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菲尔德其人与其时代

巴特菲尔德其人与其时代

一个二十世纪英国史学家的精神画像

1900年10月10日，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西部的韦克菲尔德镇。这个出生日期本身携带了某种隐喻：一个成长于世纪之交的人，注定要在两个二十年中度过他的大半生——前一个二十年塑造了他的童年与教育，后一个二十年则见证他完成那部至今仍在拷问整个西方史学界的著作。《历史的辉格解释》首次出版于1931年，彼时巴特菲尔德年仅三十一岁，刚刚在利兹大学获得教职。一个三十一岁的年轻学者，何以能够写出一部让此后近百年的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无法绕开的著作？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理解这个人是如何长成的，以及他身处的时代以何种方式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本章将巴特菲尔德的生平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为一体来考察。我们首先还原他的学术成长轨迹与主要贡献，继而将目光投向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目睹的英国史学界图景，最后分析他个人智识发展的关键节点如何与时代的深层焦虑相互激荡。这个还原过程本身并非仅仅为了满足“了解作者”的求知欲，而是因为《历史的辉格解释》中的每一个核心论点，都可以在巴特菲尔德的生命经验中找到它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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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菲尔德的生平与学术成长轨迹

巴特菲尔德的父亲名叫查尔斯·巴特菲尔德，是韦克菲尔德镇上一位经营呢绒生意的商人，家境殷实但并不显赫。巴特菲尔德在一个重视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这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意味着他有机会进入文法学校接受系统的人文训练。1918年，十八岁的巴特菲尔德进入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学习，最初主修现代语言学，但不久后便将兴趣转向历史。剑桥大学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经历了从传统古典学术向现代人文学科转型的深刻变革，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倡导以更为严格的方法论来处理历史材料，这种学术氛围为巴特菲尔德日后形成的史学观念提供了最初的精神土壤。

1922年，巴特菲尔德以优异成绩从剑桥毕业，随即留在利兹大学担任现代史讲师。利兹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904年的新兴红砖大学，与牛津、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相比，它没有那么深厚的神学传统和古典学积淀，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少的学术包袱。巴特菲尔德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正是在这段时期，他逐步从一位普通的历史学讲师成长为英国史学界最具原创性的声音之一。1931年，《历史的辉格解释》由贝尔父子公司出版，薄薄的一百二十余页迅速引发英国史学界的关注与争议。1940年，他出版了《基督教与历史》，从更为宏阔的哲学层面探讨基督教信仰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这部著作与《辉格解释》形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两翼。1955年，巴特菲尔德受邀回到剑桥大学，担任彼得学院院长，并在1958年至1963年间担任剑桥大学副校长，成为这所世界顶尖大学历史上少数几位从非牛津本科背景崛起的领导者之一。

在梳理这份履历时，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关注：巴特菲尔德的学术起点并非在英国史学的主流传统之内。彭布罗克学院在当时以政治史和宪政史研究见长，但巴特菲尔德很早就对这种研究路径的局限性产生了警觉。他对科学史抱有持久而浓厚的兴趣，曾在1959年出版《人类所知的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并于1965年至1969年间担任英国科学促进会B分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主席。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关怀在他的主要对手——以爱德华·卡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历史学派——身上是罕见的。理解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历史的辉格解释》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编纂的技术性批评著作，而是一部试图从根本上重构历史思维方式的哲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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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史学的时代图景

巴特菲尔德进入历史学领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变。十九世纪的英国史学传统以利奥波德·冯·兰克为精神导师（尽管兰克本人是德国人），强调对原始档案的严格爬梳、追求“如实直书”的客观叙事。这一传统在英国最重要的继承者是亨利·哈利法克斯勋爵和阿克顿勋爵，后者在剑桥大学主持编纂《剑桥世界近代史》时留下了一句至今仍被反复引用的遗训：“撰写一部没有倾向性的历史——一种超越信仰与党派偏见的历史。”阿克顿的这句话凝练地表达了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核心信条：历史学家应当而且能够通过严谨的方法达到对过去的客观再现，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应当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历史叙述之外。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一信条开始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暴露了实证主义乐观主义的脆弱根基。数百万人在一场被宣称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死去，而历史学——这门被期望能够帮助人类从过去汲取智慧的学科——在战前却几乎没有预见到这场灾难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一场军事和政治的失败，更是一场智识的失败。当历史学家们试图理解这场浩劫时，他们发现自己手中的方法论工具并不充分。实证主义史学擅长处理政治事件、外交档案和制度演变，但面对如此深重的集体创伤，它缺乏足够的概念框架来进行有意义的解释。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史学也在经历类似的反思。1918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派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查尔斯·比尔德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和以詹姆斯·哈维·鲁滨逊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史学。比尔德在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中提出，1787年宪法的制定并非出于崇高的政治原则，而是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这一论断在美国史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但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历史叙述中究竟嵌入了怎样的价值判断和利益立场——与巴特菲尔德后来在《辉格解释》中追问的问题有着深层的一致性。

