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

第 1 章 堂吉诃德：拉曼却的穷乡绅

一六零五年，马德里。一个五十七八岁、当过兵、做过俘虏、蹲过债狱、左手残废的失败者，把一部嘲笑骑士小说的小说送进了胡安·德·拉·库埃斯塔的印刷铺。谁也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欧洲小说乃至整个现代虚构文学的地基，就从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开始浇筑。这句话讲的是一个无名之地的一位无名绅士。它拒绝给出地名，拒绝给出人名，甚至拒绝给出准确的时间。以精确为傲的现代小说，居然诞生于一场有预谋的含糊。这一章要从这句话出发，看清堂吉诃德其人：他的家计、他的书房、他的改名仪式、他的甲胄，以及这一切在三个中文译本里的不同面容。读懂了第一章，就等于拿到了全书的钥匙，因为塞万提斯把整部书的方法论，全部压缩在了这个开场里。

一个不肯说出地名的叙述者

小说的第一句话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的："En un lugar de la Mancha, de cuyo nombre no quiero acordarme, no ha mucho tiempo que vivía un hidalgo de los de lanza en astillero, adarga antigua, rocín flaco y galgo corredor。"把它直译过来，大意是：在拉曼却的一个地方，地名我不想记起来了，不久以前住着一位绅士，属于枪架上插着长枪、有一面古盾、一匹瘦马、一只猎狗的那一类。这句话值得逐字掂量。首先是"de cuyo nombre no quiero acordarme"，请注意那个"quiero"：是我不想，不是我不记得。不想记住，是一种姿态，一次懒洋洋的拒绝，而不是记忆的失灵。叙述者一开始就表明，他对事实的掌握是有保留的，他握着信息的阀门，高兴开多大就开多大。这种半遮半掩的口吻，与骑士小说开篇动辄追溯主人公血统、罗列帝王谱系的做派，构成了一次精准的爆破。阿马迪斯们总以高贵的出身开场，塞万提斯的绅士却连名字都不配有。

再看时态。"vivía"是未完成过去时，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状态而非一次事件。这位绅士没有做过什么值得一书的事，他只是活着，日复一日地活着，直到阅读改变这一切。未完成时态是天长日久的语法，是庸常生活的时态，塞万提斯用它给骑士的传奇时间预先判了缓刑。然后是那四样家当：枪架上的长枪，古旧的皮盾，干瘦的劣马，善跑的灰狗。这是一幅静物画，画的是西班牙乡村小绅士阶层的全部体面与全部窘迫。长枪是身份的证明，证明他属于可以佩武器的自由人；古盾则说明这份武装早已过时；瘦马与猎狗，一为出行一为消遣，都是绅士生活的最低配置。四样东西摆在一起，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历史处境、经济状况，全部交代完毕，不着一句议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要等三百多年后才提出，塞万提斯在这里已经用它造了一座冰山。

这句话还干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它悬置了权威。叙述者说他不想记住地名，等于宣布自己不是全知的史官，而是一个爱讲故事又懒得查证的闲人。到了第一部第九章，他会进一步交代，这个故事其实译自一位阿拉伯史学家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的手稿，是他在托莱多的旧货市场里雇人翻译出来的，而且这位摩尔人作者很可能会撒谎。史官之上还有译者，译者之上还有编者，编者自己先声明了记性靠不住。四百年后的读者管这套把戏叫元小说，一九零五年的读者只觉得好笑。但无论笑不笑，每一个读者都被迫接受一个事实：这本书里的权威是可疑的，包括作者本人的权威。小说这种文体，从诞生那天起就学会了不信任自己的讲述人，这是它比史诗和悲剧都现代的地方。史诗相信英雄，悲剧相信命运，小说只相信一个爱撒谎的讲述过程本身。

纳博科夫在哈佛讲《堂吉诃德》的时候，对这种含糊极不耐烦。他做了一件只有他做得出来的事：把全书的疏漏列成清单，日期对不上、地点对不上、人物前后矛盾，一条一条地清点，像海关人员检查一件申报不实的行李。在他看来，开篇的含糊是作者懒惰的证据。哈罗德·布鲁姆的看法恰好相反，他在《西方正典》里把《堂吉诃德》安放在正典小说的起点上，认为恰恰是这种煞有介事的含糊，给了小说呼吸的空间。我的立场站在布鲁姆一边，还要再进一步：这些含糊不是漏洞，而是宪法。叙述者在第一句话里获得的取笑自由，将在后面一百多章里被反复行使，他要拿堂吉诃德挨打取乐，要拿桑丘的谚语取乐，也要在某一页突然认真起来，写到让读者鼻酸的程度。没有第一句话里那副懒洋洋的腔调，后面的一切摆动都无从谈起。含糊是这本书的许可证。

