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他的时代

第 1 章：汤显祖与他的时代

万历二十六年深秋，一个四十九岁的男人离开了广东徐闻。这个叫汤显祖的人，在短短几个月前还是遂昌县的知县。遂昌在浙江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是个连省会杭州的人都说不清具体方位的小县。汤显祖在那里当了五年知县，据说颇有政声，把这个穷乡僻壤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然而就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刻，他向上级递交了辞呈，没有等待批复就踏上了北归的旅程。

他当然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三年之后，万历皇帝果然“旨令革职”，将他永远逐出了官场。明朝的官场从来不缺人，顶多会在茶余饭后偶尔提起：那个叫汤显祖的临川举人，曾经当过几天知县，后来不知怎的就丢了官。这样的话题很快就会被新的八卦淹没——谁又升了，谁又贪了，谁和谁结党，谁又被弹劾。在那个帝国权力中枢日夜运转的官僚机器里，一个被革职的知县不过是某个齿轮上脱落的锈钉，无人在意。

然而正是这个“锈钉”，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写出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具想象力的三部作品：《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它们被后人合称为“临川四梦”中的后半段，与汤显祖早年创作的《紫箫记》及其改本《紫钗记》一起，构成了一座至今无人能够逾越的文学高峰。一个人如何在人生的低谷期完成了生命的最高绽放？答案既藏在他走过的路里，也藏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一、从书香门第到王学后学：汤显祖的思想启蒙

要理解汤显祖，先要理解他出生的年代。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明世宗朱厚熜还在位的第29个年头。这一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最初的贸易据点，北方的俺答汗部屡次侵扰边境，而皇宫里的道士们正忙着为皇帝炼制据说可以长生不老的丹药。整个帝国的表面看似平静，内部却已暗流涌动。

汤显祖出生在江西抚州府临川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汤尚贤是个秀才，虽然没有取得更高的功名，却极重视教育，在家中设有家塾，延请名师教授子弟。母亲吴氏也出身读书人家，据说知书达理。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汤显祖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诵读经书、研习八股，为日后的科举之路做准备。

然而汤显祖真正服膺的学问，并非后来他在考场上使用的那些制艺文章。少年时代，他偶然读到了王阳明的心学著作，这一次偶然的阅读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王阳明去世于嘉靖七年，到汤显祖出生时已经四十三年，但他的思想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沉寂，反而在江南大地上持续发酵，形成了一场波及整个知识界的思想运动。

王阳明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致良知”三个字。他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先天的良知，它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不需要向外在的经典或权威求教。修养的功夫不是去读更多的书、背更多的经典，而是要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去除私心杂念，让本有的良知显现出来。这套学说打破了程朱理学那种向外求理的路数，将重心转向了人的内心世界，因此被后人称为“心学”。

王阳明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并没有固守师说，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分化。其中最具激进色彩的一支是泰州学派，其创始人是王艮。王艮本人就是个传奇人物，他原本是个灶丁——也就是盐场里烧火的工人——后来自学成才，竟成为一代宗师。他讲学时“百姓日用即道”，将高深的哲学道理拉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具有鲜明的平民色彩。

泰州学派的传人们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路向，到汤显祖成长的年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罗汝芳和耿定向。汤显祖在十三岁那年见到了罗汝芳，据他后来回忆，这位前辈“形干臞小，首戴方巾，身被半臂”，一副不拘礼法的模样。罗汝芳当着他的面大谈“赤子之心”，说人生下来时的那颗心是最纯净的，后来被世事污染才变得浑浊不堪，所以修养的功夫就是要把被污染的心擦拭干净，恢复赤子之心的本来面目。

这番话在少年汤显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多年以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明公'赤子之心'自是孩提油油，弟七八岁从明公弟子某受博士业，颇闻其说。”这个“明公”就是罗汝芳，而那个“受博士业”的“弟子某”，很可能就是汤显祖本人。不管是否正式拜入门下，罗汝芳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汤显祖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罗汝芳让汤显祖学会了从内心寻找答案，那么另一个人则让他看到了这种思想力量的极端表达。这个人就是李贽。

李贽比汤显祖年长四岁，福建泉州人，出身于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他做过二十多年的官，在河南共城做了五年知县，又在云南做了四年姚安知府。就在汤显祖中进士的前一年——万历五年——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弃官，随后隐居于湖北麻城的龙潭芝佛院，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富争议的一段时光。

