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处的时代

第 1 章：墨子所处的时代

公元前476年，距离孔子辞世不过数年，中国历史翻开了最为动荡的一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此年为战国之始，并非随意划定，而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这一年前后，周王室失去了最后一点象征性权威，诸侯国之间的争斗从“争霸”转向“兼并”，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改变。就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名叫墨翟的人物诞生了。

理解墨子为何提出“兼爱”“非攻”“尚贤”等主张，不能仅从《墨子》一书的文本出发。思想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具体历史处境的回应。墨子本人说过：“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只有放到战国初期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什么是“天下之害”？为什么需要“兴利除害”？谁有能力去做这件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深藏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思想结构之中。

本章的任务是为理解墨学建立一个历史坐标。我们将从三个维度审视战国初期：政治格局如何重塑了国际秩序，经济变革如何动摇了社会根基，思想氛围如何为新学说提供了舞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考察墨子本人的生平轨迹，理解他的手工业者身份如何影响了他的问题意识和表达方式。

战国初期的政治格局：诸侯争霸与周王室衰微

要理解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首先要理解西周分封制的基本逻辑。周武王克商之后，面临一个统治难题：如何在幅员辽阔的疆域内维持有效控制？周人的解决方案是分封制——将同姓子弟和功勋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屏障和藩属。诸侯对周王承担朝贡、随征等义务，周王则提供军事保护和合法性背书。这套体系运转良好的前提是：周王室足够强大，能够压服任何诸侯的离心倾向；诸侯国之间实力均衡，彼此牵制，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前提在西周晚期开始动摇。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动摇了周厉王的统治，此后周昭王、穆王连年对外用兵，周王室的实力持续消耗。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从这一刻起，周王室事实上已沦为二流诸侯国，所谓的“天下共主”只剩下名义上的权威。

进入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诸侯国之间虽然仍有尊王攘夷的外交辞令，但实质上已经进入争霸阶段。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崛起，试图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获得对其他诸侯的领导权。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有明确的规则：霸主的目的是获得指挥其他诸侯的权力，而非消灭他们。郑国在繻葛之战（公元前707年）中被郑庄公击败，周王室象征性地损失了权威，但郑国并没有吞并周王室的地盘；晋楚两国在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后形成了两极格局，但两国之间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势力均衡。这种争霸模式背后，有一套隐形的国际秩序在起作用：周礼虽然已经开始崩坏，但贵族间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

战国初期的根本性变化，在于这套游戏规则被彻底打破。公元前475年之前，诸侯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争霸战——打服对方，让对方承认自己的领导地位，然后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公元前475年之后，战争的目的变成了兼并——彻底消灭对方国家，吞并其土地和人口。这种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和“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齐国被大夫田氏篡夺，这意味着传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一步退化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诸侯国内部的家臣也开始挑战诸侯权威。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之间的博弈，不再是为了争当霸主，而是为了统一天下。

这一时期战争规模急剧扩大。春秋时期的大战，兵力通常在数万规模，交战时间短暂，破坏范围有限。《左传》记载的城濮之战，晋国投入兵力约七千人，楚国约两万人，已经是春秋时期的大型战役。而到战国中期，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长平之战的规模已非春秋可比。战争性质也从贵族之间的荣誉之争，转变为毫无底线的灭国之战。《孙子兵法》虽然成书于春秋末期，但其“兵者诡道”的核心思想，在战国时代被发挥到极致。

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时间线来把握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战国初期至中期重大事件年表（公元前475年—公元前350年）

section 政治格局 公元前453年 : 韩、赵、魏三家灭智氏 分晋态势初定 公元前403年 : 周威烈王承认三家为诸侯 战国格局正式形成 公元前386年 : 田氏代齐 齐国政权更替 公元前379年 : 齐康公去世 田氏完全控制齐国

section 军事战争 公元前475年—前470年 : 越灭吴 南方格局重塑 公元前369年 : 魏伐韩 七雄混战开启 公元前354年 : 桂陵之战 魏围赵都邯郸 公元前341年 : 马陵之战 齐败魏、庞涓死

section 思想发展 约公元前468年 : 墨子出生 墨学萌芽期 约公元前460年—前380年 : 墨子主要活动期 止楚攻宋等重要事件 约公元前390年 : 墨子约卒年 墨学传承开始 公元前386年—前350年 : 魏国李悝变法 法家思想实践 ```

