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研究的多元视角

宋代城市研究的多元视角

引言：一个时代的城市命题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渡口回望两宋，常常会被一组看似矛盾的现象所困惑：这是一个军事力量积弱的时代，却也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这是一个边疆烽火连绵的乱世，却也是城市文明达到历史新高的盛世。汴京百万人口的都市规模、临安“地经大火之余”的繁华盛景、泉州“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开放气象，这些跨越千年的城市遗产，究竟是如何在这片动荡与繁荣交织的土地上诞生的？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首先审视前人如何认识宋代城市。二十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一领域，形成了众说纷纭的学术图景。然而，这些研究视角各有侧重，也各有盲区。本章的任务，正是要在系统梳理既有学术史脉络的基础上，评介主要研究范式的贡献与局限，进而阐明本书所采用的“经济—技术—文化”三维协同分析框架何以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可能。

这一框架的选择并非任意为之。在笔者看来，宋代城市繁荣的密码，既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因素或文化因素，也不能被化约为技术层面的突破或制度层面的变革。它是一种复杂的协同效应——经济需求的拉动、技术创新的支撑、文化观念的塑造，三者相互缠绕、彼此强化，共同编织出这座城市文明的锦绣图景。只有把握这种协同机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宋代城市何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迸发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一、内藤假说与“唐宋变革”范式

1.1 假说的提出与核心主张

在宋代城市研究的学术版图中，任何讨论都无法回避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的“唐宋变革”假说。这位日本东洋史学的奠基人，在其系列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922）中，系统阐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论点：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间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是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的过渡，从“上古”向“近世”的跃迁。

内藤的核心论证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层。首先，他观察到唐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贵族”世家大族，他们通过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婚姻维系社会等级，贵族与君主之间形成一种相对松散的共治关系。而宋代通过科举制度打破了这一格局，取士不问出身，官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君主权力因此获得空前的强化。其次，内藤注意到宋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唐代城市本质上仍是贵族城堡的延伸，带有浓厚的军事和政治色彩；而宋代城市则日益脱离乡村的控制，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城市经济与城市生活。最后，他特别强调宋代出现的“平民”文化——士人阶层的扩大、印刷术的普及、市民文学的兴起——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社会从贵族时代进入平民时代。

在内藤的框架中，城市研究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敏锐地指出，城市形态的变迁是判断社会转型的重要指标。唐代的“坊制”——一种以围墙分割城市空间、实行宵禁制度的城市规划——到宋代让位于开放的街市体制，这一空间形态的转变被他视为“近世”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关键特征。

1.2 假说的学术影响与持续争论

内藤假说提出后，迅速成为东亚中国史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在日本学者中，宫崎市定将其发展为“宋代近世说”，进一步论证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化因素。在中国学者中，陈寅恪、钱穆等大家虽不完全赞同内藤的具体结论，但都承认唐宋之间存在深刻的社会变迁。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对这一议题的讨论更是持续升温，形成了“唐宋变革”研究的繁荣局面。

然而，内藤假说也始终面临来自各方的质疑和修正。第一类批评指向其“宋代中心”的视角偏见。部分学者指出，内藤的论证带有强烈的“以宋律唐”倾向，容易忽视唐代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复杂性。例如，唐代后期出现的坊市制松弛、商业发展迹象，是否已经预示了宋代的城市变革？第二类批评来自比较视野。有学者将宋代城市与中国之外的城市发展进行比较，发现宋代城市的某些特征并非如内藤所言那般独特——唐代后期的坊市松弛在拜占庭帝国、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趋势。第三类批评则指向内藤假说的欧洲近代化预设，认为这一框架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容易将宋代的发展简单等同于向欧洲模式的靠拢。

尽管存在争议，内藤假说仍然是理解宋代城市不可绕过的学术坐标。其核心贡献在于：它将城市研究置于宏观社会转型的框架中，揭示了城市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深层关联。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后续研究都无法回避内藤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宋代城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代表了与前代不同的“新”？

1.3 假说在本书中的定位

本书将在批判性继承内藤假说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一方面，我们承认“唐宋变革”的基本判断——宋代城市确实呈现出与唐代不同的面貌，坊墙的倒塌、街市的兴起、夜生活的繁荣，这些空间形态的变迁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我们也警惕将这一变革过度理想化或本质化。宋代城市的发展并非线性进步，而是充满波折与地域差异的复杂过程。

