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之志

第 1 章 史官之志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前后历时十九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综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事于一编。卷帙之浩繁、组织之严密、贯穿之通贯，使此书在中外史学史上几无并肩之作。此一规模空前之编纂工程，其启动、推进与完成，端赖多重条件之交汇：家学之濡染、学术之气候、政治之契机，三者缺一不可。本章核心问题即在厘清：司马光之个人动因、北宋中叶之智识准备、英神两朝之政策支持，及其与王安石新法对峙所形成的反向推动，如何共同决定了《资治通鉴》之基本取向。

一、家学渊源：自曾祖至己身之史学积淀

司马光之家世，渊源有自。其先世居陕州夏县，北宋以来已为一方文献之族。曾祖以下数代，皆以读书入仕为常轨，无骤贵骤衰之迹可寻。这种稳定而绵长之家族传统，为司马光日后从事大规模史学编纂提供了最初的精神土壤。

父司马池（979—1042），字和中，真宗景德二年（1005）进士，是考察司马光家学最直接之线索。司马池一生宦历南北，先后任职并州、滑州、泗州、杭州、郓州等地，官至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跨真、仁两朝而卒于任。《宋史·司马池传》载其"性质直，不饰文采，临事有断"，这一品格对司马光影响深远。司马池所至之处皆留心政教实务，于典章沿革、文献存佚多所留意，曾主持整理过若干地方志乘，亦曾参与朝廷典籍之校勘。这些实务工作虽不直接构成史学著作，然其文献意识与方法训练对少年司马光之浸润不可低估。

司马光幼承家学，智力早熟。据宋人笔记所载，少年时代（约七岁，依传统虚岁计）即能讲述《左传》大意，于当世即传为美谈。家人授以《左传》，"受之终卷，不忘一句"，其天资之颖异可知。此一事实之意义，并不止于神童之灵慧；其所暗示之家学指向更为关键：幼童所习乃是一部史学经典而非蒙学识字之书。《左传》之于司马光，既是经学文本，亦是史学叙事，以编年体方式呈现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霸政兴衰，与《春秋》之褒贬笔法互为表里。这种以"事"代"理"、以"编年"代"纪传"之史观雏形，正是在家庭内部之耳濡目染中逐步形成。

兄长司马旦，长于司马光，亦为学问之士。司马光与其兄感情笃厚，兄弟间切磋学术之事常见于司马光文集与《涑水记闻》之记载。司马旦虽未留下独立之史学著述，然其治学路径与司马光相辅相成，兄弟二人之论学氛围构成司马光早期学术成长之微观语境。

就整体而言，司马光之家学并不具备某种鲜明的家法门户色彩，亦非承袭某一特定学术宗派而来。其家学之特质，在于文献之实务传统、官场之清廉操守与史学之早熟兴趣三者之结合。这种结合并非偶然，而是北宋初年由科举出身之普通士大夫家族所共享之典型经验：他们既无门阀世族之深厚资本以维系纯粹之文化传承，又不至于沦入寒门之窘迫而失学；他们依靠一己之勤勉与教养，在世代仕宦中累积精神资本，最终在某一子孙身上开花结果。司马光即此一典型之集中体现者。

二、时代风会：庆历儒学复兴与嘉祐以来疑经变古之双重孕育

任何伟大之史著皆植根于其时代之学术土壤。《资治通鉴》之编纂，绝非司马光个人闭门冥思之产物，而是北宋中叶特定知识气候之产物。要理解此一气候，须区分庆历（约 1041—1048）与嘉祐（1056—1063）两个阶段之不同气象。

庆历之际，范仲淹、欧阳修等推动儒学复兴，史学与经学同步受到激发。范仲淹以《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担当精神，于庆历三年（1043）主持新政，虽旋即失败，然其所倡"士当先天下"、"经世致用"之风气，已深植于一代士人之意识中。欧阳修更为关键，其于经学、史学、文学三端皆有建树：经学方面著《易童子问》，质疑《周易》十翼之传统权威；史学方面独力撰成《五代史记》（即后世所谓《新五代史》），以编年体重新书写五代史；文学方面主导古文运动，倡"文以载道"。欧阳修之史学实践，对司马光影响至为直接：同样以编年为体裁，同样以"春秋笔法"自任，同样致力于通过历史叙事寄寓褒贬。

至嘉祐年间（1056—1063），疑经变古之思潮进一步深化。刘敞作《春秋权衡》，王安石亦撰《三经新义》（至熙宁方成书），对《春秋》、《周礼》、《诗经》等传统经典之权威解说提出系统质疑。司马光本人亦参与此一潮流，撰《疑孟》一卷，对《孟子》某些章节之真实性提出怀疑。这种集体性质之疑古精神，构成北宋中叶学术之核心特征之一。