从这张时间线可以看出，墨子主要活动的时期（约公元前468年至前390年），恰好是战国格局刚刚形成、各国开始进行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旧秩序已经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各国都在探索生存和发展之道；战争频繁但尚未进入白热化阶段。这种“过渡期”的特征，为墨子的思想创造提供了特殊的土壤。

对墨子而言，这种政治格局意味着什么？“非攻”思想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兼并战争的直接回应。墨子反对的不仅是战争本身，更是战争性质的转变——从有规则的争霸战到无底线的灭国战。他提出“兼爱”理论，要求诸侯以平等之心对待天下各国，不要因为强弱大小而区别对待。这种主张在今天看来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是对战争升级趋势的一种道德抗议。

社会经济变革：铁器牛耕与井田制瓦解

如果说政治格局的变化是战国时代的表层现象，那么经济基础的变革则是这一时期的深层动力。任何思想体系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条件。墨子思想的许多核心主张——比如重视劳动、强调实用、反对浪费——都可以追溯到战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变革。

理解这一时期的经济变革，需要从生产工具的革命说起。在中国历史上，铁器的普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根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铁器出现在商代，但那些是使用陨铁锻造的器物，数量极少，难以用于农业生产。西周时期开始出现人工冶铁，但技术原始，产量有限。真正推动农业生产力跃升的，是春秋战国之际铁冶炼技术的成熟。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考古遗址显示，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前后），铁制农具已经相当普及，包括铁犁、铁锄、铁铲、铁镰等。铁器的硬度远胜青铜，耐用性更强，这使得深翻土壤、开垦荒地成为可能，农业生产规模因此大幅扩大。

与铁器普及相伴的，是牛耕的推广。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牛耕的国家之一，但牛耕的普及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商周时期，牛主要用于祭祀和运输，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器的使用和农业规模的扩大，牛耕的优势开始显现。牛的力量远胜人力，可以牵引更重的犁铧，翻耕更深的土壤，效率是人力的数倍。《国语·晋语》记载，晋国大夫范宣子与邢伯争田，竟用“宗庙之牛”作赌注，可见牛在当时已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牛耕的推广，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为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

生产工具的革命，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西周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井田制。这是一种以“井”字形土地划分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每九百亩土地为一个单位，形状如“井”字，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户农民共同耕种，收获物上交领主；周围八百亩为“私田”，由八户农民分别耕种，自留口粮。井田制的本质，是领主土地所有制与农民份地制的结合。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他们除了耕种自己的份地，还要承担公田的劳役。这种制度在西周早期运转良好，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明显：公田的收成无人关心，私田的质量参差不齐，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

铁器牛耕的普及，为突破井田制的束缚创造了物质条件。新的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使得个体家庭有能力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农民开始在自己的私田里精耕细作，同时消极对待公田的劳役。《诗经·齐风·甫田》写道：“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诗句描述的是公田荒芜、杂草丛生的景象，反映了井田制晚期农民对公田劳役的抵制。当个体农户的生产能力超越井田制的框架时，土地私有化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一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的推行。“初税亩”之前，鲁国按井田制的原则收取赋税，以农民在公田和私田的劳役为表现形式。“初税亩”之后，鲁国开始按土地实际面积征收实物税，不再区分公田和私田。这看似微小的变化，实际上是对土地私有权的默认。农民开始被视为土地的实际使用者，而非单纯的无偿劳动者。这一改革随后被其他诸侯国效仿，土地私有制在战国初期已是大势所趋。

土地私有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加速。西周春秋时期，社会结构相对固化：贵族是贵族，庶民是庶民，“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各安其位。井田制瓦解之后，农民可以通过努力开垦新地、积累财富来改变自己的地位；贵族则可能因为战败、失宠或经营不善而衰落。《墨子·贵义》中提到：“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这里的“农夫”显然已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向领主缴纳的是税收而非劳役。战国时期“布衣卿相”的出现，比如商鞅、张仪、范雎等从平民崛起为秦国、魏国的高官，正是这一社会流动的缩影。

