%，排在全省22个县份的倒数第二位，仅比粤西的阳春县高一点。整个县的工业产值只有2700万元，占GDP的比重不到15%，剩下的85%都来自传统农业和渔业：全县有8万多亩耕地，粮食总产量只有1.2万吨，平均每人只有400斤口粮，刚好够吃，没有余粮；渔业方面，沙井、福永的蚝农养了2万多亩蚝田，但是90%的蚝都要上交给国家，渔民自己只能留10%，平时吃的咸鱼都是最便宜的那种，过年才能吃上一口新鲜的蚝。

> 📌 口述史料：蛇口生产队原队长阿福（1950年生，2019年接受作者采访）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蛇口离香港新界的元朗只有两公里，每天早上都能看见对岸的渡轮开，还有香港人开着私家车在岸边跑，我们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那时候我们偷偷用渔船和香港的渔民换东西，用自家养的鸡、种的荔枝换香港的煤油、尼龙布、收音机，换回来一箱煤油，能卖半年的钱，但是被民兵抓住的话，要开批斗会，还要罚几十块钱，那时候几十块钱就是我们生产队半年的工分钱，所以都是偷偷摸摸干，不敢让队里知道。”

这时候隔河相望的香港新界，已经是亚洲经济腾飞的前沿。1977年，香港新界的GDP已经达到36亿港元，人均GDP超过3000港元，是宝安的16.7倍，相当于一个香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抵得上宝安一个农民干十年的收入。新界的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到100%，每个家庭都有电灯、收音机，甚至很多家庭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而宝安的县城南头，只有供销社、粮站、邮电局三个公共建筑有电灯，普通居民家里点的都是煤油灯，晚上8点之后街上就一片漆黑，连路灯都没有。

一、边境线的切割：从新安到宝安的百年沉浮 | The Cutting of the Border Line: The Century-long Ups and Downs from Xin'an to Bao'an

“深圳”这个名字的正式出现，其实只有40多年的历史，但在它成为经济特区之前，这片土地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沉浮。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当时的政府在珠江口东岸设立了“新安县”，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深圳、香港全境，县城就设在深圳墟，是粤南地区重要的商贸重镇，也是连接广州、惠州、九龙的核心驿站。清朝咸丰年间，深圳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00多间商铺的商埠，大鹏所城更是明清两代的海防重镇，驻军超过2000人，每年经深圳墟转运的粮食、水产、手工织布贸易额超过100万两白银，是当时华南地区最繁忙的口岸之一。

转折点发生在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深圳河从“内河”变成了“国境线”，原来的跨境贸易路线被硬生生切断。靠贸易吃饭的商人要么搬去了香港，要么转行做起了本地的小本生意，深圳墟的商埠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粤南商贸重镇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边陲村落。民国时期，宝安县先后归属惠阳县、广州市管辖，战乱频繁，民生凋敝，到1949年解放时，全县的人口比清朝乾隆时期的20万人还少了8万，大部分人都逃去了香港或者珠三角其他地区谋生。

建国后，宝安因为靠近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被看作是“敌特渗透的前沿”，所有的政策都围绕“巩固边防”展开。1952年，广东省政府把宝安县划归惠阳专区管辖，所有边境地区的居民都要办理“边境通行证”，才能到深圳河北岸的农田干活，普通人根本不允许跨过深圳河半步。那时候的深圳河两岸，除了巡逻的民兵，几乎看不到人影，河北岸1000米范围内被划为“边境无人区”（Border No-man's Land），不允许建房屋、种果树，甚至不允许放牧，怕给偷渡的人提供掩护。

二、计划经济下的“反偷渡前线”：被遗忘的边陲县城 | The "Anti-Illegal Immigration Front"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Forgotten Border County

1977年的宝安，是全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最特殊的样本：它既不属于内地，也不属于香港，而是被夹在两种制度、两个世界的缝隙里，所有的政策都以“防”为核心，经济发展被完全边缘化。

