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语境与历史背景

第 1 章：创作语境与历史背景

1859年，查尔斯·狄更斯在杂志《进步》上开始连载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此时距离巴士底狱被攻占已经八十年，距离他自己出生的1812年也过去了四十七年。为什么这位以伦敦市井生活闻名于世的英国小说家，会在这个时间点转向书写一段异国的历史剧变？为什么他的笔下既有对革命暴力的冷峻描摹，又有对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和一个英国律师之间跨越国界与阶层的情感纠葛的细致刻画？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把《双城记》放回它诞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社会状况、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留下的集体记忆、以及狄更斯本人从贫民窟到文坛巅峰的独特生命轨迹。这三重语境——个人经验的积淀、时代精神的激荡、以及文学形式的革新——共同塑造了这部小说的基本面貌。本章将逐一考察这三个维度，试图在历史与个人的交汇处，揭示《双城记》诞生的内在逻辑。

狄更斯的早年经历与阶级意识

理解狄更斯的写作动机，必须从他生命中最初十几年说起。1812年，狄更斯出生于朴茨茅斯的一个海军职员家庭。他的父亲克莱里ve·狄更斯是海军部的一名小职员，薪水微薄却惯于超前消费，母亲伊丽莎白则是个有着野心的女人。这个家庭的社会位置颇为微妙：既不属于真正的工人阶级，因为父亲好歹有一份固定职业和体面的办公环境；又远远够不上中产阶级的舒适与稳定。用社会史学者常用的术语来说，狄更斯出生于英国社会结构中一个尴尬而脆弱的夹层——这个夹层里的人既承受着攀爬的压力，又时刻面临着坠落的恐惧。

这种阶级位置的不安全感在1822年化为现实。彼时狄更斯十岁，全家迁往伦敦，随即陷入债务危机。他的父亲因无力偿还欠款被投入马绍尔西监狱，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住进狱中探望，而十一岁的查尔斯被独自留在外面，在一家皮鞋油工厂里做童工，每周赚取六先令来补贴家用。这段经历在狄更斯心中留下的创伤之深，从他后来的自传片段中可见一斑。他写道，那段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是个被遗弃的人”，在伦敦街头独自穿行，“形单影只，前途渺茫”。工厂里潮湿阴冷的地下室、粗糙的工装、以及成年工人们的粗俗笑骂，与他此前在朴茨茅斯接受的相对良好的学校教育形成鲜明对照。这种从“体面”跌入“落魄”的坠落感，成为狄更斯日后创作中最深层的心理暗流之一。

1824年父亲获释，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狄更斯得以重返学校，后来成为律师事务所的抄写员、议会新闻记者，最终在1836年以《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但童年的创伤从未真正愈合。他后来购置并亲自管理《每日新闻》报纸，在社论中反复呼吁改善童工待遇；他资助建造莱斯特郡的工人住宅区，甚至亲自起草设计图纸；他在公开演讲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险些沦落街头”的经历，以此呼吁社会关注贫民窟的生存状况。这种持续的社会关怀不是来自书斋里的道德想象，而是来自一段真实的、几乎将他吞噬的童年记忆。当1859年他提笔书写《双城记》时，他笔下的巴黎圣安托万区贫民窟——那个“恶臭的街道、褴褛的衣衫、污浊的空气”的世界——之所以具有令人战栗的真实感，正是因为他在伦敦的贫民窟里亲眼见过、亲身走过。

狄更斯对阶级关系的敏感还体现在他对“债务”意象的反复使用上。在《双城记》中，法国贵族厄弗里蒙迪侯爵的马车在巴黎街头横冲直撞，碾死一个孩子后随手扔出一枚金币作为“赔偿”，而这位侯爵本人正是通过累积农民债务、收取高额地租来维持其奢华生活的。同样，达尔斯霍姆银行在伦敦的生意本质上也建立在信贷关系之上——马内特医生被囚禁的真正原因，是他试图揭发厄弗里蒙迪家族对农民的债务欺诈。这种将债务与压迫、救赎与宽恕编织在一起的叙事结构，与狄更斯早年父亲因债务入狱的个人记忆之间存在深刻的同源性。他太清楚债务如何摧毁一个家庭、如何剥夺一个人的尊严，因此当他在《双城记》中构建一个关于债务与救赎的隐喻世界时，那种叙事的力量来自切肤之痛，而非二手想象。

1848年欧洲革命与英国知识界的集体焦虑

如果说狄更斯的个人经历提供了《双城记》情感上的驱动力，那么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则为他提供了书写历史暴力的现实紧迫感。1848年可以被恰当地称为“革命之年”：这一年里，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民族起义迫使首相梅特涅流亡，匈牙利、捷克、意大利各地相继爆发独立运动，普鲁士国王被迫承诺立宪，整个欧洲大陆从爱尔兰到波兰都感受到了震荡的余波。这是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最广泛的政治动荡，而它的震中正是法国。

