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家的养成

第 1 章：冒险家的养成

一个人是怎样从书斋里的学者变成沙漠中的探险家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常常把探险家想象成天赋异禀的冒险家，仿佛他们生来就与普通人不同。但当我仔细审视马克·斯坦因的成长轨迹时，我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不是天生的冒险家，而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孩子，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学术训练、田野实践和内心召唤，一步步蜕变为敢于深入无人之境的探险家。

这种蜕变不是发生在某个戏剧性的瞬间，而是浸透在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和职业经历中。每一个塑造他的节点都值得仔细打量，因为正是这些节点的累积，最终造就了一个改变我们对西域认知的人。

布达佩斯的童年与家庭

1862年11月26日，马克·A·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雅各布·斯坦因经营纺织贸易，在多瑙河畔的这座城市积累了一份殷实的家业。母亲菲利娜来自一个更有学术传统的家庭，她娘家姓迈耶，在当地是颇受尊重的犹太知识分子家族。

斯坦因的童年没有什么特别的预兆能表明他将来会成为探险家。他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喜欢待在室内读书，而非在街头与其他男孩嬉戏打闹。布达佩斯的冬天寒冷而漫长，窗外是多瑙河畔呼啸的风，但小斯坦因更愿意坐在书房的角落，翻阅父亲书架上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古代历史和地理的——父亲虽然经商，却对古典世界抱有浓厚兴趣，收藏了不少德文和匈牙利文的历史读物。

这种家庭阅读氛围对斯坦因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父亲书房里那本泛黄的地图集是他童年最珍视的宝物。那是一本19世纪中期出版的中亚地图集，上面标注着里海以东广袤的内陆地区——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斯坦因常常趴在桌上，用手指沿着那些陌生的地名滑动：撒马尔罕、布哈拉、喀什、敦煌。这些名字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想象的种子，虽然当时他还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地方究竟意味着什么。

斯坦因还有一个兄长，名叫奥斯卡·斯坦因。奥斯卡比他年长几岁，走的是更为正统的学术道路，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的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兄弟二人虽然性格迥异，却都从小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奥斯卡更像一个纯粹的学者，而马克则在学术之外多了几分对冒险的渴望。这种差异在他们成年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奥斯卡安于书斋，马克则走向沙漠。

然而，童年并非只有温馨的阅读时光。19世纪后半叶的布达佩斯，犹太家庭的处境并不轻松。虽然奥匈帝国的开明政策给了犹太人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但歧视和限制依然存在。年轻的斯坦因在这种环境中长大，逐渐形成了内敛、谨慎的性格。他不太擅长与人打交道，在社交场合常常显得局促不安。一位熟悉斯坦因童年的亲戚后来回忆说，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发呆，和其他孩子玩不到一起去”。

这种腼腆的性格在斯坦因身上伴随了一生。他后来成为著名探险家后，依然以沉默寡言著称，在社交场合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但正是这种内向的性格，使得他能够长时间独处而不感到寂寞——这一特质对于那些需要在沙漠中独自工作数月的田野调查者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品质。

1880年前后，斯坦因一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举家迁往英国。这个决定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有关——普奥战争后奥匈帝国的地位日趋不稳，而英国的工商业机会更加诱人。年满十八岁的斯坦因随同父母和兄长渡过多瑙河，经由维也纳转道汉堡，最终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这一去，他再也没有长久地回到匈牙利生活。

英国不仅给了他新的家园，还给了他通往古典学术世界的钥匙。

牛津剑桥的学徒岁月

抵达英国后，斯坦因进入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学习。选择牛津并非偶然——19世纪末期，牛津是欧洲古典学研究的中心之一，拥有从希腊罗马延伸到近东和印度的学术传统。在这里，年轻的斯坦因将接受系统的人文社科训练，为日后进入中亚探险奠定知识基础。

斯坦因在牛津的学业主攻古典学，尤其是希腊罗马世界与亚洲的交流历史。但他的兴趣很快超越了传统古典学的边界。在牛津图书馆里，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亚洲内陆的文献，包括古代旅行家的游记、考古报告和地理考察记录。这些阅读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古典世界与现代亚洲内陆之间的连续地带。

牛津时期对斯坦因影响最大的一位导师是伊夫林·昂特肖·克劳森。克劳森是牛津大学伊朗语和梵语教授，在波斯语和佛教梵语文献研究方面享有盛誉。他很快注意到这个沉默寡言却勤奋异常的匈牙利学生，并给予了他特别的指导。在克劳森的引导下，斯坦因开始学习梵语和波斯语——这两种语言后来成为他研究工作的核心工具。克劳森还向他介绍了欧洲探险家在中亚的发现史，尤其是19世纪初期英国军官们在中亚的地理考察成果。

