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时代的相遇

第一章：两个时代的相遇

1902年的芝加哥大学还没有“语言学系”这个建制。当二十八岁的布龙菲尔德在哲学系的走廊里第一次遇见比他年长两岁的萨丕尔时，两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场偶遇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将西方语言科学撕裂成两个几乎无法对话的世界。

这不是两个书斋学者的个人恩怨。萨丕尔后来在《语言论》中写下的那句“语言影响人类思维”，与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建立的刺激-反应模型，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前者认为语言是精神的表达，后者认为语言是行为的调节。如果我们要理解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层分裂，理解为什么布龙菲尔德学派能够在二战后主导美国语言学长达三十年，而萨丕尔的遗产却在实用主义浪潮中一度被边缘化，就必须回到那个思想尚未分化的时刻——1902年的芝加哥。

本章将追溯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在相遇之前的学术旅程。他们的思想起点分别来自德国文化人类学传统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这两条几乎平行发展的脉络。这两条线索的交汇，不是简单的学派融合，而是一场迟来的正面交锋的序曲。通过还原他们的学术网络——鲍阿斯、斯沃普、雅各布森——我们将看到，表面上“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充满了路线之争和方法论的紧张。

萨丕尔的德国文化人类学渊源：鲍阿斯学派的语言相对主义

要理解萨丕尔为什么会在1917年说出“语言是一个Psycho-physical活动”这样让纯粹的行为主义者皱眉的话，必须先理解他早年在德国接受的学术训练。

1884年，萨丕尔出生于德国东部小镇劳恩堡，三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在纽约上州的德国社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古典学者，这使得萨丕尔从小就能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原典，对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并不陌生。然而真正塑造萨丕尔学术性格的，是他1898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的导师——人类学家弗朗茨·鲍阿斯。

鲍阿斯是谁？他是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也是那个时代少数真正把“语言”视为独立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在鲍阿斯之前，美国的“语言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古典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的语文学分析上，目的往往是为《圣经》注释或古典文献校勘服务。鲍阿斯从德国带来的方法论革命是：研究活语言，通过田野调查记录美洲原住民语言，反对以欧洲语言的发展规律来套用所有语言。

1897年，鲍阿斯发表了一篇被后来学者反复引用的文章《关于人类学语言研究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语言不是简单的命名行为或逻辑表达工具，而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经验的形式系统。不同语言之所以存在差异，不是因为某些语言“低级”或“原始”，而是因为说这些语言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感知世界和分类方式。鲍阿斯的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为“语言相对论”的雏形，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名字要等到1940年代才会被正式提出。

萨丕尔正是在鲍阿斯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动词的现在时态变化——以阿尔冈昆语为例》。阿尔冈昆语是北美原住民语言的一个大家族，其语法结构与欧洲语言有着本质差异。萨丕尔在研究中发现，阿尔冈昆语的动词时态系统并不遵循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线性时间划分，而是根据事件的“完成”与否来组织。这个发现让他意识到：语法范畴不是普遍的逻辑类别，而是特定文化的认知工具。

1900年，萨丕尔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就是在那里，他开始系统性地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尤其是尤罗克语和塔库语。然而1902年发生了一件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术氛围开始右转，反移民情绪导致鲍阿斯学派的人类学家受到排挤。萨丕尔不得不另寻出路。

芝加哥大学在这个时候向他发出了邀请。芝加哥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哲学系有米德（G.H. Mead）和杜威（John Dewey）这样的实用主义重镇，历史系有贝克尔（Carl Becker）这样的文化史学家。萨丕尔接受了这个邀请，虽然他的职位是日耳曼语言文学系的助理教授——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当时“语言学”还没有独立的学科身份。

萨丕尔在芝加哥的岁月（1902-1908）是他学术发展的关键期。他在这里不仅继续他的美洲原住民语言田野调查，还开始系统性地思考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他的课堂上开始出现一种独特的风格：不用印欧语言的例子，而用美洲原住民语言的材料来挑战学生对“语言应该如何运作”的直觉假设。这种教学法后来被他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继承并极端化。

