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钟为何重响
第 1 章 残钟为何重响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刘鹗以"同情变法、营救志士"之罪流放新疆,次年病殁于迪化。一九〇七年,《老残游记》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伊始,署名"洪都百炼生"。百年之间,这部二十回未竟之作被反复刊印、节选、翻译、改编,进入各类文学史教科书与研究专著,却在学术评价的天平上始终称不上"重"。四大谴责小说的桂冠稳稳落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文明小史》头上,《老残游记》要么被划入"写实小说"的旁支,要么被归入"狭邪小说"或"侠义小说"的尾闾,要么干脆被处理成刘鹗个人经历的注脚。一部以小说艺术水准在晚清独占鳌头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学术叙述中何以长期处于"在场却失语"的地位?这个看似文学史编纂技术层面的问题,实则牵涉我们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整体判断、对"小说"这一文类在世纪之交所承担功能的理解,以及对刘鹗其人思想世界的认知深度。本章从《老残游记》在文学史叙述中的边缘命运出发,梳理鲁迅、胡适、阿英以来的研究范式,提出"重读"的方法论自觉,并交代全书的问题意识与结构安排。
第一节 谴责小说之外:一部作品的文学史待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对晚清小说的处理,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动作展开:命名。一旦某部作品被纳入某一命名之下,它便自动获得阐释入口、研究路径与价值定位;反过来,无法被既有命名整编的作品,则面临悬置甚至遗忘的危险。这一逻辑在四大谴责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鲁迅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一九二四年起陆续出版讲义,后定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该书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首次提出"谴责小说"这一概念,并将《官场现形记》置于源头位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文明小史》依次排列。鲁迅明确指出这类小说的共同特征:"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更或于国体有所指斥。"在这一谱系中,《老残游记》并未被纳入。鲁迅在同书中对《老残游记》另有专论,将其归入"清末之小说"一节,与《邻女语》《文明小史》《劫余灰》等并列,评价侧重"叙事状物"之工,而非"纠弹时政"之切。这一分类决定,直接塑造了此后近百年《老残游记》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它被视为一部艺术上有特色但社会批判性不足的作品,因而在"小说反映时代"的主流叙述框架内被边缘化。
谴责小说的经典化与《老残游记》的边缘化,几乎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阿英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史》延续并强化了鲁迅的分类法,虽未完全沿用"四大谴责小说"的说法,但通过章节安排与篇幅分配,事实上确立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晚清小说研究中的中心地位。阿英将《老残游记》置于"晚清小说之末流"或类似性质的评价框架中,认为其"思想迂阔"、"流于说教",虽肯定其描写技巧,但在整体文学史定位上将其处理为过渡性作品。此后数十年,各类文学史教科书多沿袭这一格局:四大谴责小说占据晚清小说叙述的核心位置,《老残游记》则以"片段式写实"或"山水散文笔法"的标签出现,扮演佐证"晚清小说艺术进步"的角色,而非独立的研究对象。
这一格局的形成,有深刻的学术与时代原因。从学术层面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小说研究深受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影响,评价标准以作品对社会的"反映"程度、对政治变革的"参与"程度为优先尺度。在这一尺度下,以揭露官场黑暗、批判社会丑态为主旨的谴责小说天然获得优势,而《老残游记》那种借游历之眼看尽人间病相、却不以激烈批判收尾的写法,难以被归入"进步文学"的序列。从时代背景看,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将晚清小说视为"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桥梁,其价值在于"预示了"或"孕育了"五四文学革命。谴责小说的社会批判指向与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立场构成隐性契合,而《老残游记》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对北拳南革并加批判的立场、对"清官"与"好官"之辨的深入追究,反而使它在简单的"反封建"框架中无所适从。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老残游记》本身的"难以归类"。这部作品糅合了游记、判词、议论、诗评、医案等多种文体要素,其叙事结构并非围绕单一社会问题展开,而是以主人公老残的游历为线索,串联起黄河决堤、曹州酷吏、玉贤故事、逸云逸云之辩、申子平桃花山访道、贾家十三口命案等看似互不相关的情节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指向一个独立的"文化病灶":吏治、暴力、理学、释道、命案、诗学。谴责小说则有明确的"病灶"指向——官场。《官场现形记》写官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商场与官场的合谋,《孽海花》写政治与外交,《文明小史》写维新与守旧。读者与研究者可以迅速抓住每部作品的核心议题,进而将其纳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解释框架。《老残游记》的"散点透视"结构,使其难以被简化为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回应,从而在以"问题—回应"为基本叙事模式的文学史叙述中处于不利位置。