此种学风为大规模史籍整理提供智识准备。宋代以前，史学常被视为经学之附庸；至北宋，史学逐步获得独立之学科自觉。欧阳修、刘知几后裔刘攽、以及吴缜等人，皆在史学方法论层面有自觉探索。司马光本人即此种自觉之代表，他在《资治通鉴》之《进书表》中明确宣称"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将史学之功能从"求真"拓展至"致用"，此种定位恰是庆历以来"经世"思潮之史学化表达。

与此趋势并行者，乃疑古之方法训练。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对史料之考订极见功力。其《通鉴考异》三十卷，系统比较不同史源之异同，抉择取舍皆有据。这种严格之史料批判方法，正与同时代疑古之学术风尚相互呼应。

编年体之复兴亦为此期重要之现象。庆历以前，正史传统以纪传体为主流，自司马迁、班固以来相沿不改。欧阳修独力撰写《新五代史》采用编年体，并自言"春秋之义"，已开风气之先。司马光继其后，以编年体贯通一千三百余年之史事，实乃承欧阳修之余绪而推向极致。此一形式之选择，非仅为方便之考量，而是对史学功能之根本理解：编年体以"时"为经，更能呈现治乱因果之连续性，与"资治"之旨趣更为契合。

嘉祐时期尚有两大史学工程可为司马光之直接前驱。《新唐书》之纂修，自庆历四年（1044）至嘉祐五年（1060），凡十七年成书，由宋祁、欧阳修领衔，集合当时一流史家之力量。此工程于体例、史料、文辞诸端皆有定则，为司马光之工作提供了组织与人才之经验。同时期薛居正等所编《旧五代史》亦受到整理与流传。两部《五代史》之并存与对照，使北宋史家意识到系统整理长时段史料之必要与可能。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某种意义上即是将此种断代史整理之经验，提升为贯通编纂之尝试。

值得一提者，乃司马光本人在嘉祐年间之学术活动。除参与疑经变古之讨论外，他已开始着手《通志》之初稿工作（此即《资治通鉴》之雏形）。据司马光自述，《通志》之编纂可溯至仁宗朝中期，至 1050 年代已积累相当规模。这种长期酝酿之写作状态，说明编纂之念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司马光数十年学术积累之必然归宿。

综上，北宋中叶之学术风会，构成《资治通鉴》之智识前提：史学地位之独立化、史料批判之方法化、编年体之复兴、《新唐书》与《新五代史》之先驱工程，皆为此一巨著之诞生创造了条件。没有此种学术气候，司马光纵有冲天之志，亦只能独木难支。

三、编纂始末：自治平设局至元丰成书之十九年

《资治通鉴》之编纂，可分为设局、初撰、定型、洛阳专注、书成五大阶段，前后凡十九年，恰与北宋英、神两朝之政治脉络相始终。司马光之个人生命史与编纂工作之进展高度同步，其关键节点可由下图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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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之缘起，最早可追溯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有感于历代兴废之迹散漫难求，遂着手编纂一略具规模之编年史，名曰《通志》，先成战国至秦二世之部分进呈。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深感其意，正式下诏设书局于崇文院，资助其继续编纂，并特许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之藏书以为参考。此一诏令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编纂工作由司马光之个人行为上升为朝廷之文化工程，由此获得稳定之人员经费支持，亦免于一般士大夫著述须自筹经费之困窘。

助手团队之组建，是设局后第一要务。司马光所选三人，皆一时之选：刘攽（1022—1088），博闻强记，擅长汉史，负责两汉部分；刘恕（1032—1078），精通魏晋南北朝史事，尤熟于本末之辨，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部分；范祖禹（1041—1098），治学谨严，于唐代史料最为熟悉，负责唐代部分。三人学术专长之互补，恰与全书三大时段之结构相契合。此种"分头并进、定期会商"之协作模式，得益于《新唐书》纂修之经验，亦为此后大规模集体编纂所沿用。

神宗即位（1067）后，对《通志》之编纂延续支持，且更上层楼。元丰三年（1080），神宗亲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置于卷首。这一赐名不仅赋予全书以政治合法性，更揭示此书之根本指向。"资治"二字乃由神宗所定，而非司马光自拟。这一事实提示读者：《资治通鉴》之编纂，自始即非纯粹之学术事业，而是与皇帝之治术关怀紧密交织。神宗赐序之事，学界历来有所讨论，然其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立场明示于书名，确已构成对此书之根本定位。

