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词语即世界
Author: MiniMax-M3

两个沉默者的声音

1921年春天，纽约曼哈顿下城区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的编辑桌上放着一封尚未寄出的信。信的开头写着"亲爱的萨丕尔先生"，落款日期是三月某个潮湿的下午。这封信的收件人当时在加拿大渥太华以北数百英里的森林里，围着篝火研究一种叫"福克斯语"的阿尔冈昆语族语言。出版社找到他，是因为他刚刚写完一份六百多页的政府报告，详细记录了六种加拿大原住民语言的语音系统。编辑在信里写道："我们相信您能写出一本与任何现存的教科书都不同的语言学著作。"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客气的商业恭维。第二层才是真正要紧的：与任何现存的教科书都不同，意味着这家出版社想要的不是又一本介绍拉丁语或希腊语语音规则的普通读本，而是一本敢于把"语言"本身作为问题来看待的书。

接到这封信的人叫爱德华·萨丕尔。他那年三十七岁，已经在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来回游走了十多年。他既不是欧洲学术世家的传人，也没有在任何一所常春藤名校拿到终身教职。他的老师弗朗茨·博厄斯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类学系主任，而博厄斯本人就是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这封邀请函背后的真正推手，是整个美国人类学界想要在语言学领域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的野心。

但这封信还隐藏着另一层读者当时读不出的东西。在同一个1921年，在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大学，一位三十四岁的语言学助理教授正坐在堆满德语语法书的办公室里，用一种近乎物理学家做实验的方式整理他对语言的看法。他的名字叫伦纳德·布龙菲尔德，比萨丕尔小三岁。他从未给原住民做过田野调查，他的训练来自对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以及对赫尔曼·保罗和威廉·冯特著作的反复研读。

这两位同龄人在1921年没有任何合作。他们之间甚至没有一封信的往来。萨丕尔后来在回忆里承认，他第一次读到布龙菲尔德关于音位研究的论文时，心里"闪过一丝不安"，因为那种把语言切割成可观察、可测量的物理事件的思路，与他在北美森林里听到的东西几乎是两套语言。

历史有时候会把两个相互对抗的人悄悄放进同一个坐标系里。1924年的冬天，美国语言学会在纽约成立，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时被列入创始成员名单。1933年，萨丕尔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同年，布龙菲尔德出版了同名的《语言论》，这本书后来成为整个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大学语言学系的指定教科书。1939年，萨丕尔因心脏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1949年，布龙菲尔德因中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他们终生没有合著过一篇文章，没有共同培养过博士生，甚至没有在同一张照片里同时出现过。但今天任何走进大学语言学课堂的人都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像是两根不同的藤，已经缠绕在现代语言学这棵大树的每一根枝条上。

这一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语言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对语言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为什么需要回到这两位几乎被时间掩埋的学者？答案要从那个更深的问题开始：他们到底在什么样的学术土壤上长出来，又如何与同时代的欧洲传统分道扬镳。

一、两个男人，两种沉默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寻找两位最值得一读的语言学家，仅凭简历上的内容其实很难做出选择。萨丕尔在190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博厄斯学习时，已经在德语诗歌和德语文学上颇有素养，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赫罗诺尼语动词的构形法，一种他花了多年时间在威斯康星州和加拿大边境地区学到的易洛魁语。布龙菲尔德在1909年拿到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时，论文题目是《日耳曼语元音交替的语义变化研究》，与原住民语言没有任何关系。

但要把他们仅仅看作语音研究者或语法研究者都是误读。真正构成他们之间张力的，是他们各自的工作方法中包含的一种"沉默"。

萨丕尔的沉默是田野里的沉默。

他每年冬天都会离开渥太华的国家博物馆，独自坐火车进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腹地。他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人数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族：弗拉塞河上游的萨利什人、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的提辛普人。田野工作的常态是白天跟着猎人进入森林，记录下他们用本地语言谈论天气、亲属、动物、神话的所有细节，晚上回到营地，把这些声音转写为手写笔记。萨丕尔后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我能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耐心听完一段话。不是听完一段陈述，而是听完一个民族的整个宇宙。"

这种沉默意味着，萨丕尔在面对语言时从来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由音素和句法规则拼成的形式系统。在原住民的语言里，一个动词的词尾变化可以同时编码动作的对象、方向、时态、说话者对所述事件是否亲眼目睹，这种"语义密度"远超他熟悉的印欧语。在他看来，语言的真正单位是"观念"和"形式"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

