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与他的时代

第 1 章：孟德斯鸠与他的时代

一个法国人，为何要假借波斯人之口来谈论欧洲？1721 年，当《波斯人信札》匿名出版时，巴黎的读者们拿到的是一百四十余封从波斯寄往欧洲的书信。两个名叫郁斯贝克和黎基的波斯贵族，以他们异域的视角审视着法国社会——从宫廷到教会，从婚姻到专制，从巴黎的沙龙到凡尔赛的走廊。这种叙事策略在今天看来或许只是文学手法，但若把它还原到 18 世纪初的法国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知识策略与时代焦虑。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孟德斯鸠为何选择波斯人的眼睛来观察欧洲？而要理解这个选择，我们必须先走进他的生平、他的时代，以及那个世纪正在酝酿的思想风暴。

孟德斯鸠的生平与思想背景：从贵族到启蒙哲人

孟德斯鸠的本名是夏尔-路易·德·塞孔达，1689 年 1 月 18 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属于那种在地方上拥有相当影响力、但在法国宫廷中并非顶尖显赫的“穿袍贵族”——即通过购买官职获得的贵族身份，而非依靠血统传承的“剑袍贵族”。这种身份处境对孟德斯鸠的思想形成有着微妙的影响：他既有贵族的骄傲与特权意识，又因为并非核心权力圈层而保持着某种审视距离。

1708 年，年仅十九岁的孟德斯鸠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并在同年成为波尔多高等法院的律师。波尔多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Bordeaux）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集司法审判权与登记王室敕令职能于一体的古老机构。当某个省份需要向国王陈情，或者国王的某项税收敕令需要在该省推行时，波尔多高等法院扮演着关键的审核角色。正是这段在法院中的经历，使孟德斯鸠深入了解了法国地方政治的运作机制，也为他日后思考“法的精神”积累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

1714 年，孟德斯鸠被任命为波尔多高等法院的院长（président à mortier）。这个职位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分量极重——院长不仅主持日常司法事务，还负责在王室敕令颁布前进行登记与“谏诤”（remontrance），即以法院的名义向国王表达对某项政策的异议。这种制度性的制衡力量，虽然在绝对君主制的框架下已大幅萎缩，但仍然保留着一种古老的“中间权力”的记忆。当我们在《波斯人信札》中读到波斯人讨论“苏丹的权力是否应当受到限制”时，这背后折射的正是波尔多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对法国绝对君主制的隐性批判。

然而仕途的顺遂并未使孟德斯鸠满足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贵族法官。1721 年《波斯人信札》的匿名出版，标志着一位司法官员向文学与哲学领域的跨界转型。这部作品的成功使他获得了进入巴黎知识界的敲门砖。1728 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院士——这是法国最高荣誉的知识团体之一。同年，他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欧洲游历，访问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和低地国家，深入考察各地的政制与民情。这段游历为他后来写作《论法的精神》奠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的写作生涯始终在两条轨道上并行：一条是以法官身份撰写的技术性法学著作，另一条是以哲人身份从事的公共写作。《波斯人信札》属于后者，但它并非纯粹的虚构文学，而是带有明确的思想议程。1721 年的孟德斯鸠尚未写出《论法的精神》，但他已经在《波斯人信札》中埋下了日后系统阐发的种子——对不同政体的比较、对宗教功能的思考、对商业与道德关系的探索。这种思想的前瞻性，使得《波斯人信札》远不止是一部讽刺小说，而是一部披着书信体外衣的政治哲学著作。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把目光从孟德斯鸠个人转向他所身处的时代。18 世纪初的法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路易十四留下的绝对君主制遗产既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也是它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18 世纪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绝对君主制的危机

1689 年孟德斯鸠出生时，“太阳王”路易十四已经在位四十一年，这位统治法国长达七十二年的君主，几乎定义了一代人对于“君主制”的全部想象。路易十四的统治建立起一套精密的绝对君主制体系：他通过将贵族吸引到凡尔赛宫、提供荣誉与年金的方式，成功地将潜在的政治对手转化为宫廷中的宠臣；他建立了一个以财政总监为核心的官僚体系，负责向全国征收税款并执行国王的意志；他通过“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这句据传出自他口的宣言，宣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

然而这套体系在路易十四晚年已经显现出疲态。连年的战争——尤其是与英国、荷兰争夺海外霸权的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使得法国的财政濒临崩溃。1701 年，路易十四将他的孙子安茹的腓力推上西班牙王位，引发了欧洲列强的联合抵制。战争一直持续到 1714 年签订《乌得勒支和约》，法国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暴露了绝对君主制的结构性脆弱：当国王将过多资源投入对外战争而忽视内政时，整个国家的运转便会陷入危机。

