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物质形态

第 1 章：文本的物质形态

当我们今天翻开一部《马可波罗行纪》，无论是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还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法文校勘本，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经过多重中介的文本：马可·波罗的原始口述，经由Rustichello da Pisa的执笔转写，再经由数个世纪的手稿抄写、版本编纂与印刷流通，才最终抵达读者手中。这个文本从来不是透明的载体，不是简单地“承载”着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然后被我们读取。相反，文本的物质形态——它是写在羊皮纸上还是纸上，由谁抄写，以何种语言流传，收藏在哪家图书馆——从根本上映射了它曾经被如何阅读、评价和利用。理解《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谱系，不是版本学或古文献学的专业癖好，而是进入这部文本任何一次严肃阅读的前提。

本章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马可波罗行纪》作为一部中世纪文献，其物质载体——手稿——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文本面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分几个层次展开：首先是现存手稿的总体数量、语言分布与收藏现状；其次是基于这些物质证据建立起来的版本分类框架；再次是这一框架中两个核心编辑传统的编纂策略差异；最后是从手稿时代到印刷时代的过渡如何改变了文本的命运走向。完成本章后，读者应能掌握《马可波罗行纪》手稿版本的基本分类框架，并具备识别主要版本系统核心差异的能力。

现存手稿的总体图景

现存《马可波罗行纪》手稿约有一百五十种，这个数字看似精确，实际上存在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古文献学界对手稿的统计口径并不统一：某些残片是否计入，片段性抄本与完整抄本是否等价，同一手稿的不同版本是否分别计数，这些问题在不同研究者的统计中处理方式各异。若以A. C. Moule与Paul Pelliot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为基础，结合此后陆续发现的零散残片，较为审慎的估计是：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种之间，其中约半数可归入较为完整的抄本，另外半数则是片段或残帙。

从语言分布来看，这一百五十种手稿跨越了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三大传统，此外还有少量古西班牙语、古葡萄牙语与古英语抄本。法语传统的优势地位值得注意：在现存完整或接近完整的手稿中，法文本占了大约百分之四十，这个比例与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监狱中的口述背景（据传统说法，他向狱友Rustichello da Pisa口述，后者以古法语记录）相符，但也与中世纪晚期法国北部作为手稿生产与流通中心的历史地位有关。意大利文传统的数量仅次于法文，约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威尼斯与热那亚——这两座城市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以及他曾经的监禁地热那亚存在直接关联。拉丁文本约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这一传统的出现通常与学术圈和教会的阅读需求相关，而非通俗流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分布并不完全对应于地理分布：一部现藏于西班牙修道院的拉丁文抄本，其底本可能源自意大利，而一部藏于伊朗图书馆的法文残片，其制作地点则可能在中东。

这些手稿的地理分布呈现出高度分散的特点。欧洲各大图书馆几乎都有收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约二十种，包括著名的第FR.1116号抄本（通常被视为皮桑版的底本来源之一）；意大利的马尔恰纳图书馆、劳伦齐阿纳图书馆与梵蒂冈图书馆合计藏有超过三十种；英国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与牛津、剑桥各图书馆藏有十余种；此外，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欧诸国都有零星收藏。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的手稿在十八、十九世纪流入英法两国，这一过程与欧洲汉学的确立几乎同步：当欧洲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中国时，《马可波罗行纪》作为关于中国的最早系统叙述之一，自然成为收藏与研究的对象。这种学术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手稿的保存状态：保存较好的往往是那些被学者频繁查阅的“明星手稿”，而一些相对边缘的抄本则可能因缺乏关注而处于残损甚至失落的风险中。

手稿的物质形态本身也值得注意。大多数《马可波罗行纪》抄本以羊皮纸为载体，符合中世纪晚期手稿制作的一般规范，但也有相当数量使用纸本，后者通常出现于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表明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已在地中海地区广泛流通。手稿的尺寸差异较大：从便携的小开本（可能供旅行携带）到大型厅堂展示本（可能用于贵族藏书室）均有。页面的版式安排同样多样：有些手稿采用单栏全文抄写，有些则采用双栏布局以容纳更多的装饰性元素。整体而言，《马可波罗行纪》手稿的物质形态反映了中世纪书籍制作的一般规范，但并未显示出这部文本在物质层面受到特殊对待的迹象——它既不是礼仪性文本，也尚未获得后来那种关于“地理大发现先驱”的崇高地位。