这种引导让斯坦因的学术视野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意识到，古典学不仅仅是对希腊罗马文本的研究，还可以延伸为对整个古代世界交流网络的探索。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到丝绸之路的繁荣，欧洲与亚洲内陆之间有着数千年的互动历史，这些历史不仅保存在文本中，也保存在沙漠深处那些尚未被发现的遗址里。

1883年，斯坦因以优异的成绩从牛津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但他的学术追求并未停止。次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师从著名学者威廉·赖特和埃格erton·弗莱明学习闪米特语系语言。剑桥的两年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语言能力——他在本科阶段学习的梵语和波斯语基础上，又掌握了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的基础知识。

这种语言训练的规模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斯坦因不仅学习古典语言，也学习现代亚洲语言；不仅学习书面语，也学习口语。这为他日后在田野中直接与当地人交流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的欧洲学者中，能够同时掌握这么多亚洲语言的人屈指可数，而斯坦因凭借在牛津剑桥打下的坚实基础，成为其中之一。

然而，斯坦因的学术训练并非没有代价。牛津剑桥虽然给了他丰富的知识，却也让这个腼腆的年轻人更加封闭。他不太参与学生的社交活动，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一位剑桥的同窗后来回忆说，斯坦因“总是独来独往，好像周围的世界与他无关”。这种性格特质让他在学术上精进迅速，却在社交上显得格格不入。

1886年，斯坦因从剑桥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他通过了英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印度教育部工作，被派往旁遮普省担任教育督察一职。这个职位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即将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纯粹的学者转变为兼具学术训练和实践经验的探险家。

在赴任途中，斯坦因取道埃及和波斯湾。他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地中海以东的世界。当轮船驶过亚历山大港时，他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想象着千年前商人们从这里出发，沿着尼罗河深入非洲内陆，或者换乘小船驶向红海。波斯湾的闷热海风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热带气候的威力，也让他对即将抵达的印度充满了期待。

印度的觉醒：田野工作的诞生

1887年，斯坦因抵达印度，在旁遮普省的教育督察岗位上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印度岁月。这段时期奠定了他作为探险家的核心能力——系统性的田野工作方法。

教育督察的工作本身与考古探险相去甚远。斯坦因的职责是巡视旁遮普省各地的学校，检查教育质量，撰写报告。这份工作单调乏味，却给了他一个宝贵的机会：深入了解印度的乡村和城镇，熟悉当地的语言、风俗和社会结构。他骑着马或者坐着牛车，穿行在旁遮普的平原上，检查一所又一所学校。

这些看似与考古无关的巡视工作，却极大地训练了斯坦因的田野能力。他学会了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如何在没有现成设施的条件下安排食宿。更重要的是，他有机会观察印度次大陆多样的文化和宗教遗迹——从犍陀罗的佛教石窟到莫亨焦-达罗的古代城市遗址，旁遮普及其周边地区保存着丰富的古代遗存。

斯坦因很快不满足于仅仅巡视学校。他开始利用督察工作的便利，在各地寻找古代遗址并记录相关信息。他随身带着笔记本和测量工具，每到一处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就停下来进行详细考察。这种习惯让他逐渐摸索出一套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如何定位遗址、如何记录地表文物、如何判断地层堆积的可能性。

1890年，斯坦因利用一次休假机会，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古代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性考察。他翻越喜马拉雅山口，进入这片至今仍充满争议的高山谷地。在斯利那加附近，他发现了数处佛教遗址的痕迹，包括一些带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石雕碎片。这些发现让他兴奋不已——虽然只是地表采集，没有任何重大发现，但这次考察证实了他的一个判断：克什米尔地区是理解古代中亚与南亚交流的关键地带。

这次克什米尔之行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斯坦因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这部7世纪中国高僧的旅行记录，是研究印度和西域历史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当斯坦因在斯利那加的一家图书馆里读到这部著作时，他被深深震撼了。玄奘在7世纪独自一人穿越沙漠高山，从中国来到印度求法，行程历时十九年，途经一百多个国家。斯坦因后来写道，他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就感到一种“精神的召唤”——仿佛玄奘在千年之后向他发出邀请，邀请他沿着古代旅行家的足迹走下去。

