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王子岛的召唤
第 1 章:爱德华王子岛的召唤
为什么一个你可能永远不会去的小岛,会让你感到如此亲切?
想象一下:你从未踏上过加拿大东海岸的那座小岛,却对它了如指掌。你知道它有一个拗口的全名——“爱德华王子岛”,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PEI”。你知道那里的土壤呈红色,你知道夏季傍晚海风会把野薄荷的清香吹进每一户敞开的窗户。这些知识并非来自地理课本,而是来自一本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书——书里有个红头发、爱做梦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妮·雪莉。
每年有超过一百万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爱德华王子岛,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抵达之前,已经通过一本写于1908年的儿童文学经典,对这座小岛形成了某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他们脑海中浮现的不是地图上的坐标,而是绿色的山墙、白色的大路和一片叫做“闪光之湖”的水域。
这引出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绿山墙的安妮》的故事为什么发生在爱德华王子岛,而不是别的地方?换一个地点,这个故事还能成立吗?
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成立为现在这个样子。爱德华王子岛不只是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地,它和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本身的情感逻辑之间存在一种深层联系——这种联系如此根本,以至于改变地理环境就等于改变了一切。要理解这种联系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座岛本身。
大西洋上的一片红土
从地图上看,爱德华王子岛孤零零地漂浮在圣劳伦斯湾南部,夹在纽芬兰岛和新不伦瑞克省之间。岛的形状有点像一轮弯月,面积约5574平方公里,和上海市区的大小差不多。从多伦多出发,你需要先飞到哈利法克斯或夏洛特敦,再换乘汽车;从美国缅因州出发,则要穿越两国边境。无论从哪里抵达,这段路程本身就在提醒你:这不是一个随便就能到达的地方,它在地图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几乎有些倔强的位置。
爱德华王子岛在地质学上属于加拿大地盾的延伸部分,全岛由一层并不很厚的红色砂岩覆盖,这种砂岩在大约三亿年前的石炭纪时期沉积形成。地质学家把这种岩层叫做“宾夕法尼亚系”地层,它的特点是含有大量氧化铁——这就是为什么岛上的土壤呈现出那种深人骨髓的红色。
当地人把这种红土称为“PEI red dirt”,每年夏季岛上的居民会举办“红土地土豆节”,庆祝这片独特的土壤。PEI土豆之所以享有盛誉,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土壤的特殊成分——铁含量高的土壤种出的土豆质地紧实、味道浓郁,入口有一种独特的甜感。这是科学和日常生活之间一个不起眼但有趣的交汇点,也是理解这座岛的一个入口。
岛上的地形以低缓的起伏为特色,最高点皇家山海拔也只有152米。全岛有一条低矮的分水岭,将岛屿自然分成北部和南部两部分。北部面向圣劳伦斯湾,海岸线以岩石和沙丘为主,冬季风暴从北面席卷而来,气势惊人。南部面向诺森伯兰海峡,海面更为平静,分布着许多优良的天然港口,这种南北差异在小说中有所对应——“闪光之湖”更像一个被陆地环抱的淡水池塘,而阿冯利村周围的农场则反映了岛南部的农业景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德华王子岛的植被比现在更为茂密。岛上覆盖着大片云杉和桦木林,野浆果灌木丛漫山遍野,还有许多野生蓝莓和草莓生长的地块。岛上的野生动物包括白尾鹿、郊狼和河狸,河狸建造的水坝在岛上随处可见,它们筑起的池塘后来成为安妮幻想中精灵和水神出没的场所。这种自然环境——不太原始也不太文明——正好为安妮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
至于气候,爱德华王子岛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但因为四面环海,海洋的调节作用使它的温度变化比内陆地区更为温和。夏季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日照时间极长,六月份晚上九点太阳才迟迟落山。冬季则寒冷多雪,一月平均气温约零下10摄氏度,大雪有时会封锁整个岛屿,持续数周无法与外界联系。这种漫长的冬季和漫长的夏季,塑造了岛上居民独特的时间感和生活方式——漫长的冬季迫使人们发展出丰富的室内文化:炉边故事、阅读圈子、教堂合唱。漫长的夏季则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待在户外,参与农活、钓鱼和社区活动。