版本分类的基本框架

对一百五十种手稿进行系统分类，是版本学的基础工作，但对于《马可波罗行纪》而言，这项工作面临一个根本困难：我们不知道马可·波罗或Rustichello da Pisa的“原本”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这个“原本”是否曾经存在。所谓“原本”，在理想情况下指的是作者亲手完成或最终审定的文本定本，可以作为所有后世的校勘依据。但《马可波罗行纪》的创作过程恰恰模糊了这种理想状态：口述、记录、润色、整理、再传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变体。当代版本学界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分类，大多是基于现存手稿之间的文本相似性进行归纳，建立起若干个相对稳定的“家族”或“群”，而非追溯到一个确定的祖本。

根据文本的相似性模式，现存《马可波罗行纪》手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家族。

第一家族（Family I）是目前已知最庞大的群体，涵盖了绝大多数法文抄本和相当数量的意大利文、拉丁文抄本。这一家族的特征是篇幅较长，包含了所谓的“完整本”（version longue）结构，涉及马可·波罗所游历地区的详尽描述。第一家族的内部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子群，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子群分别对应后来两个版本系统的底本——皮桑版与穆尔版所依据的手稿群。第二家族的篇幅明显短于第一家族，通常被称为“缩略本”（version courte）或“简本”，其地理描述较为笼统，某些章节可能被完全省略。关于第二家族与第一家族的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简本是对繁本的缩写，另一些则认为两者可能各自独立地源自某个现已失传的共同祖本。第三家族规模最小，仅包括极少数手稿，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藏于托斯卡纳地区的意大利文抄本，其文本特征显示出与前两个家族不同的词汇选择与叙事顺序。关于第三家族的性质，学界至今缺乏共识，它可能是现存手稿中保存了某个独立传统（或许更接近原始口述状态）的稀有例证，也可能是后世改编或拼接的产物。

版本分类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语言与地域的关系。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根据手稿的语言来划分版本系统：法文本、意大利文本、拉丁文本被视为三个平行的传统。这种分类方法有其合理性——语言差异确实反映了中世纪书籍流通的某些真实格局——但它也带来了遮蔽效应。一部意大利文抄本可能与某部法文抄本在文本上高度接近（因为它们抄自同一个意大利语底本），而与另一部意大利文抄本反而差异较大。二十世纪版本学的发展，使得基于文本内容（而非语言形式）的分类逐渐取代了单纯以语言划界的旧框架。当代研究者在讨论《马可波罗行纪》版本时，通常会在语言标签之外标注其所属家族，以避免产生误导。

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口述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张力”。马可·波罗的叙述最初以口述方式呈现，这一事实对文本稳定性产生了深远影响。口述传播依赖记忆，而记忆天然具有变异性；当同一段叙述在不同场合被重复讲述时，微小的差异会逐渐积累。Rustichello da Pisa将口述转化为书写文本，这个过程既是一种固化（将飘忽的言说固定在稳定的载体上），也是一种选择（某些细节被记录，另一些被遗漏）。此后，每个抄写者都可能成为新的“讲述者”：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地修改文本以适应自己的理解，或者仅仅因为抄写疲劳而遗漏字句。从这个角度看，《马可波罗行纪》文本变异的历史，本身就是口述传统与书写传统持续互动的历史，而这种互动直到印刷术出现、文本被机械复制之后才逐渐趋于稳定。

两大版本系统的编纂策略

十九世纪是《马可波罗行纪》版本史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尽管学者们偶尔提及这部作品，但缺乏系统的版本研究。1841年，意大利学者Giovanni Battista Baldelli Boni出版了首部学术性校勘本，利用了数种手稿进行对校。此后，法国学者Georges Pauthier在1839年至1845年间推出了自己的校勘版本，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最通行的标准读本。二十世纪初期，A. C. Moule在敦煌文书的“回鹘文本”（实为另一种古代文献的误识）与部分手稿的基础上，编纂了另一部重要版本。Pauthier版与Moule版构成了现代《马可波罗行纪》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版本系统，尽管两者的编纂年代相差近七十年，但它们各自代表的编纂理念与版本处理策略，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学界对该文本的理解。

Pauthier版本的编纂基础是一组法文手稿，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第FR.1116号抄本（以及若干同属一族的抄本）。Pauthier选取这个手稿群作为底本，有其文本学上的依据：该手稿群属于第一家族，篇幅完整，叙事连贯，被认为较好地保存了中世纪流传的文本面貌。然而，Pauthier的编纂策略并非纯粹的校勘——他同时对底本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包括规范化拼写、补充他认为合理但底本中缺失的内容、删改他认为“不合理”或“错误”的段落。这种做法在十九世纪校勘学中并不罕见：当时的校勘理念尚未完全确立忠实于底本的原则，编辑者往往被赋予相当大的“修正”权力。问题在于，Pauthier对自己底本的修改往往是武断的：他基于自己对马可·波罗游历路线与地理知识的理解，增删文本内容，而不明确标注修改的位置与性质。这使得Pauthier版成为一个既是文本又是评注的混合体，读者在很多情况下无法确定某段文字是来自底本还是来自编辑者的“校订”。