家计清单：一位乡绅的经济生活

第一章最动人的段落，是那份精确到令人发笑的食谱。杨绛先生的译文大致是这样：锅里的炖肉牛肉比羊肉多，晚上多数日子吃凉拌碎肉，星期六吃煎腌肉摊鸡蛋，星期五吃扁豆，星期日添一只鸽子。就这么一份菜单，花掉他四分之三的收入。剩下的钱用来过节穿的黑呢外套、天鹅绒裤子和同样的绒拖鞋，平常日子穿好料子的旧衣裳，家里还养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管家、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外甥女，以及一个能下地也能上街的帮工。请停在这份清单上多看一会儿。欧洲文学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用会计的耐心盘点过一个普通人的餐桌。荷马的英雄们烤整牛整羊，没有人问一句钱从哪里来；骑士小说里的城堡永远丰盛，仿佛中世纪的经济是一台永动机。塞万提斯偏要算账，而且算得抠抠搜搜，一锅炖肉里牛肉羊肉的比例、星期几吃什么、鸽子是额外的奢侈，笔笔在册。小说这个文体后来养成的一个执念，即对人物经济状况的病态关心，从包法利家的账单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当掉的东西，源头都在这口炖锅里。

这份菜单还藏着几个语言学的暗门。"duelos y quebrantos"直译是"悲伤与破碎"，是卡斯蒂利亚方言里的一道星期六吃食，一般认为是加了鸡蛋的煎腌肉碎，杨绛先生译作煎腌肉摊鸡蛋，董燕生的处理也大同小异。这个词组在后世成了堂吉诃德研究里的著名公案，因为它太像一个预言：悲伤与破碎，正好是这位绅士往后命运的关键词。有人认为是巧合，有人认为是塞万提斯埋的双关，四百年争不出结果。我倒觉得争不争得出结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暴露了塞万提斯写作的一个秘密：他喜欢让语言自己长出意义来。他是那一支热爱谚语、双关、谐音、口头禅的西班牙文学的祖师，词在他手里从来不是透明的工具，而是会发酵的面团。这本书后面桑丘的两百多条谚语、巴尔特铁勒斯公爵府里的文字游戏、乃至"巴西耶尔莫"这种半个盆半个头盔的合成词，都是从这团面里发出来的。

然后是那个年龄：年近四十九。这句话常常被读者滑过去，其实分量极重。骑士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前程无量，而塞万提斯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近半百、膝下无子、身材干瘦的小乡绅。他不是在人生的开头出发去建功立业，他是在人生的尾声出发，去追赶一个已经不属于他的开始。这决定了全书的悲怆底色。年轻人犯傻叫不懂事，中年人犯傻叫发疯，而一个四十九岁的乡绅把地卖了去买骑士小说、给自己封号、骑上一匹病马在七月的正午出门，这是一种用尽全力的徒劳。塞万提斯本人写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五十七八岁，一生的事业几乎全部失败，他比谁都清楚一个人到了什么年纪还相信什么，会是什么下场。这份年龄上的诚实，是骑士小说永远不会有的东西，也是小说这种文体献给普通人的第一份礼物：从此以后，文学的门槛不再为英雄和王子专设，一个吃扁豆的星期五也值得被书写。

还必须说说那个阶层。伊达尔戈，西班牙语里的hidalgo，字面意思是"某某之子"，指免税免役的平民贵族，血统据说古老，家道往往败落。他们最大的特权是不必劳动，最大的诅咒也是不必劳动。一六零零年前后的卡斯蒂利亚，乡下多的是这种人家：姓是老的，钱是没的，架子是不能倒的。堂吉诃德变卖田产去买书，正是一次典型的伊达尔戈式破产，宁可卖地，不可做工。塞万提斯对这一阶层的感情很复杂，笑他们，又替他们留着体面。注意那个细节：那把祖传的剑。骑士小说里主人公的剑都有名字有来历，堂吉诃德的剑没有名字，只有来历，四代人传下来的一把旧剑。这个细节比任何讽刺都狠，也比任何讽刺都温柔。它告诉你，这个人手里握着的是一个家族最后的体面，他拿这份体面去干了全西班牙最荒唐的事业。