当你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再去读《绿山墙的安妮》中的某些段落,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感受。比如安妮初到绿山墙的那个夜晚,她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感到一种奇异的自由和归属感。在一个没有电灯、没有手机信号的岛屿上,黑暗是真正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星星是唯一的光源。在这样的夜晚,一个人确实更容易感到自己与宇宙之间存在某种特别的联系。这种感受并非虚构,它扎根于一个真实的地理环境。
一百多年前的阿冯利
19世纪末的爱德华王子岛在经济上仍以农业和渔业为支柱,岛上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由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渔季的起落决定,大多数家庭的收支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现金流通量很小。这种经济模式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兴衰与土地和海洋的产出直接挂钩——风调雨顺的年份带来丰收,海况良好的渔季意味着丰厚的收入;反之,一场晚霜或一场风暴就可能让一户农家陷入困境。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整个阿冯利村的人口不过几百人,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彼此,知道彼此的家庭背景、财产状况和家族历史。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的名声建立起来很慢,但毁掉却很快。当安妮刚到绿山墙时,整个村子都在议论这个红头发的小姑娘——她的身世、她的性格、她那些古怪的言语和行为,都成了邻里间品评的对象。这种无处不在的注视,既是社区温暖的来源,也是社会压力的源头。安妮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在展现个性和融入群体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张力从一开始就被写入了故事的基本设定之中。
人口流动极为缓慢是这个时期爱德华王子岛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一个家庭在一个农场居住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卡文迪什附近的许多农场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人定居,到蒙哥马利写作《绿山墙的安妮》时,这些农场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主人已经在土地上劳作了。这种长久的定居模式,在人们的心理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土地的依附代代相传,“家”的概念不仅指一栋房子,更是指一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
想象一下,当一个孩子被告知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他的曾祖父亲手开垦的,院子里那棵老苹果树是他祖母亲手栽下的,粮仓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叔叔小时候刻下的字迹——这种代代相传的地方感,会深刻地塑造这个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安妮的世界里,每一处风景都不仅仅是一片风景,它承载着人的故事、家族的记忆和社区的集体认同。这就是为什么安妮会忍不住给每一处地方起名字——因为在这样的文化中,给一个地方命名就是承认它对你而言有意义,而承认它有意义就是承认你属于这里。
物质生活方面的条件在今天看来当然相当简陋。大多数农舍是木质结构,墙壁内外刷着白色或浅黄色的石灰水,屋顶铺着深色的木瓦片。没有电力,照明靠煤油灯,冬季的夜晚很长,油灯的摇曳光芒在墙上投下模糊的影子。食物主要来自农场自产:牛奶、黄油、鸡蛋、腌肉、蔬菜和水果。冬季的饮食相对单调,大量的腌菜和干菜是主要的储备食物。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食物不仅关系到生存,也关系到尊严——一个主妇用有限的食材做出美味可口的一餐,本身就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技能。玛丽拉·卡斯伯特用她那种严厉而挑剔的方式管理绿山墙的厨房和食物储藏,这个细节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性格的体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爱德华王子岛的居民大多属于长老会或苏格兰教会的传统,星期天去教堂礼拜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固定安排。