布龙菲尔德的沉默是书桌前的沉默。

他从1909年开始在伊利诺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每周要承担几十学时的语言课程。他把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花在了两件事上：一是阅读从德语国家寄来的最新语言学期刊，二是反复打磨他自己的形式分析方法。他几乎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做田野调查，也几乎不写带有个人风格的理论性论文。他写下的每一个判断都要附上可验证的步骤和可重复的论证。

布龙菲尔德的这种沉默在1926年凝聚成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语言科学的一组公设》。公设这两个字几乎让当时的语言学家吓了一跳。公设是几何学和物理学里的词，意味着这套学科要求研究者只接受可观察的事实和可推导的规则，所有不能落到具体语境中的"心理""意义""文化"，一律被排除在科学语言之外。

这两种沉默在1921年还没有直接冲突。萨丕尔正在渥太华为他即将写成的《语言论》整理提纲，布龙菲尔德正在伊利诺伊的办公室里校对《语言研究导论》1914年出版之后的修订意见。但他们即将进入同一个会议室。

二、为什么是"美国学派"，与索绪尔的三重分道

要理解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必须先理解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大西洋的两岸，语言学几乎同时开花，但开出的不是同一朵花。

瑞士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1907年到1911年间给日内瓦学生开设的三期讲座，被他的学生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由他的同事在巴黎出版。这本书是欧洲语言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严谨方法，又加上了对社会中"语言"与"言语"（langue 和 parole）之间关系的全新区分。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一种独立于个人意志存在的社会系统；"言语"则是个人的、可变的、偶然的发声行为。

但在大洋彼岸，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在1920年代做的事情与索绪尔的方向有着几个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为美国学派的独特学术传统。

这种传统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类学底色"。

萨丕尔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家，他一生都把自己看作人类学家。他的研究对象是原住民的语言、神话、艺术、亲属制度，语言的描述对他来说只是理解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一把钥匙。他的同事后来回忆说，萨丕尔在一次会议上看到布龙菲尔德用极简的公式描述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时，会忍不住插话："可是这种语言的动词词尾变化，让它的说话者把世界想象成另一种样子。"这句话后来成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雏形。布龙菲尔德则会回应："那个'想象成另一种样子'的部分，目前还无法用科学方法测量。我们先描述能描述的部分。"

欧洲传统里没有这种"用语言反推思维"的传统。索绪尔关心的是语言系统本身，并不关心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是否因语言不同而不同。萨丕尔的人类学底色是欧洲语言学几乎完全没有的一种视野。

这种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行为主义外壳"。

布龙菲尔德在1926年那篇"公设"论文里，比当时任何语言学家都更早地接受了一个严格的限制：语言学的句子必须能用"刺激-反应"这种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语言来写。一个发声的"信号"是在某种"实际刺激"下被说出，并在听话者那里引起某种"实际反应"。在布龙菲尔德看来，"说话者想说点什么""听话者以为对方想说什么"这类涉及心智的内容，在现阶段是形而上学，研究者必须绕开。

这种严格在当时遭到很多批评。萨丕尔私下对朋友说，布龙菲尔德的科学主义是"一种有趣的自我克制"。但这套行为主义外壳恰恰与美国心理学界的主导潮流完全契合。华生在1913年已经发表了《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斯金纳则在1930年代开始把行为主义推广到语言习得研究。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事实上成为美国主流心理学可以接受的唯一一种语言学。

这种传统的第三个特征是"对原住民语言的田野偏爱"。

这一点是欧洲语言学家最难以理解的。索绪尔的学生大多在研究拉丁语、古希腊语、现代法语、日耳曼诸语。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同事，以及他们两人的学生，则把田野工作的脚步伸到了美洲大陆的几乎每一个角落。1930年代美国语言学会最活跃的一批学者，莫里斯·斯瓦迪什、查尔斯·沃格林、玛丽·黑斯，大多数人都把研究生涯的最初几年花在北美原住民语言上。

为什么是原住民语言？表面上看是历史原因：北美的语言生态远比欧洲丰富，一个研究者只要愿意走出大学校园，就可以接触到几十种没有书面传统、没有充分描写过的语言。但更深的原因是一种学术上的野心。萨丕尔后来在《语言论》的导言里写得很直白："本书所使用的大量例子来自北美印第安语，这不是偶然，因为这些语言的形式结构最能为'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