这种召唤成为斯坦因日后探险精神的核心动力。他不再仅仅把探险看作学术工作，而是视为一种精神朝圣——追随古代圣贤的足迹，探寻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1892年，斯坦因利用另一次休假，对俾路支斯坦和信德省进行了考察。这片位于印度西部的干旱地区，与阿富汗和伊朗接壤，是进入中亚的门户地带。斯坦因在俾路支斯坦的沙漠边缘地带发现了一些古代佛教遗址的痕迹，虽然规模不大，但证实了这一地区在古代曾经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他还考察了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这座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文明古城在当时刚刚被部分发掘，斯坦因的考察报告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这些印度时期的考察活动，虽然规模有限，却为斯坦因日后的重大探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逐渐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田野工作流程：

遗址定位与初步评估。每到一处可能存在古代遗址的地区，斯坦因会首先查阅已有的文献记录，确定最有可能的遗址位置。他会向当地老人打听有无“旧城”“古塔”“佛寺”等地名的传说，然后根据方位和地形特征进行实地踏勘。

地表文物采集与记录。在遗址范围内，他会仔细搜索散落的陶片、砖块、石雕和其他人工制品。每件采集物都要记录发现位置、深度、伴生物等详细信息。这些记录日后成为判断遗址年代和文化属性的依据。

遗址平面图绘制。他会使用简单的测量工具绘制遗址的平面布局图，标注重要遗迹的位置和方向。这种图纸虽然简陋，却是遗址最重要的基础资料。

当地口述历史的收集。斯坦因精通当地语言，能够直接与当地居民交流。他会询问关于遗址的传说故事、近期有无出土文物、土地利用情况等问题。这些口述资料往往能提供文献中没有的信息。

系统性发掘的规划。如果初步评估认为遗址具有重大价值，他会制定详细的发掘计划，确定发掘区域、方法、人员和所需物资。

这套方法论的形成，标志着斯坦因从业余爱好者转变为专业田野工作者。他不再是那个在书房里想象沙漠的年轻学者，而是一个知道如何将想象转化为实地发现的人。

1898年，斯坦因获得了一个重要机会。他被任命为印度考古调查局巡视员，全职负责印度的考古调查工作。这份工作让他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真正热爱的事业中。他开始筹划对印度西北边境地区的系统性考察，目标是将文献记录与地面遗迹相互印证，重建古代贸易路线和佛教传播路径。

就在这个时候，斯坦因听说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发现。1895年，赫定在沙漠中险些丧命，但他的考察成果——包括对罗布泊的定位和对古代绿洲遗址的发现——震动了欧洲学术界。斯坦因意识到，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费尔干纳的召唤：第一次尝到中亚的魅力

1898年深秋，斯坦因从印度出发，取道阿富汗北部，进入中亚细亚地区。他的目的地是费尔干纳谷地——这片位于天山山脉与帕米尔高原之间的肥沃绿洲，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玄奘西游途中经过的地区之一。

这次考察是斯坦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亚之旅。当他翻越兴都库什山口，进入阿富汗的荒凉高原时，他终于亲身体验到了那种在书房里想象过无数次的感觉：广袤无垠的大地、稀薄清冽的空气、远离现代文明的孤独与自由。他在日记中写道：“站在这些山口上，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的旅行者和商人能够穿越如此艰难的旅途——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目标，有信念。”

费尔干纳谷地给斯坦因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片谷地被天山雪峰环抱，遍布古代城镇和宗教遗址。斯坦因在这里考察了数处佛教遗迹，包括一些带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壁画和雕像。他还发现了一些古代灌溉系统的遗迹——这些纵横交错的沟渠和水渠证明了这一地区古代农业文明的辉煌。

最令斯坦因激动的是他在瓦赫什河谷的一次发现。当地人告诉他附近有一座被称为“古代佛塔”的土丘，斯坦因立刻前往调查。这座佛塔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从残留的结构来看，年代相当久远。斯坦因在佛塔周围发现了一些陶片和少量金银币，其中一枚银币上刻有佉卢文铭文——这是古代贵霜帝国使用的文字，表明这座佛塔可能建于公元1至3世纪。

虽然这次发现算不上重大考古突破，但斯坦因意识到，他正在触摸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他写道：“这些陶片和硬币沉默了千年，今天终于有人来倾听它们的声音。”

费尔干纳之行还让斯坦因第一次体验到了中亚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阿富汗、俄国、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犬牙交错，每一方都在争夺影响力。斯坦因虽然是学者，但他的英国护照和他与印度政府的关联让他在俄国势力范围显得敏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学者身份并不能完全保护你免受政治风险的波及。”这种政治敏感性后来成为他每次探险都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