这种边缘化并非全然否定。《老残游记》在艺术技巧层面获得的评价其实相当高——鲁迅称其"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胡适赞其描写能力"为前人所不及"。但高评价与高地位之间存在落差:文学史可以承认一部作品的局部精彩,却未必给它独立章节的位置。研究者可以从《老残游记》中截取"大明湖听书"、"黄河凌汛"、"桃花山论道"等片段,作为晚清小说艺术进步的例证,却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事件"来对待。这种"片段化征用"的命运,与谴责小说的"整体化经典"形成鲜明对比,也提示我们:重读《老残游记》的首要工作,是把它从征用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独立文本的存在。
第二节 鲁迅的判断与其未竟之问
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评价散见于《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零星文字中,看似简短,实则触及了作品的核心张力。一个常被引用却鲜被深入分析的判断是:"《老残游记》……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历,以见世情,如讥弹清官之害,然描写之手段,已较前小说为进步矣。"短短数语,内含三个判断:其一,作品以"游历"为结构,功能是"以见世情";其二,核心批判指向"清官之害",而非"官场黑暗";其三,艺术上"较前小说为进步"。三个判断之间存在微妙的不平衡——前两个属于内容判断,后一个属于形式判断;而鲁迅显然更看重第三个。
这一不平衡可以从鲁迅的整体文学史观得到解释。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始终将"艺术形式的演进"作为评估小说的核心尺度。从汉魏六朝的粗陈梗概,到唐传奇的"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再到宋元话本的"描写宛曲",每一阶段的文学史价值都以叙事艺术的精进程度为标尺。鲁迅将《老残游记》判定为"较前小说为进步",正是基于这一尺度。但他对作品"内容"的评价则相对克制——"讥弹清官之害"被作为主要特征标出,却没有像评价《官场现形记》时那样给出强烈的政治判断。这种克制本身即包含一种判断的犹豫:对《老残游记》而言,简单的内容归类是不充分的。
鲁迅的犹豫在另一处更为明显。他评价《官场现形记》时使用"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这类带有强烈价值色彩的措辞,评价《老残游记》时则使用"借……以见世情"这种相对中性的结构分析语。措辞的差异背后,是鲁迅对两部作品不同性质的体认:谴责小说是"武器",《老残游记》是"眼睛"。武器有明确的攻击对象,眼睛则只是观看。中性语态的使用,可能并非回避判断,而是承认《老残游记》的复杂性超出了"谴责"框架所能容纳的范围。
这一复杂性集中体现于作品对"清官"的批判。《老残游记》自第十四回起,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集中书写"清官之害",塑造了玉贤、刚弼两个"清官"形象。玉贤在曹州府不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刚弼在齐河县审案,凭主观推断草菅人命。这两个形象颠覆了传统文学中"清官"的政治正确性,延续了《聊斋志异·胭脂》《阅微草堂笔记》中偶有触及的"清官未必好"的思考脉络,但规模和深度远超前人。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批判"清官"的同时,并不转向对"贪官"的同情,而是进一步追问:为何"清官"会演变为酷吏?其根源在于"清官"自身所携带的"名教"逻辑——急于做成"清官"之名,便不惜以"残忍"为手段,以为民除害之名行戕害民众之实。这一批判指向"名"与"实"的关系,指向道德主义政治所内含的暴力倾向,其思想深度已经溢出了"谴责小说"所能承载的容量。
然而鲁迅并未就此展开。文学史家的任务在于勾勒脉络、设立坐标,不在于穷尽作品的阐释空间。鲁迅完成了他的命名工作,留下了大量未竟之问:《老残游记》对"清官"的批判究竟指向何种政治哲学?其"游历"结构与思想内容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作品中的"作者"——洪都百炼生——与叙事者"老残"之间是何种关系?刘鹗本人的思想资源,如太谷学派、阳明心学、佛老之学,在文本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问题构成了"重读"的起点。
第三节 重读的方法论自觉:文本、作家、思想的三重维度
面对一部被反复征用却未被充分阐释的作品,重读的方法论自觉显得尤为必要。所谓"重读",并非简单的"再读一遍",而是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框架,回到文本的肌理之中,发掘被既有研究范式遮蔽的层次。本书提出从三个维度进入《老残游记》:文本肌理、作家精神、思想谱系。
文本肌理的维度要求我们把《老残游记》当作一个"文学事件"而非"社会文献"来对待。文学事件意味着作品首先是一个自足的语言艺术存在,其意义在文本内部的修辞、结构、意象、声音中生成,而非在外部社会现实的简单对应中派生。具体到《老残游记》,文本肌理层面的问题包括: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机制——全书以老残为视角人物,但叙述声音频繁切换,究竟构成何种叙事伦理?景物描写在叙事结构中承担何种功能?——以大明湖听书、黄河冰凌、桃花山月夜为例,这些段落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描写",它们构成独立的审美空间,与情节线形成张力。语言层面也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刘鹗的白话写作夹杂大量文言、方言、行业语,这种语言杂糅是有意为之还是时代局限?作品中的"评语"——刘鹗借老残之口直接发表议论的部分——究竟是叙事的必要组成部分还是结构性的赘疣?