李贽是个极具冲击力的人物。他公开批判孔孟之道，说孔子的那套学说不过是“人各有能，有不能”的一己之见，不应该被当作万世不变的教条。他更猛烈地攻击当时的道学家们，说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表面上讲一套仁义道德，实际上不过是些欺世盗名之徒。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发自内心的“童心”，而不是做作的道德说教。他的这些言论在当时无异于投向思想界的深水炸弹，激起层层波澜。

汤显祖与李贽的相识大约在万历十八年前后。当时汤显祖已经从南京任上被贬为徐闻典史，正在岭南的蛮荒之地苦熬岁月，而李贽则因著作触怒当局，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两个精神气质相近的人在这个时刻相遇，彼此引为知己。汤显祖写过一首诗赠给李贽，其中有句：“自是精灵多爱我，千年无梦亦销魂。”这里的“精灵”指的就是李贽——在汤显祖眼中，这个比他年长的思想家就像一个不肯安分的灵魂，永远在叩问，永远在挑战。

李贽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追索。万历三十年，他在通州被捕入狱，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两年后，他在狱中割喉自尽，享年七十六岁。消息传到临川时，汤显祖已经弃官归里整整八年。他在诗中写道：“三年走南越，万里凌风期。”又在另一处写道：“念我平生亲，弃置复谁陈。”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与李贽的狂飙突进相比，汤显祖与另一位思想人物的交往则显得更为深沉悠远。这个人就是达观禅师。

达观（1543-1603），俗姓吴，名真可，号达观，江苏句容人。他比汤显祖大七岁，二十一岁时在山西访友时偶然听到一位僧人诵读《华严经·出现品》，当下契入，决定出家。此后他云游四方，遍访名师，在禅宗法脉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被视为明代禅宗的代表人物之一。

达观与汤显祖的交往始于万历十九年。这一年，汤显祖在南京担任太常寺博士——一个清闲得近乎无聊的闲职——而达观恰好游方至南京。两人一见如故，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达观经常在佛法和人生哲学上与汤显祖切磋，而汤显祖则在诗文中记录下了这些交往的点滴。

达观对汤显祖影响最深的是关于“情”与“理”的思考。达观是禅宗临济宗的传人，禅宗主张“明心见性”，认为人的本心本性是清净圆满的，修行就是要拨开迷雾，回归本真。但达观并不是一个空谈心性的僧人，他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曾多次公开批评朝政得失。这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正好与汤显祖内心的挣扎形成呼应。

汤显祖在《南昌学田碑记》中详细记述了他与达观的一次深谈。那次谈话的核心问题是：人应该如何面对世间的苦难和不公？达观认为，人生的一切苦恼都源于“情执”——对功名利禄的执着，对是非善恶的执着，甚至对自我存在的执着。只有彻底断除情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但汤显祖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情”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情”的方向——如果“情”指向的是真善美，那这种情感不仅不应该被断绝，反而应该被肯定和弘扬。

这次谈话成为汤显祖后来戏曲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下的那段著名的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是这场对话的延续和升华。汤显祖没有接受达观断除情执的主张，而是选择了一条“以情抗理”的道路，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超越理性计算的深情，让人生有了意义，也正是这种深情，应该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

二、科举之途：从意气风发到心灰意冷

理解了汤显祖的思想底色，再来看他的人生轨迹，就能发现许多表面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其实有着必然的逻辑。

汤显祖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是在万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573年，那一年他二十三岁，结果落榜了。三年后的第二次乡试，他仍然没有中举。直到万历五年第三次参加乡试，三十一岁的汤显祖才终于考中举人，获得了一个被称为“孝廉”的身份。

举人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功名，但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许多家境贫寒的举人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仕，谋得一官半职，从此告别科举之路。但汤显祖没有这样做。他深知以自己的学识和背景，最高目标应该是进士及第，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决定进士人选的，恰恰是他最不愿意去攀附的那些人。

明朝的科举发展到万历年间，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表面上，科举考试遵循严格的标准，考卷实行糊名誊录制，似乎能够保证公平。但实际上，关节——也就是考试前向考官行贿或托请——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会试和殿试，主考官和阅卷官的政治立场、门生故旧关系，往往对最终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张居正是理解这一背景的关键人物。这位万历初年的首辅大臣，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张居正改革”。作为一个强势的政治人物，张居正当然希望科举考试能够选拔出忠于自己的人。1577年，也就是汤显祖中举后的第三年，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参加乡试，张居正特意嘱咐主考官关照自己的儿子。