然而在1902年的芝加哥，萨丕尔并不孤独。就在他抵达的同一年，另一个年轻人也来到了这座城市。

布龙菲尔德的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路径：从詹姆斯到沃森

布龙菲尔德1887年出生于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德裔移民家庭。这个出身背景很重要：布龙菲尔德从小在一个双语环境中长大，他的父母说德语，他在学校学英语。这种亲身经历——同一个人可以“切换”语言人格——可能在他心中埋下了对语言本质问题的直觉困惑。

布龙菲尔德的学术训练路径与萨丕尔形成了鲜明对比。萨丕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鲍阿斯，接受的是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布龙菲尔德则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师从哲学家埃文斯（Ellis B. Skaggs）和语言学家库利奇（Frederick C. Kulud）。库利奇是当时美国少数真正了解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人，他让布龙菲尔德接触到拉斯克（Rasmus Rask）、格林兄弟和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这些19世纪语言学家的著作。

然而真正塑造布龙菲尔德学术方向的是他在1907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期间的导师——约翰·杜威。

杜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哲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创立的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有一个核心命题：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它与某种先验实在的对应关系，而在于它对行动的影响。换句话说，一个词语“meaningful”，不是因为它反映了世界的某个客观结构，而是因为使用它能够引导行为、解决问题。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它是对新康德主义唯心论的一次大胆反叛。

布龙菲尔德在杜威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词义的变异——以古英语诗歌为例》。这篇论文的主题表面上是语文学的，但布龙菲尔德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烙印：他不是在寻找词义的“本质”或“原意”，而是在追踪词义如何随着语境和使用的变化而迁移。这种历史语义学的方法论倾向，在他后来的语言理论中演变成一种更激进的立场：如果词义无法被客观界定，那么语言研究就应该放弃对“意义”的分析，转而研究可以直接观察的语言形式。

1909年，布龙菲尔德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辛辛那提大学和芝加哥技术中学任教。他的第一本著作《语言研究导论》（1914）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已经显示出一个清晰的理论方向：布龙菲尔德试图用行为主义心理学来解释语言学习过程。

什么是行为主义？简言之，它是一种只承认可观察行为的心理学立场。传统心理学假设心灵内部有各种不可直接观察的“状态”（情感、欲望、信念、意象），行为主义者认为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假设。真正科学的心理学应该只研究刺激（stimulus）和反应（response）之间的关联——S-R模型。

布龙菲尔德接受这个理论框架是有一个关键节点的：1913年，约翰·B·沃森（John B. Watson）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沃森宣称：心理学应该成为“纯粹客观的实验分支”，而“意识”概念应该被彻底抛弃。布龙菲尔德读后大受震动。在此之前，他虽然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意义”和“心理过程”的关注。沃森的文章让他看到了一条出路：如果语言研究也能像行为主义心理学那样，只关注可观察的外在行为，那么“语言学”就能成为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龙菲尔德参军，成为一名通讯兵。这段经历对他的学术发展有意外的影响：通讯系统的工作原理——编码、传输、解码——让他更加坚定地相信，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信号系统，可以用工程学的术语来描述。

1920年代，布龙菲尔德开始系统性地发展他的行为主义语言观。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语事件”模型：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包括（1）说话者的外部刺激，（2）说话者的生理反应（言语输出），（3）听话者的生理反应，（4）听话者的外部反应。这个模型中，“意义”完全被消解为外部刺激和最终反应之间的关联，而中间环节（听话者的心理状态）被认为是不可观察因而不值得讨论的黑箱。

布龙菲尔德在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这本八百多页的巨著系统地建立了一套语言描写的方法论，包括音位分析、语素切分、句法结构描写等程序。更重要的是，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整套哲学承诺：语言学应该是经验科学的，语言研究的对象是外在的语音形式而非内在的意义，语言分析的方法应该是客观的、可重复的。