作家精神的维度要求我们把刘鹗本人作为理解作品的关键入口。这一维度的必要性源于《老残游记》"自叙传"色彩极强的事实:老残的游历路线、医家身份、对时局的态度、对北拳南革的判断,在在指向刘鹗本人的生命经验与思想世界。但作家精神不等于作家生平的事实性还原,后者可能导致"传记式误读"——将作品等同于作家的注脚。本书所说的作家精神,是指刘鹗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时刻、面对特定精神困境的人,其人格结构、价值取向、情感模式的整体面貌。这一面貌在《老残游记》中以"老残"这一人物形象凝结,但又不等同于老残:老残是刘鹗精神世界的"面具",其背后是更深层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
作家精神的研究路径需要调动的资源远超小说文本本身。刘鹗留下的日记、书信、诗稿、文集——《铁云诗存》《铁云文集》《抱残守缺斋日记》残稿等——提供了小说之外的精神证据。此外,刘鹗的太谷学派师承关系、与罗振玉等友人的交往、参与洋务与赈务的实践活动、与戊戌变法的微妙关系,共同构成作家精神的现实底色。从这一底色出发,我们可以追问:刘鹗为何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江湖郎中"作为叙事者?这一形象选择与他的身份焦虑有何关联?他对"清官"的批判,与他本人参与洋务、试图"以技术救国"的实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精神张力?
思想谱系的维度要求我们将《老残游记》置于更广阔的思想史脉络中加以定位。晚清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儒学内部有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西学东渐带来器物、制度、观念三层冲击;佛老之学在士人精神世界中重新激活;各种民间教派与半宗教组织活跃于基层社会。刘鹗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复杂图景的折射。他师从太谷学派李光炘,这一学派被主流学术视为"异端",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他与罗振玉、吴大澂等学者交游,涉足甲骨收藏与金石学研究;他参与河工、赈务,与洋务派有密切接触;他在戊戌变法期间上书建议"借外债、修铁路",被保守派视为"汉奸"。这种多面的精神经历,在《老残游记》中留下了复杂的痕迹。
思想谱系维度的核心问题包括:刘鹗对儒学的态度究竟为何?他在桃花山论道一节借申子平之口阐发的"三教合一"思想,与太谷学派的关联究竟如何?他对"北拳南革"——义和团与维新/革命——的双重批判,其思想史坐标何在?他对西方技术与器物的推崇,与他的儒学信仰之间是否存在深层张力?这些问题无法在小说文本内部解决,必须借助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资源。
三个维度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一个由表及里的解释结构:文本肌理是入口,作家精神是中介,思想谱系是深层。这一结构在本书的具体章节中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第二至第六章集中处理文本肌理层面的问题,包括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景物描写、文体杂糅等;第七至第十章转向作家精神,展开刘鹗的生平、思想、人际网络、精神困境等;第十一至第十四章深入思想谱系,处理晚清思想格局中刘鹗的位置、太谷学派与阳明学的关系、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史意义、《老残游记》与现代性话语的复杂纠葛;第十五章作为全书的回响,讨论作品的传播史、海外译介、跨文化接受与当代意义。
第四节 全书结构与阅读路径
本书的结构安排遵循"由作品而作家、由作家而时代、由时代而当代"的基本路径,以《老残游记》的文本为圆心,层层向外扩展,最终回到当下的接受语境。十五章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承接关系,每一章的结论均为下一章的出发点。
第二章至第六章构成全书的第一板块,集中处理《老残游记》的文本内部问题。第二章从作品的历史生成入手,讨论《老残游记》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的具体语境,包括连载形式对叙事节奏与结构的影响、刘鹗在不同阶段的写作意图、中途辍笔的可能原因等。第三章聚焦作品的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分析"老残"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功能与局限,讨论第一人称叙事在晚清小说中的特殊形态。第四章处理人物形象谱系,从老残、翠环、逸云、申子平到玉贤、刚弼,分析刘鹗人物塑造的独特路径,特别是"反面人物"塑造中的复杂性。第五章讨论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与意境营造,这一议题在既往研究中虽有触及但远未充分——大明湖、黄河、桃花山、雪月之夜构成作品的"另一条线索",其意义远超"环境描写"。第六章处理作品的文体杂糅现象:小说中夹杂的诗论、医案、判词、书信、议论等,如何构成一个有机的文体生态?