这份清单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功绩：它教会小说盯住日常。史诗盯住战争，悲剧盯住命运，抒情诗盯住爱情，都不肯盯柴米。堂吉诃德的炖锅、他外甥女的年纪、帮工的工钱，第一次让文学有了一个可以踩上去的地面。后来的小说家全靠这个地面生活：巴尔扎克数巴黎的房租，狄更斯算孤儿院的开支，张爱玲写公寓的电梯费，全是这口炖锅的远亲。写实主义不是一种流派，是从这份菜单开始的一笔遗产。而且请注意塞万提斯记账的口吻，不悲不怨，像邻家老户在拉家常。他不控诉贫穷，也不歌颂清贫，他只是把数字摆出来，让读者自己心里发酸。这种克制的账房笔法，比一切哭穷的文字都更早地定义了小说的体温。

阅读如何烧干一个人的脑子

接下来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话，一切疯狂的医学证明书："del poco dormir y del mucho leer se le secó el celebro"，由于睡觉太少，读书太多，他的脑子干了。请注意这个句子的生理学口吻。塞万提斯不说他疯了，不说他中了魔，说他脑子干了，像晒干一块湿地，像烧干一口锅。疯狂在这里不是灵魂的病，而是身体的收支失衡：睡眠是进项，阅读是支出，支出长期大于进项，人就干了。这个诊断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现代性。今天我们管这叫信息过载，叫熬夜刷屏，叫沉浸式体验改变认知，叫算法塑造世界观。一六零五年的一位西班牙老兵，用一句土话把这一切都说了。堂吉诃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因为阅读过量而入院的重症患者，此后四百年，爱玛·包法利、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里为诗社废寝忘食的姑娘们、被武侠小说带走魂魄的少年，全是他的病友。

塞万提斯描写阅读成瘾的过程，精确得像临床观察。此人卖掉田地去买书，把骑士小说从傍晚读到天亮，又从天亮读到入夜；睡得少，读得多，从清夜读到清夜，从阴天读到阴天。他和本村的神甫、理发师争论谁是最杰出的骑士，争得面红耳赤；他甚至动手验证书里的内容。最见功力的是他对文本态度的描写：他对那些荒唐话深信不疑，在他看来，书里那号称天下最美的女人确乎是天下最美，那个统兵的皇帝确乎是皇帝，书里说要塞给主人公一座世上最好的岛屿，他信了，还替主人公惋惜命薄。请注意，他不是不会读书。恰恰相反，他是太会读书了，会到把书读进了骨头里。他读出了每一条设定的合理之处，读出了类型片的全部语法，然后做了一个所有读者都做过、只是程度不同的事：把文本应用于生活。富恩特斯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讲的正是这个：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被阅读造就的主人公，人被自己读过的东西重新发明了一遍。现代自我的诞生，从这一刻开始，因为现代人无一例外，都是被文本喂养出来的。

书里引了一句原文，出自骑士小说作家费利西亚诺·德·席尔瓦的笔下："la razón de la sinrazón que a mi razón se hace, de tal manera mi razón enflaquece, que con razón me quejo de la vuestra hermosura。"大意是：无理之理加于我理，我理由此衰弱，故我有理地抱怨你的美貌。这句话绕口令一样转了七八个弯，堂吉诃德读后不但不头疼，反而觉得字字珠玑，恨不得让全体法院书记员抄写一千遍记功。塞万提斯挑这句话来引用是有算计的，他要让读者亲眼看看这种文体有多荒唐，又要让读者看见一个人对荒唐文体全情投入时是什么表情。这里藏着戏仿的全部秘密：戏仿者必须先爱过。塞万提斯年轻时读骑士小说未必没有入迷过，否则他写不出堂吉诃德引用典故时的那种纯熟，第二部里堂吉诃德张口就是阿马迪斯如何、雷纳尔多斯如何，如数家珍。恨一个东西恨到这个程度，底子里都是早年的爱。讽刺是爱的转世，这个规律在《堂吉诃德》里体现得比任何书都彻底。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堂吉诃德的疯狂是有文法的。他从不相信自己会飞，从不相信石头能变成面包，他的全部幻觉严格限定在骑士小说的题材范围之内：城堡、巨人、魔法师、意中人、比武、受封。出了这个范围，他算账清楚，谈吐高雅，第二部里他论诗、论戏剧、论翻译，条理分明，令职业文人折服。换句话说，他不是丧失了理性，他是把理性完整地搬进了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服役。理性在错误的前提下运行，运行的逻辑本身无懈可击。这比单纯的糊涂深刻得多，也可怕得多。塞万提斯借此提醒每一个读者：理性并不能自动保护人不犯疯，理性只是让疯狂变得有条理。决定一个人清醒程度的，不是他的逻辑能力，而是他接受的前提。这个认识在四百年后依然是思想史上最锋利的刀刃之一。