然而，正是这种与政治现实的近距离接触，让斯坦因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使命感。他意识到，欧洲列强对中亚的争夺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也是知识层面的——谁先发现并记录这些古代遗址，谁就在学术话语权上占据优势。斯坦因渴望为英国和欧洲学术界赢得这种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让世界知道这些被遗忘的文明曾经存在过。

从费尔干纳返回印度的途中，斯坦因绕道访问了撒马尔罕。这座古城曾是帖木儿帝国的首都，保存着举世闻名的建筑遗迹。当他站在雷吉斯坦广场上，仰望那三座宏伟的经学院时，他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了一千年前这座城市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繁华景象。撒马尔罕的市场上，来自中国、波斯的商人用各种语言讨价还价；清真寺的尖塔上召唤祈祷的声音此起彼伏；学者们在图书馆里研究从印度和中国带来的典籍。这种景象让斯坦因更加坚信，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真正的文明纽带，连接着东西方世界。

1899年初，斯坦因返回印度。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教育督察，而是一个对中亚充满热情、对田野工作充满信心的探险家。他在印度学术界也赢得了一定的声誉——1898年，他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吸收为会员，这标志着他在专业领域获得了认可。

但斯坦因并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考察。他开始筹划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敦煌，沿玄奘的足迹走一遍，寻找那些被沙丘掩埋的古代遗址和文书。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资金、人手、设备、许可证，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安排。

就在斯坦因为远征计划殚精竭虑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遇让他提前实现了部分目标。

克什米尔：出发的起点

1900年初，斯坦因从印度启程，抵达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他此行的名义是进行一次学术休假，但实际上，他要在这里完成一项重要准备：为即将开始的中亚探险做最后的物资筹备和路线规划。

斯坦因选择克什米尔作为探险的起点绝非偶然。这座喜马拉雅山麓的城市是进入中亚的门户，从这里出发，向西北可以取道帕米尔高原进入费尔干纳，向东北可以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抵达新疆。克什米尔本身也是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遗迹在这片土地上交叠共存，是理解中亚文明多样性的绝佳窗口。

斯坦因在斯利那加郊外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探险筹备的大本营。他从英国和印度采购了大量物资，包括测量仪器、绘图工具、照相设备、药品、食物和野外生存装备。他还招募了一批当地助手——其中包括几位经验丰富的牦牛牧人和一位曾在英国驻新疆领事馆工作过的翻译。这些人日后成为他探险队的中坚力量。

在克什米尔的几个月中，斯坦因系统研读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他逐字逐句地对照古代文本与现代地图，标注出玄奘记载的每一个地点可能的现代方位。这项工作极其繁琐，但斯坦因乐此不疲。他发现，通过这种方法，他能够大致还原玄奘1300年前的行程路线，从而推断出古代遗址可能出现的位置。

他还仔细研究了斯文·赫定和俄国探险家的考察报告，分析他们已经发现的遗址和尚未探索的区域。斯坦因意识到，虽然赫定在中亚取得了重大发现，但他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和罗布泊地区，而玄奘记载的许多地点——尤其是沙漠南缘的古代遗址——尚未被系统调查过。这些地区正是他计划探索的重点。

1900年初夏，一切准备就绪。斯坦因带着他的小探险队从克什米尔出发，取道罕萨和雅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境内。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古代遗址——丹丹乌里克和喀达里克。这两个名字出自玄奘的记载，但在现代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对应位置。斯坦因希望能够重新发现它们。

多年后，斯坦因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的牦牛队翻过最后一个山口，看到塔里木盆地在脚下铺展开来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那片大地沉默而广袤，仿佛在等待了千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个人来倾听它的诉说。”他接着写道：“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次探险将改变我对西域的认知，也将改变世界对这片地区的认知。但我隐约感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学术考察，更像是一场朝圣——追随玄奘足迹的朝圣，寻找失落文明的朝圣。”

斯坦因的中亚探险大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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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斯坦因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相：伟大的探险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他的腼腆内向性格让他在社交场合显得笨拙，却赋予了他长时间独处而不感到寂寞的能力；牛津剑桥的古典学训练给了他理解古代世界的知识工具，而印度的田野工作让他掌握了将知识转化为实地发现的方法论；对玄奘的崇敬为他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克什米尔则成为他出发的起点。

这些要素缺一不可。没有学术训练，他无法理解古代文本的价值；没有田野实践，他不知道如何在沙漠中找到遗址；没有精神召唤，他可能像其他学者一样安于书斋。斯坦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这四种要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探险家品质。

当我们理解了他是如何成长为探险家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1900年的中亚探险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二十年积累的集中爆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他如何利用这些积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取得震惊世界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