编纂过程之技术性工作繁复异常。司马光于《进书表》中自述其工作方式："先聚诸家之书，长编既定，然后删削成书。"此种长编法将同一史事在不同史源中之记载并列胪陈，然后择善而从；其取舍之依据与过程，悉载于《通鉴考异》三十卷。这一工作方法，于今日之史料学而言仍属典范。具体操作上，据司马光致其弟子书札中所述，长编须将正史、野史、笔记、碑铭乃至文集之相关记载一网打尽，篇幅往往十数倍于最终之正文；删削之过程，则须先列出"事目"，再逐条比较，去同存异，去非存真，最后才凝结为正文之一句。司马光本人所承担之汉末至隋部分（实际由刘攽、刘恕分担大半），其稿本据宋人记载曾反复修改数遍，有"日削月删"之说。

政治之干扰亦不可忽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司马光与之政见相左，多次上疏反对。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旋于熙宁四年（1071）退居洛阳，朝廷中已有人建议撤销书局，神宗则明确表态保留，并将原崇文院书局之经费与人员移至洛阳，由司马光继续主持。这一决策使编纂工作得以延续，亦使洛阳成为《资治通鉴》定稿之中心。

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全书终于成稿进呈，凡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神宗亲览后大悦，下诏嘉奖，并授司马光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之衔。司马光此时已无意于官场荣辱，其全部心力仍贯注于学术。可以说，学术已成为其生命之唯一支点。

四、退处洛阳：政治失意与学术专深之反向辩证

司马光于洛阳之十五年（1070—1085），是《资治通鉴》编纂之核心阶段，亦是理解此书最深之关键。若仅从政治史角度观察，此一时期实为司马光之"失意期"：熙宁新法推行如火如荼，他所主张之保守路线被边缘化；朝廷要职皆为新进之士所占，他则远离中枢，仅领虚衔。从学术史之角度观察，则此一时期恰为司马光一生创造力最为旺盛之时：除《资治通鉴》之主体工作外，他还撰成《涑水记闻》、《潜虚》、《家范》、《书仪》等重要著作，其产量与质量均臻于巅峰。

此种政治失意与学术专深之反向关系，并非偶然之巧合，而是北宋士大夫文化内在结构之体现。在传统中国士人之职业设计中，"学"与"仕"本为一体两面：出仕则为官僚，归隐则为学者；前者承担现实治理之责任，后者承担历史文化之传承。北宋科举制度之完善，使士大夫阶层高度膨胀，大多数中下层士人难以在官场中长期占据要职，转而以学术自处。司马光之退居洛阳，表面上是被政治排挤，实质上则是此种文化结构之典型运转。

洛阳本身为北宋之文化副中心。自五代以来，此地寺院林立、园林密布、藏书丰富，士大夫之流寓者甚众。司马光居洛期间，与邵雍、文彦博、富弼、吕公著、范纯仁等士大夫交往密切。邵雍之象数学、文彦博之政事经验、范纯仁之家学渊源，皆在不同层面影响其思考。然此种交往并未冲淡其学术专注。据《邵氏闻见录》、《独醒杂志》等宋人笔记所载，司马光在洛阳之日常极为规律：清晨即起，先治家事，然后入书房工作，至日落方休；其于《资治通鉴》之稿本反复修改，往往一句之定稿须经十数番推敲。

洛阳之独乐园，是司马光之主要工作场所。此园之具体位置约在洛阳城东南隅，今已难确考其址，然宋人题咏及司马光自作之《独乐园记》尚存，可知其中有"读书堂"、"弄水轩"、"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诸胜。园名"独乐"，其意取自《孟子》"独乐乐"之典，强调个人精神生活之自足。此种园林化之学术工作空间，与唐人著述多在官署或寺院之传统不同，反映北宋士大夫之生活美学已趋精致化、私人化。

独乐园之具体运作亦可考见。司马光于园中设"读书堂"为主工作场所，每年秋冬两季集中精力撰写《通鉴》，春夏则整理其他著述并与友朋论学。其与邵雍之"安乐窝"相距不远，两人时常往返论学，然学术趣味各异：邵雍主象数，司马光重史学；二人相交重在道义而非学问之同。这种独立而稳定之学术环境，为《通鉴》后期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政治失意转化为学术专注之机制，可以作进一步审视。一般理解往往停留于"失意故而专注"之简单因果。细察司马光之实际经验，可发现一种更为复杂之辩证关系：他对王安石新法之反对，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竞争或个人意气，而是基于一套系统之政治哲学。这一哲学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强调"治道之要在于人君之心术与臣下之名节"，强调"义理与功利之辨"。这种政治哲学之系统化表达，需要一种能够承载宏大叙事之文本形式。单纯之奏疏或政论，难以贯通古今以见其根源；而《资治通鉴》之编年体，恰好提供了此种贯通之框架。

换言之，《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政治失意之"逃避"或"慰藉"，而是他政治主张之"深化"与"系统化"。他无法在现实政治中推行其路线，于是将此种路线投射于历史叙事之中，通过对古代治乱兴衰之系统梳理，为其政治哲学提供历史之根据。此种以学术承载政治关怀之路径，正是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中最深沉之传统之一。