第七章至第十章构成全书的第二板块,转向作家精神。第七章勾勒刘鹗的生平轨迹,从淮安盐商家庭出身到太谷学派门下,从山东河工到北京商务,从戊戌上书到流放新疆,试图在事实层面建立作家的基本时空坐标。第八章深入刘鹗的精神结构,讨论他作为"儒商"、"技术官僚"、"异端学者"、"落魄文人"的多重身份,以及这些身份之间的张力与整合。第九章处理刘鹗的人际网络,尤其是他与太谷学派的关系、与罗振玉等人的学术交往、与维新派的政治联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作家精神的外部框架。第十章处理刘鹗的精神困境与自我理解,讨论他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思想轨迹,以及《老残游记》作为他"精神遗嘱"的意义。
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构成全书的第三板块,进入思想谱系。第十一章勾勒晚清思想格局的整体面貌,从经学的内部裂变到西学的层层进入,从佛老之学的复兴到民间教派的活跃,为讨论刘鹗的思想位置提供背景。第十二章集中讨论太谷学派,梳理其思想渊源、核心主张、历史命运,以及刘鹗在其中的位置与贡献。第十三章处理《老残游记》与现代性话语的关系,讨论作品对"技术"、"制度"、"文明"等现代性概念的态度,以及其在"反思现代性"这一二十世纪全球思想议题中的潜在意义。第十四章讨论《老残游记》在"晚清文学现代性"中的位置,将其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其他文体形式进行比较,提出关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若干判断。
第十五章作为全书的回响,讨论《老残游记》的传播史、海外译介、跨文化接受与当代意义。这一章既是对全书问题的收束,也是向当代读者的敞开:一部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作品,如何在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中"仍然活着"?
本书的整体结构可图示如下:
```mermaid flowchart TD A[第 1 章 重读的方法论] --> B[文本肌理板块] B --> B1[第 2 章 历史生成] B --> B2[第 3 章 叙事视角与声音] B --> B3[第 4 章 人物谱系] B --> B4[第 5 章 景物与意境] B --> B5[第 6 章 文体杂糅] B1 --> C[作家精神板块] B2 --> C B3 --> C B4 --> C B5 --> C C --> C1[第 7 章 生平轨迹] C --> C2[第 8 章 精神结构] C --> C3[第 9 章 人际网络] C --> C4[第 10 章 精神困境] C1 --> D[思想谱系板块] C2 --> D C3 --> D C4 --> D D --> D1[第 11 章 晚清思想格局] D --> D2[第 12 章 太谷学派] D --> D3[第 13 章 现代性反思] D --> D4[第 14 章 文学现代性] D1 --> E[第 15 章 回响:传播与接受] D2 --> E D3 --> E D4 --> E ```
阅读本书可以遵循两条路径:一是依序阅读,沿着章节的逻辑递进逐步深入;二是选择性阅读,根据读者的特定关切跳读。例如,关心叙事艺术的读者可以重点阅读第一板块;关心刘鹗生平的读者可以集中阅读第二板块;关心晚清思想史的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第三板块。但作者建议,完整的阅读体验会带来更深的理解,因为三个板块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相互照应关系——没有文本肌理的细读,作家精神的研究容易流于传记式;没有作家精神的把握,思想谱系的分析容易沦为概念游戏。
本书的学术定位介于文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介于考据与阐释之间,介于专业研究与公众阅读之间。它不试图取代既有的《老残游记》研究,而是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框架与解释路径。具体而言,本书的学术对话对象包括:阿英《晚清小说史》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刘德隆等整理的《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严家炎、郑方坤等关于晚清小说的专题研究;海外汉学界如 Perry Link、Andrew Plaks 等关于晚清小说的英文研究;以及太谷学派研究、晚清思想史研究的既有成果。本书的写作力求站在这些研究的肩膀上,同时避免简单沿袭其范式。
第五节 残钟何以犹响:一个未完成的问题
回到本章开篇的问题:在晚清小说研究已蔚为大观的今天,为何仍需重读《老残游记》?
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可能停留在"它很重要"或"它很有价值"这样的断言层面。重读的必要性必须由作品本身的"未完成性"来证明。一部作品之所以需要被重读,不是因为它被忽视了,恰恰是因为它被以某种方式"使用"过,而这种使用遮蔽了它更深的意义。 《老残游记》在二十世纪文学史叙述中所经历的"片段化征用",正是一种遮蔽:它被作为晚清小说艺术进步的例证、被作为研究晚清社会的文献、被作为理解刘鹗生平的素材,但很少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事件"被对待。这种征用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既有研究范式的局限。
重读《老残游记》的意义因此可以初步界定为三个层面。第一,文学层面:恢复作品作为独立文学存在的尊严,发掘其在叙事、人物、语言、意境、文体等方面的未被充分认识的价值。第二,思想层面:挖掘作品中所包