英国虽然未曾爆发革命，但其知识界和文化界却被1848年的事件深深刺痛。这种焦虑首先来自对“革命”概念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形成的宪政传统，使其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政变持有本能的警惕；另一方面，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1834年《新济贫法》引发的纽波特暴动、以及持续发酵的宪章运动，都表明英国社会的底层压力正在积累，随时可能找到突破口。狄更斯本人对宪章运动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同情工人的苦难处境，但强烈反对暴力手段，认为任何以“人民”之名进行的破坏都会伤及无辜。他在1848年发表的小说《董贝父子》中，借一位工人领袖之口表达了这种立场，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的冷酷逻辑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1848年的事件之所以特别令英国知识界不安，还因为它唤醒了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记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1789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一场进步的人民解放运动，还是一场失控的暴力灾难？英国思想界对此长期存在分裂。以辉格党激进派和部分激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一派，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启蒙精神的伟大实践，认为它是人类走向自由与平等的必经之路，尽管过程中出现了过度暴力。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包括边沁、詹姆斯·密尔等哲学家，他们对法国革命的同情态度影响了英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政治叙事。以埃德蒙·柏克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在1790年发表的《法国革命论》中预先警告了革命的后果——秩序崩溃、暴民政治、恐怖统治——认为任何试图通过暴力“重建”社会的企图都会以灾难告终。柏克的论点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被反复引用，尤其在英国社会中上阶层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狄更斯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并不简单。他显然厌恶法国旧制度的贵族特权和压迫，对革命爆发前农民的生活困境抱有深切同情，这在《双城记》中对圣安托万区贫民窟的描写中可以清楚看出。但他同样无法接受革命后期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断头台上的滥杀、对“人民公敌”的任意处决、革命法庭的形式主义审判——这种种场景在小说第三卷中被狄更斯以冷静而克制的笔调呈现，其震撼力恰恰来自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罗列。更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在处理这一题材时选择了一个英国律师作为主人公之一，赋予伦敦与巴黎几乎对等的叙事权重，这种跨国的视角安排暗示着他的真正关切并非法国一国的历史，而是试图通过法国革命的“镜像”来反思英国社会的现状与隐患。

1859年，距离1848年革命已经过去十一年，但那个年份留下的集体记忆并未消散。意大利统一运动仍在继续，波兰流亡者在伦敦组建政治团体，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建立的第二帝国正在欧洲大陆扩张势力，英国国内的宪章运动虽然沉寂但工人阶级的诉求远未解决——所有这些因素使得1850年代的英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紧张感。狄更斯在这样的时刻推出《双城记》，不是对历史的怀旧，而是一种介入现实的努力：用法国革命的故事来警醒英国社会，如果不正视贫富差距、阶级压迫和底层苦难，革命——无论以何种形式——将始终是一个悬在头顶的威胁。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改革运动

狄更斯写作《双城记》的1850年代，是英国社会改革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理解这场改革运动的历史脉络，是把握《双城记》创作意图的关键背景。

英国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完成之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却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工厂林立的城市里，工人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劳动，矿井深处妇女儿童的身影屡见不鲜，传染病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周期性爆发，童工被送进烟囱和煤矿的狭窄通道——这些现象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如《雾都孤儿》（1838）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中已有详细描绘，并在社会上引发了持续的关注与辩论。

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俗称《新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政府对贫困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这部法律以“劣等处置原则”为指导，停止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发放现金救济，代之以条件严苛的济贫院收容制度——贫民必须进入济贫院、与家人分离、穿着统一制服、从事强制劳动才能获得食物和住所。这部法律在它诞生的年代引发了激烈争议，被批评者视为对穷人的“惩罚”而非“救助”。狄更斯对《新济贫法》的态度始终是批判性的。在《雾都孤儿》中，济贫院被描绘成一个阴森压抑的地方，董事会成员们一边吃着丰盛的酒宴一边讨论如何削减穷人的口粮——这个场景的讽刺力度来自狄更斯本人的亲眼所见，他曾在年少时随父亲参观过这样的济贫院。

1840年代至1850年代，一场范围更广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英国展开。1842年《矿业法》禁止妇女和十岁以下儿童在矿井劳动，1844年《工厂法》将纺织工厂的妇女和儿童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十二小时，1847年《十小时工作日法》进一步将所有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缩减为每天十小时。与此同时，1845年《公共图书馆法》允许地方当局建立公共图书馆，1850年《公共卫生法》授权地方政府改善供水和排水系统，1852年《矿工检查法》设立独立的矿业检查员制度。这些立法虽然步伐缓慢、漏洞百出，但它们标志着英国国家权力开始系统性地介入劳资关系、城镇规划和公共卫生领域，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雏形正在形成。