五、王安石新法之刺激：政治对峙与史学批判之转化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对峙，是理解《资治通鉴》思想取向之关键一环。然此种对峙并非自始即存，亦非仅止于权力之争夺，而是两种政治哲学、两种学术路径之根本分歧。此种分歧不仅塑造了司马光晚年之政治立场，更深刻渗透于《资治通鉴》之文本肌理之中。

二人早年实有交往。神宗即位前，司马光与王安石同在汴京任职，皆以文学、政事知名于时。司马光年长王安石六岁，对王安石之才学颇为推许；王安石亦曾以诗赠司马光，可见交情之不浅。然此种私交并未能阻止日后之政见分歧。分歧之根源，溯及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之时。司马光对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市易法等核心新法皆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措施"与民争利"、"破坏祖宗成法"，并多次上疏神宗直言极谏。

王安石有一著名之政治宣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宋史·王安石传》）此言精确概括了其变法之基本取向：突破既有之限制（包括自然之灾异、舆论之反对、传统之约束）以推行新政策。司马光则针锋相对，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治国之道在于"顺天理、合人心"，新法之种种措施皆与此原则相悖。二人之根本分歧，实即"变"与"不变"、"革新"与"守成"两种政治哲学之对峙。

此种对峙对《资治通鉴》之编纂产生深远影响。其关键在于：司马光并未直接在新书中抨击王安石新法。以史学著作议论当世，本为传统所忌，亦非士大夫所应取。然他却通过对古代变法者、改革者之叙述，曲折传达其批评之意。

最显著之例，即书中对商鞅、王莽之处理。商鞅以变法著称于史，秦国之强固赖其力，然其结局则为车裂之刑，五月而秦亡。《资治通鉴》卷二至卷七记述商鞅事迹，司马光于叙事中暗寓批评之意：商鞅之法虽能强兵，然其严刑峻法与"以义制利"之儒家原则相悖，秦之速亡实与其政之酷烈有直接关联。王莽之叙述更可见此种深意：作为外戚篡位而推行新政之典型，王莽在《通鉴》中被处理为"乱臣贼子"之标本，其"新政"之种种措施皆被叙述为扰民之政。

此种历史叙事与当代政治之呼应关系，自宋以来已为学者所察觉。南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已点明："温公之书，非独取其事而书之也，其意固有在矣。"近人陈寅恪、钱穆等亦曾指出《资治通鉴》中之"春秋笔法"，认为司马光借古讽今之用意至为明显。然此一层深意之发现，须以细致之文本细读为基础，不可作过度之穿凿附会。司马光之历史批判，毕竟以史事为依据，而非以影射为目的。

此种政治对峙对司马光史学方法之塑造，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当现实政治中无法推行其主张时，司马光选择了以学术承载政治关怀之路径。然此种选择并非消极之逃避，而是积极之转化：他通过对史料之批判整理、对史事之系统编排、对历史因果之深入分析，构筑起一套贯通古今之政治哲学体系。这一体系之完成，即《资治通鉴》之最终形态。换言之，《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司马光与王安石政治对峙之学术结晶；它既是对北宋中叶政治困境之回应，亦是对未来治国者之永恒忠告。

此种"以史为谏"之传统，自汉代司马迁以降即有之。然司马光之独特处，在于他将此种传统推向极致：他不满足于个别史事之褒贬，而追求整个通史体系之"致用"功能；他不仅寄托个人之政治关怀，更通过集体编纂之方式，将此种关怀制度化、经典化。这是《资治通鉴》在传统史学中占有独特地位之根本原因，亦是理解此书之关键入口。

本章小结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之条件，可归为三层递进：家学渊源构成其最初之史学兴趣与文献素养；庆历、嘉祐之际之学术风会为之提供智识准备与方法训练；英、神两朝之政策支持与王安石新法之政治刺激，则为之提供完成之契机与方向。

本章之论述，有若干判断值得特别强调。其一，《资治通鉴》之编纂，并非司马光个人之偶然成就，而是北宋中叶特定文化、政治生态之产物。家学、学术、政治三者缺一不可。其二，洛阳十五年之退处，并非纯粹之政治失意，而恰是《资治通鉴》主体工作之完成期，政治失意与学术专深形成反向辩证关系。其三，王安石新法之刺激，并非仅止于政治层面之反对，更深刻转化为司马光之史学批判视角：他对商鞅、王莽等历史人物之批评，曲折反映其对当代变法者之针砭。

理解此一编纂缘起，仅是入门之阶。下一步必须追问者，乃司马光为何选择编年之体而非纪传之体。此一形式抉择背后，蕴含着对史学功能之根本理解：编年体以"时"为经，更能呈现治乱兴衰之连续因果，与"资治"之旨趣更为契合。下一章将深入剖析此种体裁抉择背后之史学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