教堂不仅是信仰的场所,也是社区社交的中心——礼拜结束后,人们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交谈,交流邻里间的消息,年轻的未婚男女在长辈的注视下礼貌地寒暄。这种社区文化赋予了《绿山墙的安妮》中的许多场景以真实的质感:安妮在教堂唱诗班里的紧张、林德太太每次礼拜后都要发表一番评论的习惯、村民们对马修·卡斯伯特每次在教堂里睡着这件事的善意调侃——所有这些细节都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来自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生态。
到19世纪末,加拿大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正经历着急速的现代化过程。西部草原省份在1885年太平洋铁路通车后陆续加入联邦,工业化的浪潮正在改变东部的城市面貌。但在爱德华王子岛的腹地,时间似乎以另一种节奏流动。农民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没有本质的区别,机器尚未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最先进的农具仍然需要马拉。电报线路虽然已经铺设到主要城镇,但许多偏远村庄仍然依赖书信和口头传递来获取外部世界的消息。这种现代与传统的交织,是理解阿冯利村的一个关键背景——它不是一个停滞的、桃花源式的世界,而是一个正在缓慢变化、但变化的速度远跟不上外面世界的地方。这种时代落差,赋予了安妮的出走和回归以特殊的重量:她离开的是一个正在成为过去的世界,而她回归的那个世界已经永远改变了。
麦克弗森农场的记忆
理解了爱德华王子岛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是哪一个具体的人,把这个特定的地方变成了世界文学中一个令人向往的所在?答案指向一位在卡文迪什农场度过童年的女性——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1865年11月30日,蒙哥马利出生于克里夫登,那是爱德华王子岛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父亲是一名商人,母亲在她不到两岁时因病去世。父亲随后再婚,无法照顾年幼的女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莫德在亲戚家中辗转寄养,直到被送到卡文迪什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她的外祖父托马斯·麦克弗森和外祖母艾琳·麦克弗森成为她实际上的养育者。
这段寄养经历在蒙哥马利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她后来的自传性散文中,她多次描述过幼年时期那种无处归属的感觉——一个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女孩,在亲戚家中感受不到真正的接纳,那种漂泊感在她后来的许多写作中都有回响。这也是安妮故事的原始素材之一:一个孩子需要一个家,但找到家的过程充满了波折。在现实中,蒙哥马利最终在外祖父母那里找到了稳定的归宿;但那种早年漂泊的底色始终存在,这使得她笔下的“家”有着格外厚重的情感分量。
外祖父托马斯·麦克弗森是一个典型的苏格兰裔加拿大农民——勤劳、严肃、不善言辞,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他每天黎明即起,日落方歇,对孙辈的要求严格但从不苛刻。外祖母艾琳则完全相反——她是一位热情、健谈、想象力丰富的女性,喜欢给孙女讲述爱尔兰的古老传说、民间故事和家族历史。在漫长的冬夜,当外面的风雪呼啸而过,祖孙俩坐在厨房的炉火旁,外祖母的故事像一条永不断流的河,滋润着孩子的心田。蒙哥马利后来在私人日记中回忆这些时刻,她说外祖母的炉边故事是她最早的文学教育,是她想象中那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的来源。
在卡文迪什农场的岁月里,小莫德发展出了一种极其敏锐的自然观察力。农场周围的环境——田野、树林、小溪、野花、鸟巢、四季变换——成为她最早的想象游乐场。她在田间小路上展开惊心动魄的冒险,给每一棵树和每一块石头起名字,赋予它们不同的性格和故事。在外祖父农场后面的树林里有一条蜿蜒的小路,两旁是高高的云杉和蔓延的野生黑莓丛——后来这条小路在小说中以“情人小路”的形象出现,几乎完全保留了她记忆中的样子。农场附近还有一个小池塘,周围的树木在水面上投下倒影,雨后水面波光粼粼——这个真实存在的小池塘,后来成为“闪光之湖”的原型。
红色的土壤、白色的房子、绿色(或灰色)的山墙——这些来自卡文迪什农场的视觉印象,成为《绿山墙的安妮》中那个让无数读者魂牵梦绕的场景的基本元素。绿山墙农舍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它的原型清晰可辨:那是外祖父麦克弗森农场的那栋白色房子,门前有一条弯曲的车道,远处是一片绿色的山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道绿色的斜坡,斜坡上覆盖着茂密的草。