换言之，在萨丕尔看来，这些语言在句法和语义上的某些特征，是印欧语几百年的语法学家一直在研究但永远解释不清楚的东西。原住民语言是另一种"思想实验"。

下面这张图展示的是1900年到1940年间两位学者的学术轨迹。两条线几乎是平行的，他们从未在同一个研究机构里共事，却在同一坐标上留下了几乎对称的痕迹：1921年的《语言论》和1933年的《语言论》、萨丕尔的田野直觉和布龙菲尔德的形式公设、LSA成立前后的两个关键会议。两条线不是"走向对方"，而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各自坐下"。

```mermaid flowchart TD Sapir[萨丕尔 1884-1939] --> S1[1907-1910 哥伦比亚大学 师从博厄斯] S1 --> S2[1911-1920 加拿大国家博物馆 原住民田野] S2 --> S3[1921 《语言论》出版] S3 --> S4[1925-1931 芝加哥大学] S4 --> S5[1931-1939 叶史瓦大学 1933任LSA主席]

Bloom[布龙菲尔德 1887-1949] --> B1[1909-1914 威斯康星与伊利诺伊] B1 --> B2[1914 《语言研究导论》] B2 --> B3[1926 《公设》论文] B3 --> B4[1927-1933 芝加哥大学] B4 --> B5[1933 《语言论》出版] B5 --> B6[1940-1949 耶鲁大学]

S3 -.同名 1921与1933.-> B5 S4 -.LSA 1924 共同成员.-> B4 ```

三、《语言论》为什么不是一本普通教科书

1921年12月，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把萨丕尔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推向市场。这本书在当时的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同类竞争对手。市面上确实有大量语言学教科书，但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按语种或学派组织的：拉丁语教科书讲拉丁语，结构主义教科书讲欧洲语言史比较，索绪尔传统讲欧洲语言理论。萨丕尔的这本书是第一部"以问题而非以语言为框架"的普通语言学导论。

但让这本书在出版后引起震动的原因，不只是它的大胆框架，而是它对待语言这件事的态度。

萨丕尔在导言里写了一句让当时很多读者感到震惊的话："语言不只是思想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思想。"这句话在1921年听起来几乎像是一句诗。但萨丕尔不是诗人，他是一位有近十五年田野经验的人类学家。他在原住民语言里看到的事实让他坚持这一点：在纳瓦霍语里，"我踩到一块木头"这句话里"踩"这个词的词尾变化，会强制说话者说明他是否亲眼看到自己踩上去、那块木头是否已经倒下、踩到的是不是同一块。这不是工具，是世界观。

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另一个被后来读者反复引用的部分：第四章"形式和意义"和第六章"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萨丕尔在这两章里展示了一种他自己最擅长的分析方法，即"语言借代"。他用大量例子说明，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借来一个词的时候，并不是把那个词连同它在母语里的全部语义一起搬过来，而是只搬了"音"，然后让这种"音"在自己的语言里被重新赋予意义。这种"音"和"义"的脱钩是当时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几乎完全忽略的现象。

欧洲的学者看这本书，会觉得它太过"印象式"；美国的结构主义者看这本书，会觉得它太过"文化性"。但正是这种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美国主流的特点，让这本书成为二十世纪语言学最不可绕开的一本。

布龙菲尔德1933年出版的同名《语言论》，走的则完全是另一条路。这本书在导言之后就进入了一套极其规整的"符号与意义"分析框架，全书几乎没有"印象"和"文化"这类词汇。布龙菲尔德用这套方式重新描写了英语、马来语、他加禄语等语言的基本结构，使它成为一本可以放进大学语言学入门课程使用的教科书。

四、1924年之前，那几次改变一切的会议

1924年12月28日到30日，美国语言学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成立大会。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都在与会者名单上。这场会议是"美国学派"作为一个正式学术共同体的起点，但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1924年之前的几次预备会议，才是更值得停下来看一看的暗流。

其中一次关键的预备会在1923年冬天举行，由博厄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时参加。会议的核心议题表面上很简单：美国是否需要一个独立的语言学专业组织？

博厄斯在这次会议上扮演的角色比平时微妙。他是人类学界的一代宗师，是萨丕尔的老师，也是当时美国大多数原住民语言研究项目背后的资助来源。但他本人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他更关心人类学作为整体的建制。他对"独立语言学组织"的态度是温和的支持，因为他清楚语言学已经走到了必须从人类学内部独立出来的门口。

萨丕尔在会上主张的是包容：未来的语言学组织不应该只关心英语和欧洲语言，也必须包含原住民语言的研究，否则这个组织将失去它最鲜活的素材。

布龙菲尔德则主张严格：未来的组织必须接受一种最低限度的"科学方法"门槛，无论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如何，研究者写下的每一个判断都必须基于可观察的事实。

这两种主张在会议桌上没有直接冲突。博厄斯用一种近乎外交家的方式，把它们放进了一个可以共存的框架里：让语言学组织既包容田野，也包容实验室；既容纳文化，也容纳形式。这个框架后来成为LSA的基本精神，也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之间"默契的对抗"得以延续三十年的组织基础。