英国本土的史学状况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保守主义张力。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民族主义情绪与帝国叙事高度融合，历史学成为塑造国民身份认同的核心工具。在中小学校的课堂里，英国历史被讲述为一个从《大宪章》到议会制度逐步走向自由与民主的进步故事。在议会辩论和新闻评论中，“我们英国人历来尊重法治与自由”几乎成为不证自明的政治修辞。这种以“现在”为参照点来重构“过去”的叙事模式——即后来巴特菲尔德所命名的“辉格解释”——并非某个特定政治派别的专利，而是弥漫在整个英国知识文化中的深层结构。自由主义者用它来论证渐进改革的合理性，保守主义者用它来彰显英国独特而优越的政治传统，社会主义者则用它来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每个人都从历史中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而历史本身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悄悄地裁剪和重组了。

这种时代氛围构成了巴特菲尔德思考历史本质问题的现实土壤。他所批评的对象并非某个具体的史学家或史学流派，而是一种在英国知识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用当下的标准和关切来裁判过去，将历史叙述为朝向当下不断进步的必然过程。要真正理解这一批评的力度与意图，必须进一步考察塑造巴特菲尔德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他对基督教神学的长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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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与历史观的震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巴特菲尔德这一代英国知识分子的冲击，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他进入剑桥大学的1918年，恰逢大战结束的那一年。这意味着他的大学岁月是在战后反思的浓烈氛围中度过的。战前那代人——包括他的老师一辈——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世界观崩塌。劳合·乔治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二十世纪的文明……在1914年8月那个晴朗的夏日午后，突然发现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抛入了一个野蛮的世界。”这句引文背后所揭示的不只是政治判断的失误，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文明信心的瓦解：那个相信理性、进步与人类道德能力能够逐步改善世界的维多利亚时代世界观，在炮火中化为齑粉。

巴特菲尔德对这一精神危机的回应是独特的，也是他日后学术思想的深层驱动力之一。与许多同时代人转向激进政治或虚无主义不同，巴特菲尔德转向了基督教神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他开始系统地研究早期教父学和中世纪神学，尤其关注奥古斯丁和彼得·阿伯拉尔的著作。他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示，历史学家对基督教传统中“原罪”教义的理解，远比他们对任何政治制度的了解更为深刻。这一看似突兀的论断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核心洞见：基督教关于人类本性的悲观主义看法——人始终具有犯错的内在倾向，理性的运用无法彻底摆脱意志的偏见——为理解历史学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最有力的哲学框架。换言之，巴特菲尔德不是从历史学到神学，而是从神学回到了历史学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巴特菲尔德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具体。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巴特菲尔德继续在利兹大学任教，但他明显地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战争性质和现代政治危机的反思中。1946年，他出版了《自由与它的破碎》，试图分析现代世界中的自由观念如何在极权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双重压力下发生变形。这部著作表明，巴特菲尔德关注的绝不仅仅是史学理论的技术问题，而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根本困境。历史解释中的“辉格式偏见”与政治实践中的“辉格式自负”在他看来是同一种智识疾病的两种表现。

这种时代体验如何具体地塑造了巴特菲尔德的问题意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是方法论层面：战争证明了对原始材料的严格考证并不足以保证历史判断的正确性。档案中保存着无数次精心记录的会议纪要和外交电报，然而各国决策者依然走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这迫使人们追问，历史解释中的“客观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二层是认识论层面：战争的极端暴力使人们意识到，历史的进程并非沿着理性规划的轨道向前推进，偶然性、愚蠢和道德盲视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实证主义史学所承认的更为关键。第三层是伦理层面：如何面对那些在历史中被贬低、被遗忘乃至被抹去的声音和群体？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历史编纂的技术，更关系到历史学家对同时代人和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根本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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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菲尔德问题意识的形成与核心关切