1890年,蒙哥马利进入位于爱德华王子岛首府夏洛特敦的戴豪斯学院学习,后来又在阿卡迪亚学院获得教师资格。她在岛上多个地方担任过教师,包括在布雷顿角岛的一段任教时光。但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与爱德华王子岛保持着紧密的情感联系。在她后来的人生中,当城市生活的喧嚣和创作的压力让她感到疲惫时,她总会回到卡文迪什。在外祖父母已经去世之后,她仍然一次次地回到那片红土地。
1901年到1902年间,蒙哥马利在萨斯喀彻温省和安大略省生活了将近两年,这是她离开爱德华王子岛最长的一段时间。她在那里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恋爱——对方是一名名叫赫尔曼·勒德罗的牧师,两人秘密订婚后又解除婚约,这段经历后来被她写入了“艾米琳·塞尔温”系列小说。但这段离岛的经历也让她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故乡的依恋。在萨斯喀彻温的草原上,她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爱德华王子岛的魅力在于它的有限性——那是一个可以用脚步丈量的世界,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有一个名字,每一条小路都通向一个熟悉的地方。这种有限性不是束缚,而是一种安慰,一种安全感。
1905年夏天,蒙哥马利回到卡文迪什探望舅舅家的表亲。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她在窗外看到一位老人赶着一辆马车从门前经过。这个画面激发了她心中那个一直在酝酿的故事——一个被收养的孤儿,一个误会带来的转折,一个绿色山墙下的家。她拿出外祖母留下的那支旧钢笔,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下:“想像出来的孩子比真实的还要真实。”后来这句话成为《绿山墙的安妮》出版时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蒙哥马利在创作中对卡文迪什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重组。卡文迪什的真实农场在许多细节上与小说中的绿山墙并不完全一致:房子的规模、布局、外祖父的脾气性格、农场周围的景致,都经过了选择、调整和重组。但这种艺术重构恰恰增强了虚构作品的感染力,而非削弱它。蒙哥马利选择保留的是那些在她记忆中最富有情感意义的细节——红土、白色房子、绿色山墙、弯曲的车道、能看见树林的房间——而过滤掉了那些日常生活中平凡琐碎的部分。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和提炼,正是文学创作的核心机制:不是复刻现实,而是捕捉那些让一个地方变得“真实”的情感本质。
地理如何塑造了安妮
地方感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虚构作品中的地方,有时比真实的地方更加真实。这种真实性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精确,而是情感意义上的真切。当你读《绿山墙的安妮》时,你会感到阿冯利村是真实的,不是因为它的街道布局和现实中的卡文迪什完全一致,而是因为它的每一处描写都传达了某种情感上的准确——那种红土的气味、白色的篱笆、夏日午后的漫长光线所带来的感受,是任何地图和照片都无法完全传递的。
蒙哥马利在写作中运用了一种特别有效的策略:对地方元素的精确选择和情感标注。她在书中保留了大量感官细节——红色土壤被雨水浸透后的颜色,野百合在微风中摇曳的姿态,雷声在林间回荡的方式——这些细节并非随意的堆砌,每一种感官体验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功能。当安妮心情愉悦时,她看到的风景描写中充满明亮的颜色和欢快的动态;当她陷入悲伤时,相同的树林和池塘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种风景随人物情感变化而变化的手法,在文学理论上叫做“情感对应风景”(pathetic fallacy),但在蒙哥马利手中,它超越了修辞技巧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与读者内心世界直接对话的方式。
这种地方感对安妮性格的塑造是决定性的。在绿山墙农舍这个有限的世界里,安妮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生存策略:既然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地方,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世,无法逃离这个小小的村庄,那就用想象力来改造它。她给树起了名字——“白雪皇后”是她最喜欢的那棵樱桃树——“情人小路”和“闪光之湖”的名字都是她的杰作。她甚至给一面普通的窗户起了名字——“六月窗口”,因为在这个窗户里看到的六月世界是她见过最美的风景。