1924年成立大会上，萨丕尔没有发表主题演讲，布龙菲尔德也没有。学会第一任主席是耶鲁大学的汉斯·斯佩特。但在成立后的头十年里，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分别承担了学会里几乎所有重要的"试金石"工作。1926年布龙菲尔德的"公设"论文和1929年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文化"的演讲，是两套相反方向的发力，但都被学会接受为合法的研究路径。

这种"默契的对抗"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在欧洲，学者之间的分歧通常会演变成学派和学派的相互攻击。19世纪末的"新语法学派"和"青年语法学派"之争就是这样。而在美国，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之间的差异虽然巨大，但始终没有变成派系。这背后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各自的沉默：两人都不是喜欢公开论战的人，他们都更愿意让论文和田野数据说话。

五、性格作为思想的隐喻

萨丕尔是一个穿着考究、喜欢在晚会上朗诵德语诗歌、能把女儿们的娃娃剧导演得头头是道的人。他的同事回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办公室里总是堆满各种原住民的手工艺品、贝壳串珠、独木舟模型。他给学生上课的节奏很慢，喜欢从一个具体的部族故事讲起，慢慢走到一个抽象的语言学问题。布龙菲尔德则是一个几乎从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他的同事回忆，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后来在耶鲁大学的办公室，桌上永远只有一摞整齐的论文、几本德语语法书、一杯放凉了的咖啡。

如果只读他们的论文，几乎会以为这两位是同一个学科里的两种极端。但事实上，萨丕尔的"印象式"研究方法和布龙菲尔德的"形式公设"方法之所以能长期共存，是因为它们解决的是同一个大问题中的两个不同侧面。

萨丕尔解决的是"语言为何物"：他追问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关系，他的野心是解释语言让一个民族能看到什么。布龙菲尔德解决的是"语言如何描写"：他追问如何用最少且最严格的术语描述一种语言的全部结构，他的野心是建立一种可以反复操作的描写工具。

前者让语言学保持对"人"的好奇，后者让语言学保持对"严谨"的承诺。这两件事在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里都不可或缺，只是不同学科会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两种工作的份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语言学里，这两份工作由两个性格几乎相反的人分别承担，而且他们终生没有合著，没有冲突，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安静的相互承认。

这种安静的相互承认塑造了后来美国语言学的样貌。1960年代生成语法学崛起时，诺姆·乔姆斯基在写他的博士论文《句法结构》时，多次提到布龙菲尔德是"我所学习的最近一位大师"，但他几乎不提萨丕尔。乔姆斯基这么做，部分原因正是他接受了布龙菲尔德的形式主义传统，而对萨丕尔的"文化-语言"路线保持距离。但历史后来证明，萨丕尔的直觉也没有消失。生成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都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拾起了萨丕尔当年的视野。

因此今天再回头看，这两位沉默者其实代表了一种完整的学术人格：一半是诗人和人类学家，一半是工程师和形式主义者。这两半的相互拉扯，至今仍是任何想做严肃语言研究的人都要面对的张力。

这种双线结构还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可以迁移的"双线阅读法"。当一个读者面对任何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思想遗产时，可以尝试这样读：先把双方的工作拆成"它在追问什么"和"它在建立什么"两个维度；然后在每个维度上，让两位作者各自发言；最后用一张时间线来追踪两种思路的真正交汇点在哪里。把这套方法用在中国哲学里的"理学"与"心学"、经济学里的"凯恩斯"与"哈耶克"、或者语言学里的"索绪尔"与"乔姆斯基"上，都会显示出比单向阅读更立体的理解。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在语言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普通读者仍然要回到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不是因为他们的具体结论今天还完全正确，他们的很多结论已经被后续研究修正甚至推翻。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写的书今天还在重印。真正的原因是一种更深的"地形"问题：今天我们使用的几乎每一种语言学方法，都可以追溯到他们二人各自开辟的方向。他们之间的张力，直觉与实证、文化与形式、田野与实验室，是后来整个二十世纪语言学争论的总根源。

理解这两个人的工作，不只是读两本旧书。它是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谈论语言"的最快途径。

下一章我们会走进萨丕尔的童年。一个在德裔犹太家庭长大的孩子，1901年随父母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这个看似偶然的个人经历，如何为他后来研究"语言决定世界观"的学术兴趣埋下最初的种子，正是下一章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