以一个具体段落为例。在描述杭州（马可·波罗称之为“行在”，Quinsay）时，底本手稿中有一段关于城市湖泊的描写。Pauthier版中的这段文字较为详尽，包含了若干地理细节；而对比同属第一家族但未被Pauthier用作底本的另一部手稿，这些细节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存在。学者们经过仔细比对后认为，Pauthier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多种手稿，并将他认为“合理”但并非全部来自单一底本的内容整合到自己的版本中。这种做法使Pauthier版呈现为一个相对完整、流畅的文本，但它的“完整性”部分是编辑工作的产物，而非某一特定祖本的原始面貌。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将Pauthier版等同于中世纪流传的《马可波罗行纪》文本——它是一个经过近代学者重新建构的版本。

Moule版本的编纂背景与Pauthier截然不同。A. C. Moule是二十世纪初英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他在1938年与Paul Pelliot合作出版的《马可·波罗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Marco Polo）代表了当时版本学的最高水平。Moule-Pelliot版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以更为严格的校勘原则处理底本，明确标注了文本中的各种异文（即不同手稿之间的差异），并且将编辑者的改动与底本原文区分开来。在底本选择上，Moule-Pelliot版同样基于第一家族的手稿群，但其底本的具体构成与Pauthier版有所不同，这导致两个版本在某些段落上出现了显著差异。

Moule版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对“地理信息”的特殊关注。Pelliot本人在西域史地研究方面有深厚造诣，这使得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对涉及地理距离、方位、城镇名称的内容格外审慎。当不同手稿在地理细节上出现分歧时，编辑者通常会参照其他史料（主要是中文文献）来判断哪种记载更可能“属实”，然后在注释中说明校改的依据与理由。这种做法虽然使Moule版在学术严谨性上优于Pauthier版，但也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主观性：当编辑者以“历史真实性”为标准选择异文时，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历史认知来塑造文本的面貌。

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Pauthier版与Moule版的差异并非简单的“优劣之分”，而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编纂哲学。Pauthier试图呈现一个“完整”“合理”的文本，即使这种完整性需要以牺牲忠实于单一底本为代价；Moule则试图呈现一个“可检验”“可追溯”的文本，通过详细记录异文与校改过程来允许读者自行判断。两者的取舍都服务于特定的目的：Pauthier的读者可能更关心文本的阅读体验与整体叙事，而Moule的读者可能更关心版本形成的来龙去脉与学术讨论的透明性。

插图传统与地图的辅助作用

《马可波罗行纪》手稿中普遍配有插图与地图，这些视觉元素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文本传播的重要辅助手段。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手稿插图承担着将抽象文字转化为可感知图像的功能，帮助读者（尤其是识字能力有限的读者）在脑海中建立起关于遥远东方的空间想象。

现存手稿中配有插图的抄本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插图的繁简程度差异极大。最简略的版本仅在章节开头配有小幅装饰图案；最详尽的版本则几乎逐页都有图像，包括城市全景、宫廷场景、自然景观、动植物图像以及人物肖像。插图的风格同样多样：有的呈现明显的意大利拜占庭风格残余，有的显示出法国哥特式插图的影响，还有的反映了北欧细密画传统。同一文本在不同地区被抄写时，插图风格往往被本土化——一部法文抄本的插图通常采用法国北部常见的细密画风格，而一部意大利文抄本则更可能继承意大利本土的图像传统。

地图是《马可波罗行纪》插图传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类型。现存配有世界地图或区域地图的手稿数量较少，但这些地图对于理解文本的物质形态与知识传播具有特殊价值。十四世纪初的一部著名法文抄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包含一幅大型世界地图，以耶路撒冷为世界中心，展示了欧亚大陆的主要地区，图中标注了马可·波罗提及的若干城市和地理特征。这种地图的制作逻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测绘，而是中世纪世界图景（mappamundi）的延续——它试图在宗教与象征的框架内整合地理信息，而非追求几何准确性。尽管如此，这些地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将文本描述与空间关系对应起来。

插图与地图的存在，影响了《马可波罗行纪》文本的流通方式。配有丰富插图的手稿通常是大型精装本，制作成本高昂，主要流通于贵族与富商阶层；仅有少量插图或完全没有插图的抄本则体积较小，更可能用于实际阅读或携带。这种物质层面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阶层的知识获取渠道相重叠。此外，插图的存在也可能影响了文本本身的传播稳定性：当一部配有特定插图的手稿被传抄时，抄写者有时会同时复制图像（或者请专门的画工完成图像），这可能使文本的某些特征（尤其是与图像配合的段落描述）获得额外的“保护”——因为图像可以作为检查文本完整性的参照。