这种将平凡之地转化为奇妙世界的力量,最终成为安妮性格中最珍贵的品质。而这种品质的产生,恰恰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作为土壤。一个在繁华都市长大的孩子,有太多现成的奇观可供消费,不需要自己动手去创造想象的世界;一个在极度贫困和动荡中长大的孩子,每天的精力都被生存的基本需求消耗殆尽,也很难有余力去给一棵树起名字。只有在爱德华王子岛这种既有一定自然美的多样性、又不至于富裕到让人失去与土地的直接联系的环境中,安妮式的想象力才能蓬勃生长。
地理的有限性在安妮的成长中扮演了另一个关键角色。整个阿冯利村方圆不过几英里,每一条小路、每一座小山、每一处池塘都在安妮年幼时就已被她探索完毕。她没有纽约或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可供逃避,没有大峡谷或亚马逊丛林那样壮丽的奇观可供惊叹。她的世界是红土和绿色山墙的世界,是白色大路和闪光之湖的世界,是冬季漫长而夏季短暂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唯一的扩展方式就是向内——深化想象力,深化情感,深化对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的探索。当安妮在十四岁时面对是否离开阿冯利去奎因学院深造的抉择时,她最终选择留下来照顾玛丽拉,这个决定之所以感人至深,正因为它揭示了地方感的深层含义:有些联系一旦断裂就无法修复,有些归属一旦离开就再难找回。
安妮的根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不是因为她没有能力离开,而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种联系是她生命意义的一部分。绿色山墙不仅是她居住的地方,也是她身份认同的核心。白色的篱笆、绿色的山墙、闪光之湖……这些不是风景,而是她的世界,是她成为自己的地方。
在阅读中建立地理坐标
理解地方在《绿山墙的安妮》中的核心地位,对读者而言不应该是纯粹的理论认知,而应该转化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以下是一个具体的做法,帮助你在阅读这本书时主动建立地理坐标,从而获得更丰富的阅读体验。
第一步,阅读前做一次地理定位。不需要精读地图,但至少在想象中确认爱德华王子岛的几个关键地理特征:岛屿位于加拿大东海岸,在新不伦瑞克省和纽芬兰岛之间;从北向南依次是岩石海岸、农业腹地和温和的海峡海岸。想象自己站在这个岛屿上,感受它三面环海、一面与大陆隔海相望的位置。闭眼想象一片红土的田野,田埂边长着野草莓,远处是低矮的云杉林,空气中有一股混合了海水和松针的气味。这个想象场景将成为你阅读时的情感底色。
第二步,阅读时主动标记风景描写段落。当你遇到安妮周围环境的详细描写时,在脑海中画一张简图,标注出绿山墙农舍的位置和周围的主要地标。在一张纸上用几个关键词记录下书中提到的地名:绿山墙(Green Gables)、闪光之湖(Lake of Shining Waters)、情人小路(Lover's Lane)、白桦道(White Way of Delight)、巴里基地(Ballyleodon)。不用画得很精确,只要把这些名字和它们在故事中的情感意义联系起来即可。例如,当安妮第一次经过白桦道时,她给它起名字是因为它美得让她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用名字来捕捉美感的冲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
第三步,尝试做一次虚拟对照。在网上搜索爱德华王子岛卡文迪什地区的真实照片——绿山墙农舍现在是国家历史遗址,官方有大量实拍照片和360度全景影像。找到那些照片后,试着用书中对应的描写来比较和对照。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实中的卡文迪什并不比照片中的任何一个普通农庄更特别,但当你把它和书中那个充满生机和诗意的阿冯利村放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差异不在于景物的丰富程度,而在于观察者的眼睛——蒙哥马利笔下的风景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风景本身多么壮观,而是因为那双观察风景的眼睛里充满了热爱和想象力。
这个虚拟对照的练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地理认知的范畴,进入了文学分析的核心地带。它让你意识到一个关键事实:《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地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景,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人物和故事的情感重量。当安妮说闪光之湖是她见过的最美的地方时,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最美”,而是情感意义上的“最美”——对一个孤独的孩子来说,能让她感到幸福的地方就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