从吉哈诺到吉诃德：二十天的命名仪式

变成骑士的过程，塞万提斯写得像一场漫长而庄重的筹备。此人先花了四天给自己的马起名字，想来想去，决定叫它罗西南多；在他看来这名字高贵、响亮，又表明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天下驽马中的头一号。接着又花了八天给自己起名，最后定为堂吉诃德，至于他本来姓吉哈达还是盖哈达还是盖哈纳，叙述者说，各位作者的说法不一。然后又用了八天给那位实际上不存在的意中人定名，最后定为托波索的杜尔西内娅。请加一加：四天，八天，八天，整整二十天，全部花在起名字上。一个人在出发冒险之前，把全部准备时间用于命名，这个安排本身就是全书的主题宣言。堂吉诃德的真正武器不是长枪，是语言。他不是先看见了巨人再去称呼巨人，他先有了"巨人"这个词，世界才被他看成了巨人。命名在他手里不是贴标签，是开工典礼，说出一件事物的骑士名字，这件事物就向他履行骑士义务。这套世界观在后面会一路展开：客栈叫城堡，理发师的铜盆叫曼布里诺头盔，村妇叫公主，羊群叫大军。全部这一切，都始于第一章那二十天。

命名仪式里最刻毒也最好笑的一笔，是那个"堂"字。西班牙语里的"don"是冠在名字前的尊称，寻常乡绅不配用。堂吉诃德给自己加"堂"，等于自己给自己封爵，是一桩小小的僭越。塞万提斯写这一笔时笔锋极冷：一个把地都读卖了的破落户，最舍不得的居然是头衔。但也正是在这里，这个人物开始超出讽刺的范围。给自己改名换姓、给自己封尊号，这件事说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人对命运提出的更名申请。他对自己原本的人生，那个叫吉哈诺或者吉哈达的四十九岁的、吃扁豆的、无儿无女的下半生，提出了退货。小说最后，他临终恢复本名，说自己不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是善人吉哈诺。名字的循环首尾闭合，中间夹着两卷书。一个人用假名字活出了真人生，再用真名字送走了假人生，到底哪一个名字对应哪一段是真的，塞万提斯到最后也没有说清。这个问题他会留给每一个读者：你打算管这段历史叫什么。

关于罗西南多这个名字，还欠中文读者一段公案。原文Rocinante，rocín是驽马、下等马的意思，ante在西班牙语里是"在先"的意思，合起来大意是"驽马之王"或者"先于一切驽马"，一个穷酸的玩笑，又自负又可怜。杨绛先生译作"驽骍难得"，四个字里，驽对上了rocín的贱，骍是赤色的骏马，难得叹其千载难逢，音节又几乎贴着原文的响动。这是中文翻译史上少见的全垒打：音、义、趣三线齐中。董燕生和刘京胜都译作罗西南多，纯取其音，把笑点交给脚注。两种策略各有道理，音译保全了西班牙的风土，意译保全了玩笑的生命。我个人的偏爱是杨译，因为塞万提斯这本书到处是这种名字游戏，一个名字的笑点死了，人物的可怜劲儿就漏了气。翻译喜剧比翻译悲剧难，就难在这里：悲剧的泪认得全世界的路，喜剧的笑要先办签证。