狄更斯是这场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不仅通过小说创作揭露社会问题，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具体的社会改良工作。1846年至1849年间，他与激进出版商约翰·洛弗尔合作，主编讽刺杂志《家常话》，在社论中大声疾呼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1853年，他匿名出版了《在济贫院中过冬》一文，详细描述了伦敦东部贫民窟的悲惨状况，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他还亲自考察了伦敦污水系统的改造工程，对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设计的现代排水网络赞叹不已，在《家常话》上撰文详细介绍这项工程的技术细节和公共卫生意义。

这种介入现实的方式深刻影响了狄更斯的文学观。他相信小说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一种社会批评的工具，作家有责任揭露不公、唤醒良知、推动改革。这种“社会小说”的理念在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狄更斯与同时代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玛丽·巴顿》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等作家共同塑造了英国文学的一个独特传统——用文学想象来参与社会辩论，用叙事的力量来影响公共政策。《双城记》正是在这个传统中诞生的，但它选择了一个历史题材作为切入现实的路径，这一选择本身就蕴含着狄更斯对当代社会的特殊焦虑：通过“远距离”的历史书写来规避审查制度的限制，同时通过与当代的类比来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

连载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生产机制

《双城记》的创作还必须放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出版机制的特殊背景下来理解。狄更斯是连载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大师——《匹克威克外传》最初于1836年3月至1837年11月在《伯顿的绅士杂志》上逐周连载，《荒凉山庄》于1852年12月至1853年9月在《家务》杂志上连载，《远大前程》于1860年12月至1861年8月在《全体好吗》杂志上连载——而连载这一形式对小说的叙事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连载小说的经济逻辑是独特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部小说若以三卷本形式出版，价格通常在三十一先令六便士左右，这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中产阶级的购买能力。而连载在杂志或报纸上，读者只需每周支付一便士或每月支付一先令，便能读到最新章节，这种低门槛的准入方式极大扩展了读者群体。据估计，《匹克威克外传》连载期间，每周有四万至五万份的销售量，这意味着每期至少有数十万读者在等待下一章的内容。在伦敦的出租马车里、在工厂的午休时间、在家庭的晚间壁炉旁，人们口耳相传，讨论着刚刚读完的章节，猜测着故事的走向——狄更斯小说的公共影响力在连载时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这种生产方式对叙事结构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连载小说必须在每一期（通常是一个月或一周的章节）的结尾制造悬念，吸引读者继续购买下一期。狄更斯深谙此道，他在每一期结尾处通常会设置一个紧张的悬念——人物陷入危险、秘密即将揭露、情感冲突达到高潮——然后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停顿收尾。这种技巧不仅是为了商业目的，它也深刻影响了小说的内部结构：情节的节奏被重新调整，紧张与舒缓交替出现，高潮被刻意延后或提前，整部小说的呼吸感与一次性读完的完整小说截然不同。

《双城记》的叙事结构可以清楚看到连载形式的痕迹。小说分为三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各章长度相对均匀，便于杂志排版。最引人注目的是那著名的“倒叙”开篇——第一章以一个general性的观察开头，讲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然后突然跳入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最后又回到伦敦，在第二章才正式引入主要人物。这种层层叠叠的时间结构，既是狄更斯精心设计的艺术效果，也与他必须在每一章结尾制造吸引力有关：他不能简单地从故事的开端讲起，而必须用某种悬念——比如那个神秘的白发老人、那辆深夜的马车、那些沉入篮子底部的小文件——来勾住读者的好奇心。

连载小说的读者反馈机制同样值得关注。在《双城记》连载期间，狄更斯通过《进步》杂志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表达对故事情节的反应——有人为露西的命运担忧，有人为西德尼·卡顿的自我牺牲扼腕，有人猜测马内特医生的秘密究竟是什么。狄更斯并非总能根据读者喜好来调整情节走向，因为小说通常在开始连载前已经基本完稿，但他会关注读者的情绪反应，在后续章节中强化某些人物或情节线。这种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即时互动，是连载小说时代独有的文化现象，它使得小说的创作过程成为一个持续的对话——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意义建构的共同体成员。这种与读者的亲密关系，赋予了狄更斯作品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在讲故事，更是在塑造一个围绕共同阅读体验的公共社群。当1859年狄更斯的读者们追随着《双城记》的连载而同时经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时，他们也在形成一种集体的历史想象——关于革命、暴力、正义与救赎的共同思考。