结果出来时，汤显祖和另外几个没有背景的举人赫然在列，而张居正的儿子们却名落孙山。这个结果当然不是偶然的——主考官虽然是张居正提拔的，但他也不敢做得太过明显，毕竟科举的公正性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公信力。结果张居正大怒，第二年换了一个更听话的主考官，这回他的次子果然高中榜首。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没有人敢公开质疑。汤显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长安三米，童谣道之。”长安指的是北京，三米是指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张敬修、张嗣修、张懋修。这首童谣的意思是：北京城里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张家的三个儿子如何高中。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汤显祖没有像一些投机者那样向张居正低头。他选择等待，等待一个他能够凭自己实力考中的机会。这一等就是整整六年。万历五年（1577）的会试和万历八年（1580）的会试，他都因为不肯趋附权贵而落榜。直到张居正去世、其政治势力瓦解之后的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四岁的汤显祖才终于考中进士，名列第三甲第二百二十七名。

这个名次并不高。一甲三名，二甲一百多名，三甲则有两百多名。汤显祖在同科三百五十名进士中排在两百多名，只能算是中等偏下的成绩。但对他来说，这个结果已经足够让他释然——他终于凭借自己的能力站到了这里，没有欠任何人的情。

然而进士及第只是仕途的起点，不是终点。同科进士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衙门担任官职，表现优秀者有机会快速升迁，而表现平平者则可能长期沉沦下僚。汤显祖被分配到南京，担任太常寺博士。

太常寺是明朝中央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祭祀、礼仪等事务。太常寺博士是一个从七品的闲职，品级低微，事务清闲，在当时的官场生态中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汤显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七年，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八年，始终没有升迁的迹象。

对于这种处境，汤显祖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既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可以依靠，也没有主动去经营关系网，在讲究人情世故的官场中，这样的态度注定了他不会得到快速的升迁。另一方面，他在这个时期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理论文章，这些文字显示出他并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在进行深沉的思考和积累。

就是在南京的这段时间里，汤显祖开始接触戏曲创作。他的《紫箫记》大约写于万历十五年前后，这是他最早的戏曲作品。虽然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为《紫钗记》，在艺术上成熟了许多，但《紫箫记》仍然显示出汤显祖对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浓厚兴趣。

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事件发生在万历十八年。这一年，一份来自北京的奏疏将汤显祖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之中。

这份奏疏的作者是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卢琼，上疏弹劾当时炙手可热的首辅王锡爵。卢琼在奏疏中有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朝廷之上，不闻谏书，而台省之地，互相排击。”这句话直接指向了朝廷中弥漫的谄媚之风和党争之祸。

卢琼的奏疏触怒了万历皇帝。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份奏疏，还下旨将卢琼革职为民。这本来与汤显祖没有直接关系，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原来，就在这份奏疏被驳回的几天之后，汤显祖也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他在奏疏中同样批评了朝廷的腐败现象，并且将矛头指向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皇帝本人。汤显祖写道：“陛下以边境为急，则二十年来为之奈何？以财用为忧，而工部内殿之费，岁有加增。”这番话直指皇帝沉迷于营造宫殿、不顾边防危局的现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更让皇帝震怒的是，汤显祖在奏疏中还写道：“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移，亦言官之罪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言官们难道都是坏人吗？不，是因为陛下把权力都收回去了，言官们不敢说真话，这才导致了朝廷的腐败。言下之意，责任不在言官，而在皇帝本人。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以怠政著称。他对臣下的批评极为敏感，尤其是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大臣们僵持多年，任何被解读为影射他私生活的言论都会招致严厉的惩罚。汤显祖的这道奏疏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立储问题，但其言辞之激烈已经足以让皇帝龙颜大怒。

结果，汤显祖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徐闻在雷州半岛最南端，隔着一道琼州海峡就是海南岛，那里是古代流放罪犯的地方之一。虽然徐闻在行政上不属于流放区，但距离政治中心的北京已经足够遥远，环境也足够恶劣。对于一个在北京做官的人来说，被贬到徐闻几乎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汤显祖在徐闻只待了一年多就被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但遂昌同样是个偏远的小县，而且直到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归里，他在那里前后待了五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汤显祖整个官场生涯中最黄金的岁月，都是在这种偏远地区度过的。这对于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当然是巨大的遗憾，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成就了他作为戏曲家的辉煌。

三、弃官归里：人生的“梦”如何转化为艺术的“梦”

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辞官归里。

这一年他四十九岁，按照当时的平均寿命来说已经算是进入人生的下半场。他在这个年纪放弃了最后一个官职，选择回到江西临川的老家，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失败者的无奈选择；但对于汤显祖本人而言，这却是一个清醒而坚定的决定。