当时的宝安县城南头，只有一条不到500米长的泥土路，叫“解放路”，两边是低矮的青瓦平房，分别是供销社、粮站、邮电局、派出所，没有一家工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甚至连一个像样的饭馆都没有。全县唯一的工业设施是1958年建的一个小农具修配厂，只有10多个工人，手工打造锄头、镰刀，年产值不到10万元，还不如香港一个家庭作坊的收入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宝安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被严格限制：不允许农民搞副业，不允许和境外的人进行贸易，甚至不允许农民去集市上卖自己家的农产品。1975年，宝安县的供销社一共只有12种工业产品：火柴、肥皂、锄头、镰刀，还有布票、粮票、油票这些“票证”，连自行车、手表这些“三大件”都要凭票供应，而且票的数量极少，全县一年才发100张自行车票，普通人根本买不到。那时候宝安的居民如果要去广州，要办“边境通行证”和“广州通行证”两道手续，还要有生产队的介绍信，不然连火车站都上不了。

因为生活太苦，宝安的逃港潮从来没有停止过。1962年，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宝安的粮食短缺，出现了大规模的逃港潮，据当时的宝安县公安局统计，1962年一年就有超过10万宝安人试图逃往香港，其中成功的有3万多人，剩下的要么被遣返，要么淹死在深圳河里。1970年代，逃港潮依然时有发生，每年都有几千人试图偷渡，很多人用汽车内胎做的橡皮艇，或者抱着木盆游过深圳河，哪怕抓到会被关押、罚款，也挡不住大家的决心。当时的宝安有句俗话：“宁愿逃港被狗咬，不愿在家饿肚皮”，说的就是当时的生活状态。

> 📌 小知识（电子版侧边栏）：深圳的名字由来 > 1979年建市之前，“深圳”只是宝安县下面的一个墟市名称，这个名字来源于深圳河——因为这条河的水深流急，当地人称“深水之圳”，后来就简称为“深圳”。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个名字才正式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称。

三、一河之隔的两种人生：1977年的生存实录 | Two Different Lives across the River: A Record of Survival in 1977