然而在1933年之前，在布龙菲尔德还没有完成他的理论体系之前，1902年的芝加哥大学已经让他与萨丕尔相遇了。

1902年芝加哥的学术交汇：语言学史上的关键时刻

1902年的芝加哥大学是北美学术版图上的一个独特存在。1892年由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创办的这所大学，在短短十年内就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哲学系尤其强大：杜威、詹姆斯（William James）、米德（G.H. Mead）构成了一个让欧洲哲学家都感到惊讶的阵容。心理学家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也在那里，他后来提出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形成了有趣的呼应。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相遇才成为可能。萨丕尔当时28岁，在日耳曼语言文学系任教，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布龙菲尔德26岁，刚刚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即将进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他们之间有六岁的年龄差距，但这个差距在当时的学术界并不算大。

关于这次相遇的具体细节，历史记录并不充分。我们没有两人的私人书信提到这次相遇的“戏剧性时刻”，也没有旁人的回忆录描写过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岁月存在明显的交集。萨丕尔1902-1908年在芝加哥；布龙菲尔德1907年入学，190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他们的轨迹有至少两年的重叠期。

这段重叠期发生了什么？比较可靠的证据来自两人的学术发表记录。1908年，萨丕尔发表了一篇关于美洲原住民语言元音系统的比较研究，其中已经开始涉及音系类型的分类问题。同一年，布龙菲尔德在《现代语言学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语言学论文，内容是关于古英语的音韵演变。这两篇文章的论题和方法论差异之大，足以让我们判断：即便他们在走廊里有过交谈，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学术上真正产生共鸣。

事实上，1902-1910年间的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并不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萨丕尔参加的是美国人类学会的会议，他的合作者主要是美洲原住民语言的田野调查者，如博阿斯学派的其他成员；布龙菲尔德参加的是美国语言学会（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LA的早期形态），他的合作者主要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这种学术网络的分离，本身就是后来两大传统分裂的一个预兆。

然而，芝加哥大学的这段经历并非毫无意义。萨丕尔在这里接触到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物杜威和米德。虽然他最终没有接受实用主义的全部教条，但杜威关于“思维作为问题解决”的观点显然影响了他后来对语言功能的理解——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仅是“命名”或“表达”，更是一种“建构经验”的工具。同样，布龙菲尔德在芝加哥期间也旁听过人类学课程，对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多样性有了初步了解，尽管他后来选择了一条与人类学语言研究完全不同的道路。

1908年，萨丕尔离开芝加哥，转往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所任职，随后在1911-1921年间长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布龙菲尔德1909年博士毕业后也离开了芝加哥，先后在辛辛那提、康奈尔等校辗转，直到1925年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稳定的教授职位。他们的芝加哥岁月都只有短短几年，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们各自积累了足够的学术资本，为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奠定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他们此后的学术轨迹几乎是平行展开的。萨丕尔在1917年出版了他的《语言论》第一版，这本书与布龙菲尔德后来在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书名完全相同，但内容旨趣截然相反。萨丕尔的《语言论》是写给“一般受过教育的人”的，他用优美的文笔阐述语言作为文化表达的观点；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则是写给“未来的语言学家”的，他用严谨的程序手册展示了如何描写一种语言。萨丕尔的书强调“语言是精神的窗口”，布龙菲尔德的书强调“语言是行为的一部分”。

这两本书的并存本身就是20世纪语言学史的一个悖论：同一个学科，同一个书名，两个几乎无法调和的范式。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1902年芝加哥大学那个没有留下详尽记录的相遇。

两种语言科学愿景的碰撞：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

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分歧，不是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之间的个人偏好差异，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科学愿景之间的深层冲突。要理解这种冲突的本质，我们需要追溯它们各自的思想根源。

萨丕尔的语言观可以追溯到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洪堡特是19世纪初普鲁士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他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不是中性的表达工具，而是积极地塑造说话者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范畴。这个观点在德语学术界被称为“语言世界观”（Sprachanschauung）理论。