更重要的是，内藤假说主要关注政治和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对城市经济的技术维度关注不足。在他那里，城市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空间表达，而城市本身的物质基础——市场结构、基础设施、技术条件——则相对处于视野的边缘。本书提出的“经济—技术—文化”三维框架，正是要填补这一空白，将城市的技术经济基础与社会文化变迁有机整合，从而提供更为完整的解释。

二、商业革命论与经济史视角

2.1 斯波义信的学术贡献

如果说内藤假说侧重于政治社会的宏观变革，那么斯波义信（1930-2009）的研究则代表了对宋代城市进行经济史分析的高峰。斯波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大家，其代表作《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和《宋代都市史研究》（1972）系统重建了宋代城市的经济图景。

斯波的核心论点是“宋代商业革命”。他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两宋时期中国的商业活动经历了质的飞跃，其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此前任何历史时期。具体而言，斯波从以下几个维度论证了这一“革命”：

市场层级的扩张。斯波指出，宋代形成了从地方集市（墟市、草市）到区域性市场（镇市），再到全国性市场（中心都市）的多层市场网络。这一网络的运作不再依赖行政权力的干预，而是基于商品流通和价格机制的自我调节。以汴京为例，每日进入城市的商品数以万计，仅漕运粮食一项，年输入量就高达六百万石。这种规模的商品流通，在前近代世界中是绝无仅有的。

货币经济的深化。斯波特别强调宋代货币经济的发展。他统计了两宋的铜钱铸造量，发现北宋时期的年铸币量平均在一百万贯以上，最高年份达到三百万贯，是唐代最高年份的十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宋代出现了纸币（交子、会子），这在世界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货币的广泛流通促进了商品交换的便利化，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设施。

城市功能的专业化。斯波注意到，宋代城市日益超越政治中心的功能定位，发展出多样化的经济功能。以手工业为例，汴京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军器监、文思院等）之外，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形成了纺织、造纸、印刷、制茶、制瓷等专业化部门。同时，服务业也在宋代城市中崭露头角：酒楼茶肆遍布街巷，娱乐业（勾栏瓦肆）高度繁荣，金融业（柜坊、钱庄）开始萌芽。城市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居所，而成为各种经济活动的汇聚之地。

市场制度的创新。斯波还考察了宋代市场制度的创新。他注意到，行会（商铺组织）制度在宋代趋于成熟，行会不仅具有协调价格、分配市场的经济功能，还承担了行业自律、劳资调解等社会功能。同时，信用制度也有所发展，赊销、预付货款、委托贸易等交易方式广泛存在，降低了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

2.2 商业革命论的意义与局限

斯波义信的研究对宋代城市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他将城市研究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附庸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经济史视角的独立地位。通过系统梳理商业发展的证据，斯波证明宋代城市不是静态的政治容器，而是动态的经济肌体。其次，他提供了一套可以量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市场网络、货币流通、商品种类、交易规模等指标的统计，斯波使我们对宋代经济的“量”有了更为具体的把握。最后，他的研究为后来的“宋代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奠定了实证基础。

然而，商业革命论也存在若干局限。第一，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商业发展的自发性，容易忽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宋代政府并非商业活动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规制者——榷场制度、市舶司制度、官营手工业等，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深度介入。第二，商业革命论关注的是整体性的经济趋势，对城市之间的地域差异关注不够。宋代城市的发展极不平衡，汴京、临安等大城市与普通州县城市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不能用同一模式解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商业革命论主要关注“交易”层面的变革，对“生产”层面的技术变革重视不足。商业的繁荣需要有物质生产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在斯波的论述中相对模糊。

2.3 技术维度的引入

本书认为，要克服商业革命论的局限，需要将技术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事实上，宋代商业繁荣的背后，有一系列关键技术突破在提供支撑。以印刷术为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虽然泥活字很快被木活字和铜活字取代）极大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使知识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进而促进了教育普及和市民识字率的提高。以纺织技术为例，宋代出现的脚踏纺车和水力大纺车，使纺织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城市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以陶瓷技术为例，宋代窑场的工艺创新——如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的粉青釉——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还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支撑了海上贸易的繁荣。