他早就对官场失去了兴趣。在遂昌任知县的五年里，他虽然勤政爱民，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重，但官场的尔虞我诈、朝廷的昏暗不明都让他心灰意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弟在此三年，颇知其风味。”这个“风味”显然不是什么好味道，而是官场中那种逢迎拍马、勾心斗角的恶劣氛围。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时期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戏曲创作。回到临川之后，汤显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戏曲创作之中。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四十四年去世，他在这十八年里创作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三部杰作，加上此前的《紫箫记》和《紫钗记》，构成了完整的“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的说法来自汤显祖的家乡临川（今江西抚州），他本人也以“临川”代指自己。“四梦”则是四部戏曲作品的合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作品虽然题材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哲学关怀：它们都在探讨人生的意义、命运的安排、情与理的关系。

《紫钗记》写的是才子李益与佳人霍小玉的爱情故事。霍小玉因一支紫钗与李益相识相恋，但李益后来被权贵卢太尉陷害，被迫另娶他人。霍小玉痴心不改，最终在侠士黄衫客的帮助下与李益重逢，化解了误会。这个故事虽然曲折，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才子佳人的团圆结局。

《牡丹亭》是汤显祖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他艺术成就的巅峰。故事写的是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恋，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最终历经磨难，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故事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它对“情”的极端肯定：汤显祖通过杜丽娘这个人物，展示了“情”可以超越生死、超越礼教、超越一切现实限制的力量。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汤显祖晚年的作品，它们转向了更为深邃的哲学思考。这两部作品都以“梦”为核心意象，讲述了主人公在梦中经历了一段传奇人生，醒来后发现不过是一场幻梦。这两部作品被后人称为“梦戏”，与《牡丹亭》并称为“三梦”，共同构成了汤显祖戏曲创作的核心部分。

《南柯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故事写的是游侠淳于棼在酒醉后梦入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二十载，享尽荣华富贵。醒来之后他才知道，所谓槐安国不过是庭中古槐树下的一个蚂蚁窝，而南柯郡不过是南边槐树根下的一处蚁穴。淳于棼在梦中经历的一切——权位的起伏、爱情的悲欢、朋友的背叛、最后被放逐——都是蚂蚁社会的缩影，但它们在梦中却如此真实，让淳于棼几乎忘记了这只是一场梦。

《邯郸记》则来源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故事写的是卢生在邯郸的旅店中遇到道士吕洞宾，吕洞宾给了他一个瓷枕，卢生枕着入睡，梦中经历了娶娇妻、中进士、出将入相、封妻荫子的一生。醒来时店中小米饭尚未煮熟，卢生这才领悟人生的短暂与虚幻。

这两部作品的哲学意蕴是深刻的。它们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肯定梦幻，而是在承认人生如梦的基础上，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既然人生如梦，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汤显祖通过这两部作品，实际上是在回答他此前在《牡丹亭题词》中提出的“情”的终极意义：如果“情”连生死都可以超越，那么它是否也能够超越梦境与现实的界限？

汤显祖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这三部杰作，直接原因是他弃官归里后获得了充裕的创作时间。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终于能够将人生的各种体验——官场的失意、山林的隐逸、思想的探索——转化为艺术创作的资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梦境”转化为另一个“梦境”的过程：他在现实中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这些经历本身就像一场梦；而他在戏曲创作中重新演绎这些经历，则是在创造另一种梦境。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南柯记》和《邯郸记》在汤显祖的作品中具有特殊的位置。这两部作品不是逃避现实的产物，而是汤显祖对人生意义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他通过淳于棼和卢生的梦之旅，展示了人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中可能经历的一切——荣耀、爱情、背叛、失落——而最后让主人公从梦中醒来，领悟到这一切都是虚幻。

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主人公从梦中醒来后，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梦中的一切。淳于棼醒来后去蚁穴探访，发现那些曾经在梦中与他共事的人——右相段功、琼英郡主、灵芝夫人——都还是蚂蚁，但在他的记忆中，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卢生醒来后，邯郸店中的黄粱米饭还在炉火上炖着，一切都和入睡前一样，但他已经不是入睡前的他了。

这种写法揭示了汤显祖思想的复杂性：梦虽然醒了，但梦中的体验并非毫无意义。正是因为经历了梦中的一切，淳于棼和卢生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本质——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切身的体认。如果没有梦中的二十载南柯郡守，卢生怎能知道功名利禄的虚妄？如果没有梦中的一生荣华，卢生怎能理解人生的短暂？

汤显祖在戏曲理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以情抗理”。这里的“理”指的是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天理、礼教、规范，而“情”指的是人内心真实的情感和欲望。在汤显祖看来，“情”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文学创作最应该表达的内容。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名言。

“以情抗理”的主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