萨丕尔在德国接受教育期间系统地阅读了洪堡特的著作，并将其与美国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他的核心命题是：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不是“进步”与“落后”的差异，而是“不同”的差异。语言学家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不是为了证明这些语言“原始”或“简单”，而是为了理解人类认知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萨丕尔的语言研究与当时欧洲的殖民主义语言学（将印欧语系的发展模式视为普遍规律）形成了根本对立。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则来自完全不同的思想传统。他受到19世纪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影响。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意识流”概念，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意识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布龙菲尔德后来将这个观点转化为对语言的动态理解——语言不是静止的“系统”，而是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工具。然而，布龙菲尔德比詹姆斯走得更远：他接受了沃森的行为主义，将詹姆斯仍然保留的“意识”概念彻底清除。

这两种语言观的根本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关于语言研究的对象。 萨丕尔认为语言研究的核心对象是“意义”和“精神内容”。语音形式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们承载着意义；语法范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说话者对世界的分类方式。布龙菲尔德则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可直接观察的“语音形式”和“语言行为”，意义是不可观察的，因而应该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第二，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萨丕尔相信语言深刻地影响思维。他在1929年写道：“语言与我们的思维习惯紧密交织，以至于我们很难将语言与纯粹的思维能力分开。”这个观点后来被他的学生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为“语言决定论”——不同的语言导致不同的思维模式。布龙菲尔德则明确反对这个观点。在他的模型中，语言是行为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思维的工具。

第三，关于语言学的学科定位。 萨丕尔将语言学视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研究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语言分析中经常出现“文化语境”、“历史背景”、“审美价值”等概念。布龙菲尔德则坚持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应该采用与物理学、化学相同的方法论原则。他在1933年的《语言论》序言中明确写道，语言学家的理想是成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那样的自然科学家”。

这种分歧在1930年代达到公开化的程度。1931年，萨丕尔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以《语言学的科学地位》为题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反对将语言学简化为纯粹的形式分析，坚持语言学必须关注“人类行为的整体语境”。布龙菲尔德在1933年的《语言论》中则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方式反驳了萨丕尔的立场，他写道：“研究语言的人没有必要去研究民族学、心理学或其他学科”——这与萨丕尔倡导的跨学科视野形成了尖锐对立。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布龙菲尔德的实证主义纲领在二战后成为美国语言学的主流范式。1940-1960年代，布龙菲尔德学派（被称为“美国结构主义”或“描写语言学”）几乎垄断了美国大学的语言学系。这一时期产生的音位学理论、语素学理论、分布分析方法，成为语言学专业学生的必修内容。相比之下，萨丕尔的遗产一度被边缘化，直到1950年代乔姆斯基革命兴起后，他的“语言与思维关系”视角才重新获得关注。

但这种“胜利”是短暂的。1960年代，乔姆斯基对布龙菲尔德学派发起了猛烈的批评。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要略》（1965）中明确指出，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方法论无法解释语言的创造性——说话者能够生成和理解从未听过的句子，这种能力无法用刺激-反应的模型来解释。乔姆斯基因此重新拾起了萨丕尔的遗产——语言是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

这个反转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分歧。他们的冲突不是进步与保守之间的线性发展，而是两种同样合理但同样片面的视角之间的张力。萨丕尔看到了语言的意义维度，但他的分析往往缺乏可操作的方法论；布龙菲尔德建立了严谨的分析程序，但他的程序无法捕捉语言的主观性。

也许，真正的教训在于：20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不断在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摇摆的钟摆。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分歧，在21世纪的语言研究中仍然以新的形式重演——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的对立，语用学与句法学的方法论之争，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长期辩论。

1902年芝加哥大学走廊里的那场相遇，如果它确实发生过的话，并没有让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成为朋友或合作者。但它让两个思想家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意识到语言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意识到语言研究的方向之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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