1715 年 9 月 1 日，路易十四驾崩。继承王位的是他五岁的曾孙路易十五，实际权力落入摄政会议手中，而摄政会议的负责人是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勒·莫莱。这位摄政王与他的前任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格：他喜欢在巴黎的沙龙中与知识人交往，据说还资助过一些实验科学家和文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面对国库的亏空，摄政会议采取了一个极具争议的举措——由苏格兰冒险家约翰·劳（John Law）主导的“密西西比泡沫”。

约翰·劳是一位信奉“信用创造货币”的经济学家，他向摄政会议提议：与其向贵族和教会借钱，不如成立一家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用纸币购买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公司（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份。1716 年，法国皇家银行成立；1718 年，它转变为国家银行，开始大规模发行纸币。一时间，巴黎的股价飙升，人人都在谈论如何从股票中获利。然而到了 1720 年，这场泡沫最终破裂：纸币的发行量远超金银储备，公众开始怀疑纸币的价值，挤兑风潮随即爆发。约翰·劳仓皇出逃，数以万计的投资者倾家荡产。

“密西西比泡沫”对法国社会的冲击是深远的。它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更是一次信任危机：它暴露了绝对君主制在财政管理上的无能，也使得人们开始质疑旧制度的经济逻辑。在这个背景下，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对金融投机和货币问题的讽刺便有了具体的时代针对性。

让我们具体看看《波斯人信札》中涉及这些问题的段落。在第十二封信中，波斯人郁斯贝克向他的朋友纳基尔描述了法国宫廷的一次觐见场景：

> “我在宫廷里待了很长时间，却从未见过国王。那扇门总是关着，到处都是侍卫和仆从……我以为要见到苏丹（指国王）是不可能的。但后来我发现，国王并不是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人，而是那个操纵一切的人。”

这段话看似在描述觐见礼节的繁琐，实际上是在讽刺绝对君主制的运作方式——权力被层层官僚和宠臣所中介，国王的“亲在性”被制度化的宫廷礼仪所消解。这与摄政时期法国人对“真实权力何在”的焦虑形成了微妙的共鸣。

摄政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贵族的回归政治舞台。路易十四在位时，贵族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他们被邀请到凡尔赛宫，沉溺于奢华的宫廷生活，但被排除在真正的决策之外。摄政时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奥尔良公爵需要贵族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摄政地位，因此默许了贵族影响力的回升。然而这种回升并非制度性的，而更多是一种个人恩庇式的权力分享。它带来的不是宪政的进步，而是新的派系斗争和权力博弈。

在《波斯人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政治状态的复杂描绘。波斯人郁斯贝克惊讶地发现，法国贵族们谈论政治时热衷于宫廷阴谋和权力交易，却对“国家利益”这种抽象概念缺乏真正的认同感。这种观察折射出孟德斯鸠对法国贵族政治角色的双重态度：一方面，他本人就是贵族，对贵族的荣誉感和独立性抱有同情；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看到，法国贵族缺乏英国贵族那种通过议会参与政治的制度渠道，他们的政治能量只能以派系斗争的方式发泄出来。

理解了绝对君主制的内在矛盾，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孟德斯鸠选择了一种“外部视角”的叙事策略。在绝对君主制下，任何对政治的直接批评都可能招致审查甚至迫害。1660 年的《钟表商敕令》和 1701 年的出版审查制度，使得公开批评国王或批判时政成为高风险行为。孟德斯鸠需要一个“面具”，一个可以让他安全地表达异见的中介——波斯人的身份正是这样一个面具。通过波斯人的眼睛，法国的一切都变成了可以被审视的“他者”：宫廷的礼节、教会的影响、贵族的生活方式、巴黎市民的时尚……当法国人读着波斯人如何惊讶于法国人的种种“怪癖”时，他们也在不自觉地重新审视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制度与习俗。

启蒙时代的知识氛围：理性批判精神的兴起

如果说绝对君主制的危机为孟德斯鸠提供了写作《波斯人信札》的政治语境，那么启蒙时代的知识氛围则为他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论资源。启蒙运动（Lumières）是一个难以精确定义的历史现象，但它的核心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理性批判。18 世纪的欧洲知识人开始相信，人类理性有能力审视一切传统、权威和习俗，并判断它们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这种精神在英国有洛克和牛顿的遗产，在法国有笛卡尔的方法论革命，而在德国则有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传统。

孟德斯鸠的“外部视角”策略，与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知识潮流密切相关——这就是对“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重新思考。从霍布斯到洛克，从格劳秀斯到普芬道夫，政治哲学家们开始追问：如果我们把一切都暂时悬置——习俗、传统、政府、法律——那么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是什么？这种“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对不同社会的比较成为可能：你不再需要接受“我们的制度是唯一正确的”这一预设，而是可以问：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是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