这个马名还有一层讲究，值得多说两句。塞万提斯特意交代，堂吉诃德认定这名字"又响亮又有意义"，既表明它过去是驽马，又表明如今放眼天下，一切驽马都在它之后。一句话里既有自卑又有自大，两种情绪咬合得天衣无缝。这其实也是主人自己的心理结构：他明知道自己是个乡下绅士，才要自称"堂"；明知道骑的是匹病马，才要封它做天下第一。自卑与自大从来不是两种病，是同一种病的两端，中间连着一根叫自尊的神经。塞万提斯未必读过什么心理学，但他凭士兵和税吏的人生经验，把这种心理摸得比后来许多专著都透。他给马起名的这个细节，等于给全西班牙的小人物画了一张心理X光片：越是无足轻重，头衔越要响亮。这根神经四百年没有老化，今天的读者照着X光片，还能认出自己的影子。

还有一层意思值得说透。那八天的自我命名之所以用了两个"八天"，因为他在模仿书上骑士的排场，仿佛起名是比武前的斋戒，需要庄严的等待。这种对程序的虔诚贯穿全书。他给自己受封，给意中人定名，给坐骑赐号，给每一场挨打安排解释，全部按骑士制度的条文办理。他不是散漫的疯子，是教条的疯子。规章制度在他那里不但没有因为世界是虚构的而松懈，反而执行得更严。这里有塞万提斯对西班牙性格的一次巨大洞察：这个民族尊重形式超过尊重实质，宁可破产也要过节的排场，宁可打败仗也不能乱了队列。堂吉诃德是这种民族性格的漫画像，漫画像的好处是让人认出自己。四百年来各国读者都能在他身上看见同胞，恰恰因为塞万提斯画的不是西班牙人，是一切把体面看得比命重的人。

甲胄、纸面头盔与一次被取消的实验

第一章还有一个细节，我每次重读都要停下来发一会儿呆。曾祖父传下来的盔甲在角落里生了锈，堂吉诃德把它擦洗干净，取下来试穿，发现头盔少了半边护脸。他用硬纸板做了一个补上。做完了他不太放心，拔剑试了一下，一剑就把纸面劈成了两半。他重新做了一个，这回做得更结实。然后，他没有再试第二次，直接认定这个头盔结实极了，戴上了。请仔细掂量这个决定。第一次，他是实验主义者：怀疑纸板的强度，就做实验验证。实验结果不好，结论应当是纸板不行。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实验不该再做第二次。为了怕再毁掉护脸，他认定这回一定经得住，凭着这份认定，他后来戴着它冲向了风车、羊群、狮子和整个西班牙。这个细节是全书心理学的基石，塞万提斯用一个动作告诉读者：这个人的疯狂不是昏聩糊涂，是有选择的。凡是支持幻想的检验，他都做；凡是可能推翻幻想的检验，他一律取消。他是自己妄想的首席大法官，受理一切有利于被告的证据，驳回一切不利于被告的传唤。

从这一点看出去，全书很多费解的地方就解开了。他为什么在客栈里能和妓女谈笑、付账时钱货两讫，转身又咬定那客栈是城堡、那些女人是贵妇？因为城堡的幻觉不容检验的部分他坚持，必须付款的现实可以暂时承认。他为什么挨了打不怀疑骑士道，反而归罪于魔法师作祟？因为魔法师这个设定在骑士小说里本来就有，是理论自带的备用条款，专门用来消化反常数据。一套无法被证伪的体系，配上一个只做有利实验的实验员，这台机器就能永远运转下去。塞万提斯没有读过科学哲学，但他写出了体系性自欺的完整机制。后来一切关于意识形态如何运作的研究，关于信息茧房的分析，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先有不肯做的第二次实验，后有永远正确的头盔。

把这个细节和他的出发放在一起看，更有味道。他把一切都办妥当了：马有名，人封号，有意中人，盔甲擦亮，纸面头盔未经检验，于是一天清晨，也不告诉任何人，天不亮就披挂整齐，骑上罗西南多出了村。那是七月，叙述者在这里又补了一刀，说是那几天日头毒得很，他心里那点还没烧干的脑浆，险些也一并晒化了。就这样，一个五旬老翁，一匹病马，一身旧甲，一个纸糊的面甲，在一个全西班牙最热的月份里，上路去找他的荣耀。塞万提斯写到这里，笔调依旧轻松，读者读到后世再回头，却会觉得这个清晨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壮。所有伟大的出发都是相似的：装备寒酸，天气恶劣，无人送行，本人信心百倍。区别只在于，有的出发者知道路在哪里，有的出发者连世界都还没认对。堂吉诃德属于后者，但他比前者走得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