更重要的是，交通技术的进步是宋代市场网络扩展的关键条件。内河航运方面，宋代对大运河的整治和扩建，使南北物资流通更为便捷；海运方面，泉州、明州等港口的设施改善和导航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商业革命就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书提出的“经济—技术—文化”三维框架，正是要弥补既有研究的这一不足。我们将技术视为连接经济需求与文化表达的中介变量：经济需求催生技术创新的方向，技术创新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并创造新的可能性，而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后果又会在文化层面得到表达和强化。只有将这三个维度整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宋代城市繁荣的内在机制。

三、社会文化史转向与新研究范式

3.1 文化史视角的兴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汉学界出现了向文化史倾斜的研究趋势。这一转向的背景是多方面的：后现代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质疑、新文化史对“日常”和“地方”的关注、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内在需求，都推动学者们将目光投向城市的文化维度。

在宋代城市研究领域，这一转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和华裔学者韩明士（Robert Hartwell）。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1990）和相关城市研究，聚焦于城市中的宗教实践和民间信仰，揭示了这些“边缘”文化因素在塑造城市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韩明士则通过对南宋抚州的研究，考察了地方社会中的宗族、士人与城市网络，呈现了宋代社会的复杂纹理。

在中国本土学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同样蓬勃发展。漆侠、王曾瑜等经济史家转向社会文化层面的探讨，梁庚尧的城市社会史研究、伊永文的宋代城市生活研究，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们对宋代城市文化的认识。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将城市视为文化实践的场所，关注日常生活、身体体验、象征符号、集体记忆等“软性”因素。

3.2 市民文化的界定与特征

在这一研究脉络中，“市民文化”成为一个核心概念。那么，何为“市民文化”？它与贵族文化、宫廷文化、乡土文化有何区别？

本书将“市民文化”界定为：建立在城市经济活动基础之上，以城市居民为主体创造和享用的，体现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经济基础。市民文化的产生以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前提。当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不再是土地收益或政治俸禄，而是工商业活动和手工业劳动时，一种独立于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就有了萌发的土壤。宋代城市的工商业人口比例远超前代，这是市民文化兴起的根本条件。

主体构成。市民文化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但这里的“居民”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包括工商业者、手艺人、店员、伙计、艺人、僧道、士兵、下层官僚等各个阶层。市民文化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文化，而是不同阶层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的共享文化。这些群体虽然经济地位悬殊，但在消费场所（如酒楼、茶肆）、娱乐空间（如勾栏、瓦肆）、宗教场所（如寺庙、道观）中有大量交集，这种交集是市民文化形成的重要机制。

生活导向。与贵族文化的“政治—伦理”导向不同，市民文化带有鲜明的“生活—消费”导向。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质感——饮食的精致、服饰的时尚、娱乐的多样、居住的舒适。这种文化取向在宋代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汴京的酒楼可以提供数百种菜品，临安的夜市可以通宵达旦，勾栏瓦肆的演出可以吸引数千观众。这些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市民文化追求生活品质的表现。

开放与流动。与乡土文化的封闭性不同，市民文化天然具有开放和流动的特征。城市是人员的汇聚之地，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在城市中相遇，各种文化因素在这里碰撞交融。同时，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相对频繁——商人可以发家致富，艺人可以成名立腕，读书人可以科举入仕，这种流动性为市民文化注入了活力。

3.3 城市空间与文化实践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将“空间”概念引入城市研究。在这一视角下，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容器，更是文化实践的场所。街道、广场、桥梁、寺庙、园林、茶肆、酒楼——这些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交汇点和意义的承载地。

以汴京的街市为例。御街是城市的轴线，但它的功能不仅是交通，更是展示——皇家仪仗在这里行进，新科进士在这里游街，节日庆典在这里举行。这种“展示”功能使御街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舞台。再如寺庙空间，宋代的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社交中心、娱乐中心和教育中心。相国寺是汴京最大的寺庙，每月开放五次“万姓交易”，不仅有宗教活动，还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士人聚会，其功能的多样性远超今日的宗教场所。