正是这种比较的视角，使得“波斯人”作为一个叙事角色变得有意义。当郁斯贝克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审视法国时，他天然地带有一种“比较社会学”的视角。他注意到法国人对荣誉的重视与波斯人对荣誉的重视方式不同；他发现法国的婚姻制度与波斯的婚姻制度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他观察到基督教在欧洲的政治功能与伊斯兰教在波斯的政治功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者都是统治者用来控制臣民的工具。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激进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具体看一个例子。《波斯人信札》第三十七封信讨论了“土耳其后宫”的管理制度，郁斯贝克向他的波斯朋友描述了后宫的结构、规矩和日常运作。这封信表面上是在介绍东方习俗，实际上却在暗示一个更深层的政治哲学问题：权力的运作需要封闭的空间，需要将真实的决策过程隐藏在外在的礼节和仪式之后。无论是土耳其苏丹的后宫、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还是罗马教皇的教廷，权力结构的运作逻辑是相似的。这种分析方式，预示了后来福柯对“权力微观物理学”的研究。

启蒙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文人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的出现。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知识人网络，他们通过通信、期刊和书籍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巴黎的沙龙、伦敦的咖啡馆、阿姆斯特丹的出版业，共同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思想得以快速传播，批评意见得以公开表达，各种观念处于持续的竞争与辩论之中。

孟德斯鸠正是这个“文人共和国”的积极参与者。他在巴黎的沙龙中结识了同时代最杰出的知识人，包括历史学家伏尔泰、博物学家布丰、数学家达朗贝尔等。这些交往不仅拓宽了他的知识视野，也为《波斯人信札》的写作提供了素材。书中的许多段落在讨论法国社会时带有一种轻松的、带有讽刺意味的调侃口吻，这种口吻正是沙龙对话的文学化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18 世纪的法国出版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虽然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但“半匿名”写作和通过荷兰等外国渠道“走私”禁书的做法已经相当普遍。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的出版商专门为法国市场印刷禁书，这些书籍通过秘密渠道进入法国，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地下出版”网络。《波斯人信札》最初于 1721 年匿名出版，据说其印刷地点正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种出版策略既保护了作者，也使得批评性的作品得以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中流传。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使用波斯人作为叙事面具，并非孤立的文学发明。在他的前后左右，同时代的知识人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勒萨日（Lesage）在《吉尔·布拉斯》中使用西班牙人的视角来观察法国；斯威夫特（Swift）用格列佛的游记来讽刺英国社会；而达米扬（Damien）的伪作则试图通过伪造的“鞑靼可汗来信”来影响欧洲政治。这种“外部视角”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启蒙时代知识人的共同策略：在无法直接批评本国制度的情况下，借用外国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

《波斯人信札》的创作缘起：1721 年的出版背景

回到本书的核心问题：孟德斯鸠为何选择用波斯人的眼睛来观察欧洲？要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 1721 年的具体历史语境，以及《波斯人信札》出版前后法国社会的精神状态。

1721 年是一个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年份。摄政时期的混乱已经基本结束：约翰·劳的泡沫早已破裂，法国的财政在新的管理者手中逐渐趋于稳定；奥尔良公爵的摄政地位已经巩固，虽然他尚未正式加冕为摄政王，但实际权力已经牢牢掌握在他手中。然而这种稳定是脆弱的，它建立在权宜之计和利益交换之上，而非任何根本性的制度改革。法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失望与幻灭情绪：人们不再相信国王的仁慈可以带来良政，不再相信传统的神圣性可以保证制度的合理性。

正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中，《波斯人信札》应运而生。这部作品的第一版以两卷本的形式匿名出版，收录了大约一百四十封书信。据后来的研究者考证，这些书信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在数年的时间里陆续写成的。孟德斯鸠可能在 1717 年左右开始动笔，1720 年完成了大部分内容，1721 年最终定稿出版。

出版后，《波斯人信札》立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版在几个月内售罄，随后在一年内连续再版三次。1722 年，一个扩充版本增加了三十封信，使总数达到一百七十封。各种盗版和仿作也随之涌现，其中包括著名的“鞑靼可汗来信”——据称是来自中国的信件，实际上是反启蒙派的伪作，旨在讽刺《波斯人信札》中的批判精神。