狄更斯与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传统

在谈论文学形式对《双城记》的影响时，不能不提到瓦尔特·司各特对狄更斯的深刻影响。司各特（1771-1832）通常被称为“欧洲历史小说之父”，他的《威弗利》（1814）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以虚构人物嵌入真实历史场景，通过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的交织来展现时代的风云变幻。《艾凡赫》（1819）、《肯尼尔沃斯》（1821）、《昆廷·杜沃德》（1823）等作品相继问世，确立了司各特在英国乃至欧洲文坛的霸主地位。狄更斯在青少年时期大量阅读司各特的作品，后者对他在历史题材处理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但狄更斯与司各特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一种复杂的对话与修正。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有其独特的局限：他的主人公通常是苏格兰高地的部族首领或英格兰的骑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历史的旁观者或参与者，而非历史的受害者。普通民众在司各特笔下往往是以背景群像出现，缺乏独立的个体声音。更重要的是，司各特的历史观相对保守——他倾向于将历史进程理解为某种宿命论式的演进，英雄人物或被动顺应、或无力抗拒时代的洪流，这种宿命感赋予了司各特的小说一种淡淡的怀旧忧郁，却削弱了人物的道德能动性。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司各特传统的修正体现在几个关键层面。首先，他选择了普通人的视角作为叙事的核心。法国旧制度下的受害者——马内特医生、圣安托万区的贫民、厄弗里蒙迪家族欺压的农民——不是历史背景中的模糊群像，而是有着具体姓名、具体创伤、具体诉求的个体。他们承受着不公，也试图反抗不公；他们被历史裹挟，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塑造历史。这种将“底层人民”置于叙事中心的写法，与司各特偏爱贵族与骑士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狄更斯“社会小说”理念在历史题材上的体现。

其次，狄更斯对革命暴力的态度与司各特有所不同。司各特在处理历史冲突时通常保持一种相对超脱的立场，他将暴力视为历史的常态现象，既不刻意美化也不特别控诉。狄更斯则不同，他对暴力——尤其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暴力——有着更加敏锐和愤怒的感受。在《双城记》中，法国大革命从争取自由的崇高运动演变为断头台滥杀的恐怖政治，这一过程被狄更斯以令人不安的细节呈现出来：农民们用铁棒和手枪攻占巴士底狱，贵族妇人在囚车上被扒光衣服，德法日太太一刀一刀地编织着死囚名单——这些场景并非简单的暴力展示，而是对暴力逻辑的深刻剖析。狄更斯试图追问：当压迫积累到极点，反抗是否必然走向极端？复仇的正当性如何转化为嗜血的疯狂？个人道德如何在一个宣称“代表人民”的恐怖政权中存活？这些问题在1859年的英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宪章运动的工人、纽波特暴动的矿工、爱尔兰土地联盟的抗议者——所有试图挑战现存秩序的力量都面临着被贴上“暴民”标签的风险。

最后，《双城记》对救赎主题的处理标志着狄更斯对司各特传统的根本性超越。司各特的小说通常以历史的和解或宿命的终结作为结局，英雄人物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隐退或死去，但这种结局很少涉及深刻的道德救赎。狄更斯则不同，他在《双城记》中设计了一个极为戏剧性的救赎结构：西德尼·卡顿这个酗酒堕落、自认“一事无成”的伦敦律师，最终通过替代露西的丈夫查尔斯走上巴黎革命法庭的断头台来实现自我救赎。这个结局的基督教色彩是明显的——代替他人受死的羔羊、十字架式的牺牲、复活与永生的应许——但狄更斯将其嵌入到一个完全世俗的历史语境中，使得救赎不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行为，而成为对革命暴力的一种道德回应：当法律和正义都被革命法庭扭曲时，唯一可能实现公正的方式，是一个无辜者自愿替代有罪者赴死。这个思想实验的道德力量，建立在狄更斯对个人良知的深刻信任之上——即便整个世界都被疯狂的意识形态裹挟，个体依然有可能通过牺牲来保持道德的完整性。这种信念，既是狄更斯个人经历的投射，也是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期许。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为什么狄更斯在1859年写下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通过以上四个维度的考察，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答案。这不是偶然的灵感迸发，也不是单纯的文学游戏，而是个人经验、时代语境与文学传统三重力量汇聚的结果。狄更斯早年贫民窟的记忆为他提供了书写社会压迫的情感基础，使他无法对底层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激活了英国社会对革命与秩序的持续争论，使法国大革命成为一面映照当代的镜子；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改革运动赋予小说家一种介入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使《双城记》可以被理解为一份用历史写就的社会批评宣言；而连载小说的出版机制与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传统，则为狄更斯提供了表达这些关切的具体形式。

这四重语境的交织，使《双城记》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复杂性：它既是关于十八世纪法国的历史叙事，又是关于十九世纪英国的现实隐喻；它既展现了革命的正当性诉求，又揭示了革命走向暴政的心理机制；它既肯定了个人牺牲的道德价值，又质疑了以“人民”之名进行的集体审判。理解这些复杂性，是把握《双城记》文学价值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小说的文本世界，考察它的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与主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