1977年的深圳河两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两者的差距不是量级上的差异，而是维度上的鸿沟。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直观对比：

```mermaid graph LR A[1977年 宝安 vs 香港新界] --> B[人口: 2.8万 vs 120万] A --> C[GDP: 1.82亿元 vs 36亿港元] A --> D[人均GDP: 180元 vs 3000港元] A --> E[工业占比: 15% vs 78%] A --> F[人均月收入: 8元 vs 240港币] A --> G[自来水普及率: 10% vs 100%] A --> H[人均年耗粮: 400斤 vs 800斤] ```

在宝安，一个普通农民一年到头干300天，每天赚5毛钱，一年的收入才150元，还不够买一台香港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而在香港新界，一个普通工人一天就能赚80港币，一个月能赚2400港币，相当于宝安一个农民干16年的收入。一个香港普通工人下班在茶餐厅吃一份叉烧饭的钱，就够宝安的一个农民吃上一个月的定量粮。

当时的宝安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香港赚钱。很多人家里的亲戚都在香港，但是因为怕被批斗，都不敢来往，甚至故意断绝关系。罗湖村的老渔民陈伯（1942年生）曾经尝试过偷渡，他回忆说：“那时候深圳和香港隔一条河，就像隔了一整个世界。我们在岸上晒渔网，看见对岸的汽车跑，晚上有电灯，连卖猪肉的都比我们吃得好。我们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过河去赚点钱，给家里买袋米。我第一次偷渡是1976年，游了半个晚上，差点淹死，被抓回来之后关了半个月，罚了50块钱，那时候50块钱就是我们全家三年的积蓄啊。”

> 📌 口述史料：林伯，1945年生，1976年任宝安县城（南头）供销社会计，2019年接受作者采访时说：“那时候我们供销社的货，最好的就是上海产的英雄钢笔，一块钱一支，还要凭票。而香港的塑料钢笔才5毛港币，要是能直接从香港进货，我们能赚一倍的钱，但是那时候根本不可能，谁敢做啊，要被当成‘里通外国’抓起来的，轻则批斗，重则坐牢。”

四、暗流涌动的边境贸易：改革开放前的经济萌芽 | Undercurrent Border Trade: Economic Sprout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虽然官方严格禁止跨境贸易，但是民间的边境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被称为“水客”（smuggler）的地下贸易，是改革开放前深圳最早的经济萌芽。

“水客”大多是本地的渔民或者农民，每天趁着民兵换岗的间隙，偷偷游过深圳河，或者从偏僻的农田里钻过去，把香港的收音机、手表、尼龙布、煤油背到宝安卖，再把宝安的荔枝、香蕉、咸鱼、鸡蛋背到香港卖。因为利润极高，一个在香港卖10港币的收音机，在宝安能卖50块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所以很多人冒着被抓的风险做“水客”。据当时的宝安县公安局统计，1977年一年抓到的“水客”就有2000多人，但是实际做“水客”的人至少有1万人，相当于全县人口的1/30。

这些“水客”不仅解决了本地人对商品的需求，还带动了边境地区的零星商业。南头墟的集市上，偷偷卖香港商品的摊位越来越多，很多人从广州、惠州跑到宝安来买香港的货，甚至还有一些干部也会托人从宝安带香港的钢笔、手表。这种跨境的商品流通，虽然当时是违法的，但是已经显示了边境地区的活力，也让宝安人最早接触到了市场经济的观念。

1978年3月，宝安县蛇口生产队的队长阿福，偷偷和香港的招商局下属的香港光明公司联系，合作办了一个塑料花厂，这就是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Processing, Assembly and Compensation Trade）企业的雏形。虽然当时这个合作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但是已经显示了宝安人想要发展经济的愿望。这个塑料花厂的工人都是本地的农民，每天上班就是给香港来的塑料花做组装，一个月能赚30块钱，比干农活多赚一倍，很多村民都想去厂里干活。

五、老宝安人的集体记忆：那些被遗忘的日常 |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Old Bao'an People: Those Forgotten Daily Lives

对于老宝安人来说，1978年之前的记忆，大部分都和“穷”和“苦”有关。那时候的宝安，没有工厂，没有商店，没有娱乐设施，老百姓唯一的娱乐就是过年的时候看一次粤剧，或者听一下半导体收音机。

沙井镇的蚝农黄伯（1935年生）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养蚝，都是集体养，养出来的蚝大部分要上交给国家，自己只能留小部分，平时吃的都是咸的蚝鼓，过年才能吃上一口新鲜的蚝。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天天吃上白米饭，吃上一口肉。”

南头墟的老裁缝刘伯（1940年生）说：“那时候我做衣服，都是给队里的人做，一件衣服补好几个补丁，穿三年都穿不破。那时候根本没有新衣服穿，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破了就补，补了又穿。直到1978年之后，我才第一次穿上了的确良衬衫，那时候觉得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些老宝安人的记忆，是改革开放前深圳最真实的写照。这座被遗忘的边陲小城，就像一颗埋在泥土里的种子，虽然被压在重重的政策之下，但是已经出现了萌芽的迹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宝安因为靠近香港，地理位置特殊，被广东省委列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

1979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设立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那些曾经逃港的渔民，那些偷偷做“水客”的农民，那些在供销社里算账的会计，都没有想到，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即将在40年间变成全球瞩目的创新之都，而他们那些偷偷摸摸做的跨境贸易，正是深圳制造的起点。

--- <!-- 机器可读标签：章节=第1章、主题=1978年前的深圳、标签=历史沿革、宝安时期、1977年、民生对比、边境贸易、逃港潮、口述史料 --> <!-- 脚注数据：陈伯口述2019、宝安县志1979、新安县志清朝、1977宝安统计局、1977宝安公安局 --> [^1]: 陈伯口述史料，2019年作者采访于深圳罗湖村。 [^2]: 《宝安县志（1979年）》，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79年内部版。 [^3]: 《新安县志（清朝）》，清朝光绪年间刻本，深圳图书馆藏。 [^4]: 1977年宝安县统计局内部数据，深圳档案馆藏。 [^5]: 1977年宝安县公安局内部统计年报，深圳档案馆藏。

1977年的宝安，是中国最穷的县份之一，而隔深圳河相望的香港新界，已经是亚洲四小龙起飞前的经济重镇。两者的差距不是量级上的差异，而是维度上的鸿沟：$$差距倍数 = \frac{香港新界人均GDP}{宝安人均GDP} = \frac{3000元}{180元} \approx 16.7$$，也就是说，一个香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抵得上一个宝安农民干十年。

1977年的深圳河两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河对岸的新界，已经有高速公路、自来水、公共汽车，超市里的猪肉、大米随便买，普通工人的工资按天结算，一天能赚80港币，够买半头猪；而河这边的宝安墟，只有一条不到500米长的泥土路，两边是低矮的青瓦平房，下雨天泥浆能没过脚踝，老百姓买一斤猪肉要攒半个月的布票，吃一顿白米饭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