空间的社会建构也是这一研究的重要议题。伊永文在其研究中指出，宋代城市的夜市和早市，打破了坊市制的时空限制，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时间秩序。这种新的时间秩序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延伸，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变革——它意味着城市生活不再完全服从于政治的节奏，而是发展出自己的独立韵律。

3.4 文化史视角的贡献与不足

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引入，极大拓展了宋代城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它使城市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感官体验的层面。这种研究让我们认识到，宋代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存在，更是一个“文化的”存在——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和集体记忆。

然而，文化史视角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文化解释有滑向“观念论”的风险。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独立作用，就可能忽视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对文化形态的制约。其次，文化史研究容易陷入描述性叙事，缺乏解释性的理论框架。它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但对于“为什么”和“如何”往往语焉不详。最后，文化史研究有时过于关注“差异”和“特殊”，而忽视了不同城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和规律。

本书提出的三维框架，正是要整合社会文化史的洞见与经济史、技术史的分析工具。我们既欣赏文化史对日常生活和意义世界的关注，也坚持经济和技术分析对因果机制的追究。唯有如此，才能既避免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又避免文化解释的空洞化。

四、现有范式的综合反思

4.1 三种范式的核心分歧

回顾上述三种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基本预设、分析重点和方法取向上存在显著分歧。

内藤假说将宋代城市变迁置于“贵族—平民”、“古代—近世”的宏观框架中，关注的是政治社会结构的转型。其核心预设是：宋代城市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前代的“新”秩序，这一秩序的本质是贵族制的瓦解和平民社会的兴起。

商业革命论将宋代城市理解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表现，关注的是市场网络、货币流通、交易制度等经济要素。其核心预设是：宋代城市繁荣的根本动力在于商业活动的扩张，而这一扩张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它源于经济体系自身的逻辑，而非仅仅是政治干预的结果。

社会文化史将城市视为文化实践的场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象征符号、空间意义等文化要素。其核心预设是：城市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意义的建构——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独特的世界，这一世界不能用纯粹的经济或政治逻辑来解释。

这三种范式各有其解释力，也各有其盲区。内藤假说提供了宏观视野，但过于关注政治社会结构而忽视经济和技术维度。商业革命论揭示了经济动力，但未能充分解释商业发展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世界。社会文化史展现了文化的丰富性，但容易流于描述而缺乏因果解释。

4.2 被忽视的“技术”维度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上述三种范式都未能充分关注技术维度在宋代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这里的“技术”概念，需要在广义上理解：它不仅包括生产工艺的革新（印刷术、纺织技术、陶瓷技术），还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大运河的整治、港口的建设、城市的规划），以及制度技术的创新（货币制度、市场制度、金融工具）。这些技术因素在宋代城市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它们既不能简单归入经济维度（因为它们往往是独立于市场逻辑出现的），也不能简单归入文化维度（因为它们首先是物质性的而非象征性的）。

以印刷术为例。毕昇在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宋代最重要的技术革新之一。它对城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层面，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出版业，带动了纸张、墨、刻工等上下游产业；在文化层面，它使知识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市民识字率的提高；在社会层面，它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渠道。这样一种跨越经济、文化、社会多个维度的技术革新，显然不能被单一范式所涵盖。

再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例。宋代城市的供水、排水、防火、防卫等系统都有显著改善。以汴京为例，这座城市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水系统——金水河从城外引入，清澈的河水穿过城市，为居民提供了清洁的饮用水；同时，城市的排水系统也相当完善，下水道网络遍布全城。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城市管理能力提升的体现，它们直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4.3 走向综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对既有范式局限性的认识，本书提出“经济—技术—文化”三维协同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思路是：宋代城市的繁荣是经济、技术、文化三个维度协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维度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地“三分”然后叠加。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建构的。经济需求可以拉动技术创新（如市场扩大促进印刷术改进），技术创新也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可能性（如新航线开辟促进贸易发展）；技术进步可以塑造文化形态（如印刷术普及促进阅读文化），文化需求也可以指引技术方向（如宫廷审美影响瓷器工艺）。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的。

更重要的是，三维协同框架提供了一种更为平衡的视角。它既不偏重政治社会结构的分析，也不偏重经济交易的考察，也不偏重文化意义的诠释，而是将三者视为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不同维度。这种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宋代城市的复杂面貌，避免以偏概全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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