对于墨子而言，这一社会经济变革的意义是多重的。首先，铁器牛耕提高了劳动效率，使得体力劳动和技能劳动的社会价值凸显。墨子本人是出色的手工工匠，他亲手制作守城器械，为弟子们做出了表率。在他看来，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人的基本价值体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这句出自《墨子·非乐上》的话，恰恰是对战国初期劳动价值上升这一时代趋势的理论表达。

其次，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新兴的地主和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因为战乱、赋税和高利贷而失去土地，沦为雇农或奴隶。《墨子·非攻中》记载，墨子曾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与其劳心者”不劳而获，“与其劳力者”劳而不获，批评“当今之主”大量蓄养狗马畜兽和宫中美女，“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这些描述虽然是泛泛之论，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战国时期确实日益严重。

最后，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使得传统的宗法关系松弛，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主要由血缘和等级决定，而是开始受到利益和契约的调节。《墨子·兼爱中》提出“兼以易别”，主张打破亲疏远近的差别，以平等之心对待所有人。这种主张在井田制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候人的身份由宗法关系决定，不存在“兼爱”的社会土壤。只有当个体从宗法网络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兼爱”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原则才有提出的可能。

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化的对比，来把握这一时期经济变革的要点：

| 变革维度 | 井田制时代（西周至春秋） | 战国初期 | |----------|--------------------------|----------| | 主要生产工具 | 青铜器、石器、木器 | 铁制农具、牛耕普及 | | 土地制度 | 领主所有制、集体劳作 | 土地私有、个体经营 | | 社会流动 | 身份固化、阶层封闭 | 布衣卿相、平民崛起 | | 人际关系 | 宗法血缘为基础 | 利益契约为纽带 | | 思想资源 | 强调等级秩序 | 呼唤平等互利 |

需要指出的是，战国初期的经济变革是一个渐进过程，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齐国、魏国、秦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楚国、三晋保留了较多旧制度残余。墨子本人据说来自宋国或鲁国，这两个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都是文化重镇，经济结构相对保守。墨子的思想中，既有对新兴生产关系的适应，也有对传统道德的坚守。这种复杂的张力，正是理解墨学的关键所在。

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格局

战国初期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必然在思想领域引起回应。当旧秩序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当新的社会现实需要解释和规范，思想的创新便不可避免。墨子的思想，并非在思想真空中产生，而是直接参与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潮流。

要理解墨子所处的思想背景，首先要把握“诸子百家”的基本格局。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曾言：“春秋以前，无私人著作。”这句话虽有夸张，但大体成立。西周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知识和文化由贵族垄断，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孔子以布衣身份授徒讲学，被视为私家讲学的开端。此后，私人讲学蔚然成风，知识分子群体迅速扩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战国末期“私学”已经与“官学”分庭抗礼，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

私学的兴起，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大量出身平民或没落贵族的知识分子进入思想领域，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和关切。墨子本人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不是贵族出身，而是凭借技艺和学识在乱世中崛起。他的弟子中也有许多是“贱人”出身，《墨子·贵义》中提到，墨子曾派自己的学生到各国游说，这些学生的社会身份并不显赫。知识阶层的扩大，为思想的多样化创造了前提。

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并非各说各话，而是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将战国思潮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如何救乱世”。这是一个从混乱走向秩序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在新格局下重建社会组织原则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不同的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儒家强调恢复周礼，以道德教化重建秩序；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刑法治国，强化君主权力；墨家则提出“兼爱”“非攻”，以功利主义为导向重建社会。

让我们简要梳理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派及其主张，以便为理解墨子的独特性提供坐标。

儒家的开创者是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稍早于墨子。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亲眼见证了礼崩乐坏的过程。他的应对之道是“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约束自己的欲望，回归周公制定的礼仪规范。孔子强调仁，认为“仁者爱人”，但这种爱是有差等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政治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榜样感化百姓，而非以刑罚威慑。在墨子看来，儒家的这套学说有两个问题：第一，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墨子对此深表不满；第二，儒家的礼乐文化过于繁复奢侈，墨子认为应该简朴务实。