为什么《波斯人信札》能够如此迅速地走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的题材新颖：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充满好奇，波斯、奥斯曼帝国、中国都是想象中的神秘他者。用波斯人的视角来观察欧洲，既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又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批评空间。其次，它的文风轻松：与后来启蒙哲人的大部头著作相比，《波斯人信札》的篇幅较短，文字俏皮，充满了机智的段子和讽刺的观察，适合在沙龙中朗读和讨论。第三，它的批评具有普遍性：虽然波斯人批评的是法国，但他们对法国人的讽刺同样可以应用于任何欧洲社会——这种普遍性使得作品具有了跨文化的共鸣。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个文本段落，以说明孟德斯鸠是如何运用“外部视角”的。在《波斯人信札》第十一封信中，郁斯贝克描述了他对法国国王的一次觐见：

> “陛下，”我对他说，“整个欧洲都惊讶于您的伟大……但我更惊讶的是，您的伟大并未使您骄傲。您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与我们交谈，让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在与世界的征服者说话。”国王听后微微一笑。我想，他大概已经对这种奉承习以为常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对法国国王的赞美，实际上却是辛辣的讽刺：郁斯贝克指出，国王对奉承的麻木本身就是一种问题——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所有的赞美，他便无法区分真诚与虚伪，也无法听到真正的批评。这种“赞美中的讽刺”技巧，正是通过波斯人的身份得以实现的：如果孟德斯鸠以自己的名义写这段话，它可能被理解为对国王的不敬；但当它出自一个“不懂法国规矩”的波斯人之口时，它便成了可以接受的观察。

类似的技巧在全书随处可见。波斯人郁斯贝克经常以天真的口吻提出问题，例如：“为什么法国的贵族不愿意工作？”“为什么法国的神职人员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为什么法国人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发动战争？”这些问题看似出于无知，实际上每一个都直指法国社会的痛点。而当法国读者试图向郁斯贝克解释这些制度时，他们往往发现自己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这些制度本身就缺乏合理的依据。

从创作技巧的角度看，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叙事框架。书信体本身具有碎片化的特征，每一封信都是对某个具体话题的即时反应，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孟德斯鸠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特征：他通过波斯人书信中的相互引用和回应，构建了一个“波斯社会”的幻觉。郁斯贝克与他的朋友黎基、后宫中的妻妾、远在波斯的家人形成了复杂的通信网络，这些信件之间的相互参照使得波斯世界获得了某种现实感。当郁斯贝克在某一封信中提到“正如我在上封信中告诉你的”，读者会自然地相信确实存在这样一封未被发表的信件。

更巧妙的是，孟德斯鸠在书信中穿插了一些“元叙事”的内容。例如，在某一封信中，郁斯贝克提到他收到了朋友的一封来信，信中对法国提出了批评；然后这封“批评法国的来信”被完整地引用在信中。这种嵌套结构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读者不确定自己读到的究竟是郁斯贝克自己的观点，还是他引用的别人的观点，或者是他引用的别人引用的观点。这种模糊性为孟德斯鸠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如果有人质疑书中的某个观点，他可以声称那只是波斯人引用的某个朋友的话，而非他自己的立场。

1721 年的出版背景还包含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法国社会对“东方”的浪漫化想象。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法国文化界掀起了一股“东方热”。勒·布朗（Le Brun）绘制了描绘土耳其后宫想象图的挂毯，绘画中出现了大量异域风情的题材。戏剧舞台上，波斯和土耳其的题材备受欢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人如彼加（Cureau de la Chambre）则试图从“气候”和“体质”的角度解释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孟德斯鸠的波斯人角色恰好迎合了公众的期待：读者想要看到他们想象中的波斯人——神秘的、感性的、对欧洲文明既羡慕又困惑的东方人。

然而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远非简单的文化刻板印象。他通过波斯人的视角揭示的不仅是法国社会的缺陷，也包括波斯（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自身的问题。在某些信件中，郁斯贝克反思了自己社会的落后与专制，表现出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这种双向的审视使得“外部视角”的运用变得更加复杂：它不仅是批评法国的工具，也是反思自身文明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信札》的成功并未立即为孟德斯鸠带来安全保障。1725 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他担心这部作品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审查官们总是后知后觉”。果然，1734 年《论法的精神》的出版引发了教会的正式谴责，而《波斯人信札》也在 1734 年被列入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这说明孟德斯鸠的担忧并非多余：尽管《波斯人信札》在出版时躲过了审查，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孟德斯鸠其他更具批判性的作品问世，教会和官方最终还是认定这部作品有害。

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数据来理解《波斯人信札》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力。1721 年到 1750 年间，这部作品的法文版再版了二十余次，并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在英国，《波斯人信札》的翻译本引发了知识界的广泛讨论，甚至影响了英国人对自身制度的反思。这种跨文化的传播表明，孟德斯鸠的“外部视角”策略击中了某种普遍的时代情绪：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普遍渴望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而波斯人的身份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眼光。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