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所批评的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学家，而是一种弥漫于整个英国史学界的“自然倾向”。这一表述绝非客套，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诊断。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解释”之所以如此顽固地存在，并非因为某个或某些史学家在道德或学术上有所欠缺，而是因为它根植于人类认知的深层结构之中。每一个人——包括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从自己所处的“现在”出发来回溯和评判“过去”，都将当下的关切投射到对历史事件的阐释之中。这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克服的个人偏见，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人类处境。

这一洞见将巴特菲尔德的批判从技术层面提升到了哲学层面。他并不试图教历史学家如何“客观地”研究历史——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追求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新的陷阱。他真正追问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历史学家声称自己在做“客观”的历史研究时，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携带的立场、预设和价值判断正在塑造他们对过去的叙述？

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形成的这一思想框架，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大陆的若干重要哲学转向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关系。埃德蒙· Husserl）在1935年的维也纳讲座中首次系统地提出“欧洲科学的危机”问题，海德格尔在同一时期对“座架”与技术理性的批判，都在追问现代性方案的内在困境。巴特菲尔德以一个英国史学家的身份，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独立地得出了相似的诊断：现代性的核心神话——理性进步将引领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在历史证据面前站不住脚。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避免对巴特菲尔德思想的一个常见误解。许多人将《辉格解释》读作一本“反进步论”的著作，以为巴特菲尔德在否认历史中存在任何形式的积极变化。这是一种误读。巴特菲尔德真正反对的不是进步本身，而是那种将进步视为必然、将当下视为进步之顶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危害在于它将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简化为一条笔直的上升曲线，既遮蔽了历史中的失败、曲折与代价，也剥夺了读者理解过去的真正可能性。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巴特菲尔德思想中一个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维度予以说明：他对历史学科“自律性”的捍卫。巴特菲尔德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有其不可让渡的尊严与价值，这种价值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为现实政治服务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提供历史论证。他在一系列著作和演讲中反复强调，历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迫使人们面对人类经验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拒绝一切试图将历史“打包”为一个整洁的道德故事的诱惑。这种立场在1931年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因为彼时的英国大学史学界仍然弥漫着为帝国秩序提供智识服务的传统惯性——在今天，它则构成了我们重新理解巴特菲尔德批评精神的不可或缺的维度。

巴特菲尔德在《辉格解释》中发出的追问，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非但没有过时，反而随着当代历史编纂学面临的新的“辉格式诱惑”——从民族主义叙事的复兴到“历史终结论”的变体——而显得愈发紧迫。理解他为何在1931年提出这些追问，以及这些追问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深层关联，是进入《辉格解释》文本之前必须完成的准备工作。

以下时间线呈现了巴特菲尔德生平与关键时代背景的对应关系：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巴特菲尔德生平与时代背景（1900-1969）

1900-1918 : 约克郡童年与成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结束 实证主义史学主导英国学界

1918-1922 : 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 战后反思浪潮兴起 战后英国史学方法论转型期

1922-1936 : 利兹大学讲师至教授 1931年《历史的辉格解释》出版 欧洲极权主义兴起

1939-1945 : 二战时期 撰写《自由与它的破碎》相关思考 战后重建与史学反思

1955-1969 : 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 副校长任期（1958-1963） 1965年出版《威尔逊首相》 1969年出版《卢梭》

1970 : 1970年逝世于剑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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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沿着两条交织的线索展开了对巴特菲尔德的考察：一条是他从约克郡少年到剑桥学者的个人成长轨迹，另一条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史学界从实证主义主流走向内在反思的智识转型过程。巴特菲尔德之所以能够在三十一岁时写出《辉格解释》，并非偶然的个体才华爆发，而是时代精神与个人关怀精准交汇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迫使那一代历史学家直面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民族主义史学与辉格式进步叙事的流行激发了他对“历史被当下绑架”这一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而他对基督教神学中“人性缺陷”传统的深度思考，则为他批判历史学家自以为能够达到客观性的傲慢提供了哲学底气。

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进入《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文本本身。我们将从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经典定义出发，逐步解析他那令人不安的核心论点：为什么从当下出发回溯过去——这种历史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识上的僭越，以及为什么这种僭越的后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和隐蔽。巴特菲尔德留下的这份诊断书，在当代历史编纂实践中是否依然有效？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否可行？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后续章节中逐一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