道家的开创者是老子，相传与孔子同时代，但老子其人其事在学术界仍有争议。《道德经》的成书可能在战国时期，但其中保留了春秋时期的思想元素。老子的核心主张是“道法自然”，认为宇宙本源于“道”，而“道”的本质是自然无为。在社会政治层面，老子反对人为的干预，主张“无为而治”。他批评儒家的仁义道德和法家的刑罚法令，认为这些都是乱世的表现，越治越乱。老子的思想对后来的庄子、杨朱有重要影响，但在墨子活动的时代影响有限——墨子对道家的批评在《墨子》一书中很少见到，这可能说明道家在当时尚未形成气候。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商鞅（约公元前395年至前338年）、韩非（约公元前280年至前233年）等，但法家的先驱者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李悝等人。法家的核心主张是以法治国，以刑赏二柄驭民。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实践，为法家思想提供了成功范例。公元前359年和前350年，商鞅两次在秦国推行变法，废除井田制、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这些改革措施，使秦国迅速崛起为强国，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墨子对法家的态度较为复杂：他认同法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认同以实际功效评判政策的标准；但他不认同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思路，而是主张以道德和宗教（“天志”“明鬼”）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在儒、道、法之外，还有许多小流派，比如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等。这些学派各有专长：阴阳家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用阴阳五行解释历史变迁；名家的惠施、公孙龙讨论“合同异”和“离坚白”等逻辑问题；农家的许行主张君臣并耕，市贾同价；纵横家的苏秦、张仪则以外交策略游说诸侯。这些学派的存在，说明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极为活跃，不同观点可以自由竞争。

墨子在这一思想格局中的位置，颇为独特。他批判儒家和道家，但他自己的许多概念框架又来自儒家传统；他强调功利和实效，这与法家的思路有相通之处，但他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他提出“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关注社会组织问题，但他的最终依据是宗教性的“天志”和“明鬼”。这种复杂的理论构成，使得墨学成为一个难以归类的思想体系。

《墨子》一书中保存了墨子与同时代人论辩的记录，这些记录为我们理解墨子所处的思想环境提供了珍贵材料。《墨子·公孟》记载了墨子与儒家信徒程子的辩论，墨子批评儒家“厚葬久丧”和“弦歌鼓舞”，认为这些做法浪费社会财富；《墨子·非儒》记载了墨子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批评，认为这是“别”而非“兼”，是乱世之源。《墨子·耕柱》记载了墨子与儒家后学巫马子的对话，墨子批评巫马子的主张“自是而非人”，缺乏客观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在批评其他学派的同时，也吸收了它们的合理成分。他对“义”的强调，与儒家有渊源；他对方术和逻辑的重视，与名家有联系；他对实际功效的关注，与法家有共鸣。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得墨学成为战国时期最具综合性的思想体系之一。

墨子生平的两个侧面：手工业者与思想家

理解墨子的思想，不能不考察他的生平。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墨子所作的传记极为简略：“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区区二十余字，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意味着，关于墨子的生平，我们不得不主要依赖《墨子》一书中保存的传说和后人的追记，而这些都是二手甚至三手材料，需要谨慎使用。

关于墨子的籍贯，历来有“宋人说”和“鲁人说”两种观点。综合各种文献材料，“宋人说”较为可信。《吕氏春秋·当染》记载：“墨子学于儒者之门。”《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说明墨子年轻时曾学习儒家学说，后来才自立门户。《墨子·贵义》记载：“墨子自鲁即齐，见故人。”这里的“鲁”是墨子活动的地点，而“齐”是他要去的方向。许多学者据此推断，墨子本为宋国人，后长期居于鲁国。

关于墨子的职业，《墨子》一书中多有暗示。墨子曾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说明他既不从政也不务农，而是从事手工业或其他职业。《墨子·非攻下》记载，墨子与“巧卑”讨论“车辖”的制作工艺；《墨子·备城门》详细记载了各种守城器械的制造方法，其中涉及力学原理和机械设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墨子的著名故事：墨子的弟子“耕柱子”犯了错误，墨子责备他，耕柱子不解，墨子回答说：“我将上行太行，驾骥与牛，驾驴者责人，将车逐之。”这个故事暗示墨子日常使用牛车或驴车，属于普通劳动者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