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插图传统揭示了《马可波罗行纪》在中世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部文本并非作为独立的“地理学著作”被阅读，而是被整合进当时普遍的世界认知框架中：插图中的城市图像往往呈现为城堡环绕的中世纪欧洲式样，而非真实的东方城市风貌；地图中的空间布局反映了基督教世界的地理观念，而非基于实地测绘。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忠实”地保存了文本的手稿，其插图仍然在传达着与文字信息并不完全一致的知识图景。读者在观看一幅描绘马可·波罗所见的城市图像时，实际上同时接受了文字描述与图像再现的双重中介，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往往被手稿的物质形态所掩盖。

```mermaid flowchart TD A[口述传统<br/>约1298-1299] --> B[Rustichello执笔<br/>法文文本诞生] B --> C{抄写流传阶段<br/>13-15世纪} C --> D[第一家族<br/>完整本 majority] C --> E[第二家族<br/>简略本 minority] C --> F[第三家族<br/>独立传统 rare] D --> G[皮桑系手稿群<br/>法文为主] D --> H[穆尔系手稿群<br/>多语言混合] G --> I[Pauthier版<br/>1839-1845] H --> J[Moule-Pelliot版<br/>1938] C --> K[1485奥格斯堡<br/>首印本] K --> L[印刷流通阶段<br/>15-19世纪] I --> L J --> L L --> M[现代校勘本<br/>20世纪至今] ```

从手稿到印刷本：1485年的转折

1485年，在神圣罗马帝国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Erhard Ratdolt出版社推出了《马可波罗行纪》的首个印刷本，标志着这部文本从手稿流通时代进入印刷流通时代。这一年通常被视为《马可波罗行纪》文本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但转折的含义远比“更方便阅读”更为复杂。

Ratdolt版直接依据的底本至今仍有争议。根据该版本的跋文与印刷记录，Ratdolt使用的底本可能是某部第一家族的法文或拉丁文手稿，但具体是哪种手稿，学界尚未定论。无论如何，从手稿到印刷本的过渡，带来了几个层面的变化。

首先是文本的标准化。手稿抄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抄写者的疲劳、理解误差、书写习惯乃至有意无意的删改，都可能使新抄本与祖本产生差异。当一种文本被反复手工复制时，这些微小的差异会逐渐积累，形成前文所述的版本分化。印刷术的核心特征是机械复制——同一副活字排成的版面可以印刷出完全相同的文本。这意味着，一旦某个文本被排版进入印刷机，它就获得了某种“冻结”状态：在同一版次的所有印本中，文字内容完全一致，变异仅发生在不同版次之间（因为版可能磨损或被修改）。对于《马可波罗行纪》而言，这意味着1485年之后，这部文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性——至少在同一印刷版次内部。

然而，标准化并不意味着唯一化。Ratdolt版问世后，很快出现了其他版本：1496年威尼斯出现了意大利文译本，1535年法国出现了法文译本，每一个新版本都可能引入新的变异。更重要的是，印刷商并非机械地复制底本：他们有时会“修正”他们认为的“错误”，有时会因应市场需要调整篇幅，有时甚至会删改他们不喜欢的段落。十六世纪的一位意大利印刷商就曾删去了马可·波罗关于蒙古宫廷的某些描述，理由是这些内容“难以置信”。这种做法与Pauthier在十九世纪的做法形成了跨越三百年的呼应——不同时代的编辑者都在以自己的标准“塑造”文本。

奥格斯堡首印本还带来了另一个变化：文本流通的范围显著扩大。手稿的制作与复制需要抄写员、羊皮纸或纸张、墨水等资源，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一部完整手稿的制作周期可能以月计。一台功能正常的印刷机则可以在数周内生产数百部书籍。《马可波罗行纪》从一个相对小众的文本——主要流通于贵族、商人与少数知识精英之间——变成了一个相当普及的读物。这种普及化反过来影响了文本的命运：当更多读者接触《马可波罗行纪》时，围绕这部文本的评论、争议与阐释也在增加，而这些附加的学术话语同样塑造了后世对文本的理解。

印刷术的出现还加速了手稿的物质衰落。在印刷本普及之后，手稿的使用价值大幅下降，许多手稿被当作书籍原料重新利用——这就是古文献学中令人痛心的“切纸”（paper recovery）现象。图书馆员或书商有时会将羊皮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